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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妈妈去战斗——“双枪老太婆”邓惠中烈士的故事
发表时间:2016-07-05    来源:光明日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作者:邓叶芸/讲述 樊希安 石丽侠/采访整理

  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真实版的“潘冬子”(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经典形象),但她却是个女娃子,名叫邓叶芸。邓叶芸的母亲邓惠中是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人物原型。1949年11月27日,母亲邓惠中和二哥邓诚在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害。在母亲信念的感召下,邓叶芸也早早投身革命事业,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五周年前夕,我们采访了为党的事业终生奋斗的邓叶芸老人,年逾八旬的她满怀激情地讲述了妈妈邓惠中烈士的感人事迹,以及在其影响教育下成长进步的经历。

  

敬 爱

  1949年11月27日,当黎明的曙光即将照亮雾气朦胧的山城重庆时,“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里响起了罪恶的枪声,国民党特务的子弹夺走了300多名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生命。我的妈妈邓惠中和二哥邓诚就是在这次屠杀中壮烈牺牲的。

  60多年岁月流逝,随着新中国的兴旺强盛,人民生活日益幸福,我对妈妈、二哥以及无数革命先烈的怀念和崇敬之情也与日俱增。

  新中国成立以后,杨益言、罗广斌合著的长篇小说《红岩》曾使多少读者感慨唏嘘。其中,那个疾恶如仇、手使双枪、一举击毙叛徒甫志高的“双枪老太婆”,给读者的印象尤深。1983年,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有‘双枪老太婆’之称的邓惠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消息后,朋友们奔走相告。

  许多人好奇地问我:你妈妈是怎样投身革命的?她真会使双枪吗?华子良是不是你父亲?一连串的问题表明了世人对母亲的钦佩,他们渴望知道“双枪老太婆”更多的传奇故事。

  我要坦率地告诉大家,我的妈妈邓惠中在送丈夫到延安参加抗日后,自己很快参加了党组织,又在解放战争期间,带着自己的儿子邓诚去组织著名的华蓥山起义,虽会使双枪,但本事不及小说中的“双枪老太婆”。华子良也不是我父亲。

  小说是允许在反映真实的基础上,对典型形象进行加工润色的,而且可以综合许多生活原型的优点于一个人物。可是,给人物写传记是需要真实无误的,对人物虽可浓彩细描,但必须是真实的面貌。

  妈妈的经历虽然不是那样富于传奇色彩,但是,她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际,她能挺身而出,奉献自己的丈夫,奉献自己的子女,奉献自己毕生精力和生命来拯救国家。她是一个有理想,有魄力,不怕吃苦,勇于牺牲的共产主义战士。

  我敬爱我的妈妈。

  我是家中的幸存者,亲眼看见妈妈在努力做这一切的时候是多么不容易。1938年,妈妈送爸爸到延安后,自己靠着做小学教员的微薄工资养活一家四口。抗战胜利后,她一面做党的地下工作,一面抚养我们兄妹三人,使我们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信 仰

  妈妈本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是党组织的教育才使她成长为一名革命者,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妈妈闹革命那阵儿,我还小,有许多事还不懂,对她的所做所为了解也不够深刻。

  妈妈牺牲后,我才了解了她大量的英勇事迹,我深知,妈妈热爱党,忠于党,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优秀共产党员。

  我印象深刻的有这么几件事——

  抗战开始后,妈妈所在的四川岳池县党组织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村,放在对农民的宣传鼓动上,进一步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决定选派一批有合法身份、能力强的同志到农村工作。妈妈主动报了名,说自己生长在农村,对农民比较熟悉,可以用小学教师的合法身份作掩护,便于开展工作,却只字未提家中的困难。组织上同意了她的要求,派她到华蓥山下阳和场一个偏僻的山村,从事宣传农运和妇女工作。

  妈妈住在一个破庙里,庙修在山下岩洞中,山水渗下来,洇湿了墙壁,被子潮乎乎的,她长了大片的疥疮。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妈妈四处点燃火种,激发了群众的抗战热情,为日后华蓥山武装暴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妈妈下乡后,平时很少和我们见面,只有过年的几天才回县城的家。三个无娘管的孩子生活十分困难,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天天瘦下去,邻居们怜悯地说:“孩子们的脖子都像磨盘芯了,妈妈干啥去了?怎么还不回来呢?”我和两个哥哥也想不通,妈妈为什么偏要扔下我们到山沟里教书。

  一次,妈妈回来了,我实在憋不住,把心里话掏了出来:“妈妈,你为什么不照看我们,为什么不回县城里来教书呢?”妈妈紧紧搂着我说:“孩子,妈妈也想你们啊!但是,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孩子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生活,为了救他们,也为了你们今后能过上幸福的日子,我只好暂时撇下你们,你们可要体谅妈妈呀!”

  华蓥山武装暴动开始前,为了筹集经费购买枪支弹药,妈妈变卖了部分家产。我们家本不富裕,变卖家产后就更一贫如洗了。那时,共产党员都是这样,县委书记蔡衣渠,军阀杨森的侄女、共产党员杨汉秀等,也都变卖了家产。

  妈妈对党的坚定信仰在其身陷囹圄后更是得到充分体现,无论敌人怎样严刑拷打,她都严守组织机密,绝不吐露半个字。无奈之下,审讯的特务头子用枪杀我二哥邓诚来威逼她招供。

  妈妈喜欢二哥,也希望儿子能活命,但她绝不会用组织的秘密去换取、用同志们的生命去换取。“收起你们那一套吧,我是不会和你们做交易的!”

  “我真弄不懂你们共产党人!”审讯的特务哀叹。是啊,敌人永远也不懂像妈妈这样的共产党人,不懂他们宁可掉脑袋,也要坚守自己的理想,不懂他们宁可失去一切也要保守机密,不懂他们在严重危及自己和亲人生命的关头也绝不背叛组织。

  

教 诲

  说到妈妈,我自然会想到我的二哥邓诚。参加华蓥山武装暴动失败被捕时,二哥才17岁,牺牲那年18岁。我特别怀念他,特别想念他。

  有人说,二哥是《红岩》中“华为”的人物原型,到底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多么希望二哥能像“华为”那样迎来胜利、迎来解放呀。

  二哥入党是在新三中学上学那会儿,他原名叫叶坼,入党时改名邓诚,表示对党和人民的忠诚。那时,组织关系都是单线联系,二哥入党妈妈并不知情。

  后来,妈妈知道了,紧紧搂住二哥说:“我们家又多了一个掉脑袋的。”二哥的未婚妻张淑珍,是妈妈的亲侄女,也被她发展成为共产党员。二哥和淑珍是革命伴侣,却没有等到成亲的那一天。

  二哥是在暴动期间送信的途中被捕的,先是关在岳池监狱,后来和妈妈一起被押解到渣滓洞监狱。被捕后,二哥坚贞不屈,多次受重刑,却什么也不讲,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

  二哥用一个年轻共产党员的生命实现了入党誓言,是一个同母亲一样有坚定信仰的人,是一个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人。

  我和大哥叶甲也从小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并先后入党,成为共产党员,这些都和妈妈的培育分不开。爸爸早年去延安,妈妈和几个孩子相依为命,她不仅把我们养大成人,还关心我们的成长进步,把我们引上了革命道路。

  抗战胜利后,妈妈从乡下回到城里江西馆教书,我们又生活在一起。那时,我在江西馆小学读书,二哥刚入新三中学,大哥则到重庆当了一段学徒,回来后辍学做工。

  妈妈经常鼓励我们要勤奋学习,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将来为劳苦大众服务,同时也注重在孩子幼小心灵中播下革命的种子。每当夜深人静,她就会把一本本当局禁读的进步书籍从咸菜坛子里拿出来,全家围在一盏小油灯下,兴致勃勃地读起来。

  大哥、二哥爱读大众哲学之类的理论书籍,我则对反映解放区生活的故事书着迷。那些故事书,有的描写县长如何关心放羊孩子的成长;有的写解放区干部没有架子,如何为当地群众做好事;有的写斗地主、分田地的新奇事;还有的写人民军队爱人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些故事把我带进一个崭新的天地,读起来爱不释手。

  妈妈对我们的教育总是循循善诱。有时,她会提出一些问题让子女讨论。有一次,妈妈让我们讨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不对?大哥当时在重庆当学徒,看到老板表现得很自私,认为这句话是对的;二哥说不全是那样的,新三中学的老师在关键时刻就能挺身而出,不怕杀头,就不自私;我说解放区的人就不自私。

  妈妈告诉我们,大哥说的自私的人就是地主、资本家。慢慢地,在她的影响教育下,我们逐渐明白,妈妈和那些不自私的伯伯、叔叔们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为了能让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妈妈还有意识地让我们为革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为伯伯、叔叔传送信件、带路、送饭。

  我们家是党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站,有同志来了,我们不等妈妈安排,便机灵地去门口放哨。看到有外人来,便远远地迎上去,大声地打招呼,说笑。屋里人得到信号后,不是装作打牌,就是装作摆“龙门阵”。外面人进来一看,也发现不出什么可疑的地方。

  那几年,设在我们家的秘密联络站从未遭到敌人破坏。在这里,没有一个同志被捕。我从小就会机灵地站岗放哨。说来惭愧,组织上把我参加革命的年龄确定为9岁,一些同志戏称我是流着鼻涕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这一切都离不开妈妈的教导。

  

牺 牲

  1948年农历八月初二晚上,妈妈化装回到家里,带来一个坏消息,二哥在执行任务途中被捕了。二哥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但一口咬定是去姑姑家祝寿。妈妈嘱咐我和大哥如果有人问起,也要照此说。当晚8点多钟,外面有人敲门,说是清查户口,妈妈从后门逃出。我跑去把门打开,冲进来十几个国民党兵,搜查了一阵,没有发现妈妈,就把大哥和我,还有刚才在这里和妈妈谈工作的张淑珍抓进了监狱。

  入狱的第二天晚上,两个国民党兵传我去审讯。他们用枪顶着我后背,经过黑森森的小道,走到县衙门后的参议院里。一进门就听到一阵惨叫,这分明是妈妈的声音啊!原来妈妈也被捕了!

  我拼命往里冲,一只大手却抓住我,把我推到旁边的一间屋子里。过了一会儿,才让我走进那间传出惨叫声的屋子,而此时,妈妈已经不在那里了。两个凶神恶煞般的家伙问我家里曾经来过什么人,我说家里只来过叔婶,他们说我不老实,便对我用了刑,用筷子使劲夹我的手指,顿时感觉手指就像断了似的。我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说。一个家伙见什么也问不出来,就把枪往桌子上一摔,吼道:“拉下去,和她妈妈、哥哥一起枪毙!”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两个国民党兵把我押进衙门府。一进门我就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妈妈。短短几天,她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白发苍苍,老了许多,但那双眼睛依然有神,没有丝毫畏惧。

  我扑到妈妈的怀里哭了起来,妈妈用手抚摸着我的后背,轻轻地说:“芸儿,不要哭,抬起头来……”特务说,要把我和妈妈转到另一个地方去,问我去不去。妈妈明白,所谓另一个地方指的是那里。我当然是想和妈妈在一起,但还没等我回答,妈妈就厉声喝道:“她还是个孩子,难道你们连个孩子都不放过吗?!”

  妈妈还想跟我说点什么,却被特务推推搡搡地押走了。

  这一幕竟成永别。

  经历着生离死别,我哭成了一团,但心里一直暗暗地唤着自己的名字:“叶芸呀,叶芸,你要为妈妈、二哥报仇,为他们争气呀!”当天下午,一个管监狱的士兵悄悄地交给我一张纸条,是妈妈写的,她说,棉衣已请表娘为我做好,今年过冬不用发愁了。还叫我好好生活,好好学习……

  我看着这张纸条,泪水又涌了出来。

  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听管监狱的人说,“邓老太婆”嘴硬得很,多少种刑都用了,就是不肯招供。她说:“共产党员多得很,全世界有,解放区更多,本地也有,我就是不告诉你们!”

  1949年11月底,家乡解放了,我们从牢笼中飞了出来,又回到江西馆。我多么盼望妈妈和二哥能回来呀。可是,从重庆传来消息,妈妈和二哥已在“中美合作所”被敌人杀害了。

  1950年初,我和大哥到汉口去看望久别的爸爸。十几年来日夜盼望的一天终于到了,我的心情异常激动。爸爸穿着一身灰布制服向我们走来,用他那深邃的目光,对着我看了好一会才轻轻地说:“芸儿,你长得多像妈妈呀!”

  这时,我不由地又想起了妈妈,想起了二哥,如果他们还活着,此刻全家团圆将是多么欢乐啊!泪水又一次夺眶而出。

  后来,爸爸向我们谈起他的经历。爸爸到延安后,上了军政大学,毕业后,组织派他到晋察冀敌后根据地打游击,还负责办油印小报。1949年,他随军南下,到了汉口,转业到武汉民政局工作。接着,我们又谈起了妈妈的情况,爸爸听后,感慨万千:“她经受酷刑的考验,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你们有这样一个好妈妈,值得自豪,更应该向她学习呀!”

  

继 承

  到汉口之后,我留在了父亲身边刻苦求学,争取多学本领为新中国服务,不辜负妈妈“好好生活,好好学习”的教诲。1952年,在组织的关怀下,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56年毕业后,我服从分配,先是在长春工农速成中学任教,后转到省实验中学,1962年又到农机学院,之后又被调到长春市第三中学,直到1990年离休。我像妈妈一样,在工作上时刻听从党的安排,当了一辈子老师,站了一辈子讲台,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在长春,我成了家,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如今在儿孙的簇拥下安度晚年。

  我大哥邓叶甲后改名邓永义,1948年7月考入岳池县立高级中学。武装暴动失败后,我和他同时被关进监狱,后又被送往合川集中营,同年11月随着革命的胜利,合川解放,我们恢复了自由。重获光明后,大哥先是在岳池县人民政府公安局工作,1950年随父亲到汉口,于5月考入武汉市行政学校公安大队任学员,毕业后成为一名公安战士,成绩优异,表现突出,随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被评为武汉市公安局先进工作者。1960年7月,不幸患病逝世。

  妈妈在渣滓洞牺牲之后,组织上因为资料信息不全,一些情况一时难以调查清楚,便暂时搁置,没有做“政治结”,这本来很正常,因为当时还有很多烈士等待甄别。

  但在“文革”中,江青污蔑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使妈妈也蒙受了不白之冤。那时,“叛徒”的传言到处乱飞,给我带来了巨大压力。但我内心坚信,她是我的好妈妈,也是党和人民的好女儿。虽然遭受不白之冤,但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她,于1983年追认她为烈士。

  1983年11月23日,我收到了一张邀我去参加重庆市各界人民纪念“一一·二七”烈士殉难34周年大会的请柬,一桩桩往事又涌上心头,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赶赴重庆。

  26日晚,重庆市长及各界领导,还有《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都来看望大家。我看到了韩子栋同志,《红岩》中“华子良”的人物原型。我赶过去紧紧握住他的手,仔细打量。此时的韩子栋已经70多岁了,很瘦,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说话声音也很洪亮。

  韩子栋说,他是虎口中的幸存者,非常怀念那些遇难的同志,这一次是专门从贵州赶来参加大会的。他还说,这次被追认为烈士的同志在九泉之下可以安心了,说着说着,他眼圈一红,热泪盈眶。

  第二天,隆重的纪念大会在烈士墓前召开。当我戴着白花缓步走入会场,望见烈士墓碑时,不禁感慨万千——是啊,无数革命先烈正是怀着这种敢于斗争、坚信革命必将胜利的大无畏精神抛头颅、洒热血。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种精神,这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从此,我就以宣传烈士事迹为己任。

  (责任编辑:陈蓉)

网站编辑:唐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