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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十六】拒绝与给予是一个高度
发表时间:2015-04-01    来源:《来去无尘——一位财政部长的生前事》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在吴老的观念中,车是公家的,只能用在公事上,至于待遇、等级,在他观念里很淡薄。

  吴老当了部长,照例可配备“红旗” 轿车,可是他不讲这一套,他说:“车,只要能跑就行了。为什么职务一变, 待遇也一定要变呢?”吴波平时坐的车,是辆机关用了很长时间的旧车,旧到经常修理。因为不上“档次”,到中南海开会,门卫常把他的车看作是工作人员的车,安排到别人的进完了再让他的车进,对此司机有情绪,而吴老却不以为然。这样的“看车待人”的多了,司机很难受,他对吴老说,堂堂财政部部长,就因为坐的车不上“档次”,就被安排在好车后面进门,这不公平!吴波说,为了排到前面进门,就换豪华车呀,早进晚进不一样吗?!司机听了吴老的话,心里还是不平衡,他便对财政部有关部门领导说了这个“看车待人”的现象,建议动员吴老还是换“红旗”轿车名副其实。服务部门领导再次做吴老工作,请他同意换“红旗”算了。吴老说,这车又不是不能坐,坐那么好的车,感觉也好不到哪里去,节省点钱吧。换车的事,再也没人敢提了。

  吴老不讲究待遇,不升级坐豪华车,看上去是件简朴的事,实际上不讲待遇的后面,是真切的朴实做人意识,是真切的平等意识,也是真切的平民意识。

  吴老长期养成一个习惯,即使因公外出开会,如果路程比较近,时间宽裕他也会步行,不用车。他对家里人要求也很严,从来不让家人使用公家的车。他告诉家人,家人没有享受公车的特权。儿子不准坐公车。老伴上班很远,上下班再远再累也坐公交车。一次,吴老去延安路过西安,一个孙女在西安外语学院读书,听说爷爷奶奶到了西安,十分想念,便跑来看望他们。回去时,吴老身边的工作人员想安排车送她回学校,两位老人坚决不同意。最后,老太太陪着孙女走了好远的路,目睹她上了公共汽车才返回。

  对自己的家人这么“苛刻”,可是吴老对别人,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却又十分体贴周到。他在人大财经委工作期间,遇到会议开得比较长,要在会议上吃饭时,也总要关照一下司机的吃饭问题。吴老不但在生活上关怀他们,对他们思想也非常关心。平时有时间,他也常和身边工作人员交流。一个曾经为吴老开车20年的司机师傅,就是在吴老的帮助和教育下,积极靠拢党组织,成为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他还多次给负责行政后勤管理的领导说,要多帮助那些思想上要求上进的工作人员,多教育、多培养他们。

  吴老的工资花得很特别。国家刚开始发行国库券时,没人买,吴老就动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买了国库券。以后,他每月的工资都必须有一部分买国库券。有人问吴老,您的工资开支的地方很多,还要帮助有困难的人,本来就很紧张,为什么还去买国库券呢?吴老说,国家有困难,带头买一点,也算离休了还能作贡献。

  “文革”后,中央发文规定,副部长级干部恢复每月保姆费补贴制度。文件送到吴老手里,吴老看后,没批示,先放了下来。秘书纳闷,吴老一般不压文件的,他为什么不在这份文件上签字?秘书后来才知道,他本人压根不想领这个钱。但他又犯难,自己不按规定执行,不享受这份待遇,又怕影响了其他部长领取,过了十多天才在文件上批了字,最后他还是同意领了。秘书把钱送给他时,他却吩咐把这个钱全部交党费。秘书理解吴老,也没有多说什么,把领到的保姆费如数交了党费。

  1978年春天,吴波带着税务调查组来到江苏省无锡市。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是从这里起步的。乡镇企业改变了当时中国农村一元化的经济结构,促进了农村经济向多元化多层次的方向发展。财政部门对这个新生事物采取什么样的税收政策,是吴老这次调研的重点。

  阳春三月的江南,已是桃红柳绿,莺飞草长。星期天,吴老提议去太湖看看,工作组的同志们都很高兴,认为这些天来,夜以继日地开座谈会、找人谈话、实地考察,实在太辛苦了,适当放松一下,缓口气,对完成调研任务,对年事已高的吴老身体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正要出发时,副省长、财政厅厅长和无锡市的书记、市长等都来了,要陪工作组同志游太湖。吴老一看这么多人陪着去,严肃地对大家说:“我是第一次来无锡,所以想去太湖看看,你们是江苏人,太湖对你们来说不知去多少次了。今天是星期日,谁家没有一点大事小情,你们何必再陪我们去逛太湖呢?我的意见,今天你们一个人陪我们去,人多了我有意见,那样,是你们逼我在办公室里过这个星期天。”大家听了吴老这番话,同意了他的意见。那天,只有市长一人陪吴老和工作组的同志游览了太湖。

  快到中午时,吴老提出要回招待所吃饭,市长解释说,太湖饭店已经准备好了,就在这里吃吧。吴老说,在这里吃,就吃便餐。走进太湖饭店,看到桌子上摆了好多菜,又犯了难,坐下吃吧影响不好;不吃吧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吃饭呢?大家感觉到,吴老是在心里七上八下的情绪下勉强吃完了这顿饭。当时国务院规定出差人员每天3餐付粮票1斤,款15元,饭后他让秘书给饭店付了5斤粮票和50元钱。后来吴波谈起这件事时说:“我付钱目的,就是不让饭店记我的账。”他对这种用公款招待吃喝不以为然,他认为作为一个财政部门的领导干部,要自觉遵守财经纪律,他不愿意在太湖饭店的账目上,留下有财政部领导在此吃喝的招待费用。

  吴波在财政部任职期间,出差到江西、福建、上海路过安徽,从不下车。为什么不下车?吴波是安徽人,老家的人希望他多到家乡看看,可吴波总是去得很少,即使有到安徽出差的任务,他都让给其他的副部长,一方面是避免别人说他与安徽有什么私人关系,再就是尽量避开为家乡人办私事。有一次,他到江西、上海调研,安徽的同志不知从哪个渠道听说吴老要来南方,给他秘书联系,请吴老路过安徽,停留住一晚。吴老对秘书说,绝对不行。车过安徽一车站,停车的时候,安徽某政府部门的同志摸到了车上,送的水果不收,要请吴波下车吃顿饭再走,吴波热情而坚定地拒绝了。安徽的同志当时很不理解,吴老平时不回老家,路过家乡既不收送上车的水果,也不下车吃顿饭,太不近人情了。后来安徽的同志才知道,吴老不是无情,他有意回避老乡关系,刻意坚守清廉正派是他的底线,而尽量不打扰地方的同志,不闹出“动静”,也是他的简朴生活的坚守。他对老乡的回避,对亲朋的回避,对好处的回避,使得裙带关系、地域观念等等,在他身上连蛛丝马迹都找不到。

  1980年4月,吴波刚从财政部长位上退下来,组织安排他去安徽黄山疗养院疗养一段时间,夫人同行。安徽省委老干部办公室,得知吴老回老家的消息,立即做接待准备工作。吴老是安徽泾县人,青年时期在宣城读书,后从事革命工作, 离开安徽已四五十年,从未回来过,安徽政府部门想好好安排一下吴老的此行,让吴老夫妇吃、住、行、玩舒适开心。

  吴老夫妇抵达合肥后,只有秘书一人陪同,吴老不让安排豪华饭店,只好安排下榻到了普通宾馆。次日,安排吴老夫妇参观游览合肥的包公祠、逍遥津公园等名胜古迹后,晚上由分管老干部工作的省委书记严佑民代表省委请吴老夫妇吃晚饭。严书记知道吴波是个生活一贯简朴的人,安排宴请的菜肴都是安徽特色菜,比较可口而简单。可第二天,吴老的秘书找到财政厅办公室副主任裴玉川,交了20元钱,说是昨晚的晚餐钱。裴主任向领导请示,吴老执意要交饭钱,这事怎么办好?裴主任的领导说,绝不能收,要向吴老解释,这顿饭不是财政厅请的, 是严书记代表张劲夫第一书记和省委请的。裴主任向吴老说明情况后,吴老仍坚持要他把钱收下,上交省里。无奈,裴主任只好收下,把20元餐费上交财务。

  随即安排吴老上黄山事宜,吴老提出要求说,一不准财政厅派人陪同,二不准派小汽车,要买长途汽车票或坐火车再换汽车走。这两条,弄得接待人员很为难。接待人员着急了,不遵照吴老的意见不好,照办了又太不近人情,安全也没有保障, 出了事怎么交待。搞接待的领导出面几次劝说, 吴老总算答应省财政厅里派一部面包车去黄山,但吴老又交待,厅长、处长不许陪同。没办法,他们只好安排预算处一名同志假装去徽州地区财政局出差,随车前往。这样,才算成行前往黄山疗养院。

  从合肥到黄山的路上,吴波同司机闲聊,他问司机,现在的汽油多少钱一公升,合肥到黄山多少公里路?司机告诉了他价格和公里数。司机和随从秘书胡华庭以为吴老是随便问问,没想到黄山后,吴老向胡华庭交待:他算了一下,从合肥到黄山,油车费消耗得一百元钱,你从我工资中拿出一百元作油费交给安徽省有关同志,办不好这件事,你就别回北京!胡秘书将吴老夫妇安顿后,回京途经合肥时,遵照吴老交待把一百元油费交给了省办公厅。省办公厅的同志做不了主,请示领导怎么办,办公厅领导只好交待下面,不收吴老会不高兴,那就收下吧。回到北京的胡秘书,没有及时告诉吴老交费的事,而吴老却记着此事。他顺便让人给胡秘书带了条子,问胡秘书汽车费交了没有?胡秘书立即向他汇报,告诉他已交了。 

  吴老在黄山疗养院期间,叮嘱有关人员,不许省财政厅和地区财政局派人看望,黄山管理局吕秋山局长给他送了一篮水果,他都谢绝收下。因吴老回京不再从合肥走,张劲夫从北京开会回合肥后,去黄山休息,顺便探望吴老。张劲夫私人掏钱请吴老夫妇吃一顿晚餐。一个月左右,吴老夫妇要结束疗养,先到芜湖再到宣城故乡看一下。黄山管理局吕局长要派车送吴老到芜湖,吴老又不同意,他提出坐长途汽车去,接待的同志只好让他乘长途汽车去芜湖。到芜湖,吴老又提出,不准安排高级宾馆,只好安排他住在芜湖普通宾馆。从芜湖到吴老老家宣城,还有很长一段路,需要坐车。吴老提出,不准芜湖市委派车送他去宣城,乘火车去,只好安排吴老夫妇坐火车。到了吴老老家宣城,吴老又提出要求,也不准安排高档饭店,住一般旅馆,不准层层人员陪同,更不要领导陪同,只有一名工作人员陪同就行。芜湖和宣城的领导只好遵照吴老的意见办事,接待简单,吃饭简单,住也简朴。吴老的简单、简朴,让地方的同志虽然不适应,一时难以接受,但感到接待吴老省心、省力,也让人温馨和感动。

  张劲夫在同人谈到这件事时,感慨地说,我们的干部都能像吴老这样公私分明,何愁党风不正,何愁执政能力不强!

  吴老自己省吃俭用,从不浪费一分钱。但只要知道哪里有需要资助的地方,就叫秘书去汇款。其实,吴老并不富裕。有一次吴老在书店看到了一部二十四史,很想买下来,但当时家里的钱不够,他自嘲地说真是一文钱难倒了英雄汉。后来过了好长时间,才把钱攒够了买了回来。后来,吴老把看完的二十四史,捐到了延安图书馆。吴老攒钱买书,他却替同院的司机老蔡家交了几十年的水、电、房费。吴老舍不得给自己花钱,却从不占公家一分钱便宜。吴老晚年耳朵不好,他儿子从外地退休回来后,给吴老花1万多块钱配一副助听器。秘书知道后要求拿到部里申请报销,吴老和儿子都坚决不让。

  吴老平时很少批评人,但因为一个筛子问题却批评了李克柱。李克柱是解放初期财政部办公厅工作人员,吴老住的是平房,有一个取暖锅炉。一天,吴老见到没有烧尽的煤渣,便叫人买个筛子,以便将筛下的煤渣再次利用。李克柱没有去买,而从部机关拿来个筛子。吴老知道后把李克柱批评了一顿:“我还买不起个筛子,不要占公家便宜!”

  在物资短缺时期,部里行政司为了给各司局搞点福利,经常分些比市场便宜的物品。每逢秘书给吴老送物品的时候,吴老就问:“这东西是哪儿来的?为什么这么便宜?”于是坚决按市场价格交钱。秘书收到多交的钱,又无处去交,很是为难。机关的同志知道吴老拒绝“福利”这样的东西,但难免有地方的领导给国家机关提供点紧俏和便宜物品,每当给吴老分配福利,有关人员很为难,给秘书做通工作,瞒着吴老,把东西送到他家,而家人却要问个究竟,不清楚的东西又不收。几次,找个理由送到了吴老家,吴老看到后,总要问个明白,秘书如实告诉,吴老就按市场价,让秘书把钱付了。每次送给吴老的“福利”,都要付钱,行政司感到吴老反对搞此类特殊的“福利”,也渐渐减少了给干部搞“福利”的次数。而那个时期,其他单位都给机关干部搞“福利”,有的还很频繁,吃喝用等物品应有尽有。不给机关干部搞“福利”,大家会有意见,行政司很为难。有一年过春节前,一些物品供应紧张,市场上很难买到,其他单位都给大家搞了“福利”,行政司就办了一批“福利”,机关每人一份。当秘书悄悄地把物品送到吴老家,而吴老还是发现了,他问秘书,物品是哪里来的?秘书说,每人一份年货,是福利。吴老照例让秘书按市场价算了账,从他工资中拿出这份“福利”钱,让交给行政司。这个钱,行政司没法入账,只好又交吴老的秘书“想办法”,吴老的秘书很为难,就把这个钱给了吴老做饭的鞠奶奶,让她买菜用,并告诉鞠奶奶,千万不要告诉吴老。后来,秘书每当听说机关发福利,都很头痛,总是躲着不去领。

  作为中央财政部长的吴波,没有出过国。他不是没有出国的机会,机会很多,却让给了别人。1980年组织曾安排他去美国访问,那时出一次国是很难得的事,时逢他准备要辞去财政部长职务,他说自己不工作了,还是让要接任财政部长的王丙乾去吧!虽然众人一再劝说,他还是把发给他的服装费退了,没有去。后来他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工作期间,又有一次人大组团出国考察,有他。吴老对有关人员说,他年龄大了,耳朵听力不好,眼患白内障,出去也听不到看不到什么,就让别人去吧。在他看来,自己年龄大,把机会让给别人,是实实在在的想法,而更主要的是,出国费用太高,国家不富裕,他舍不得花这笔钱,以致他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国。

  吴老躲着“一窝蜂”出国等“凑热闹”的事情,是舍不得花公家的钱,而实际上他自己也在收敛“享受”的事情,不喝酒,不抽烟,躲避所有的折腾钱和折腾别人的享乐,日常除了工作还是工作。而吴老不是没有嗜好,他的嗜好却很高雅,那是国粹京剧。他平时喜欢听,也喜欢唱,还几次登台表演过呢。吴老说,对京剧的爱好,受益大了,不仅能修身养性,还会让人心胸坦荡。事实上,吴老从喜爱的京剧里,悟到了许多人生的道理。

  吴老自己生活非常简朴,却经常给有困难的老战士、贫困人捐款,也多次给希望工程捐款。20世纪50年代初,吴波的老伴不在北京,每月发工资,吴老就请秘书帮他管钱。他的几任秘书都有一份记录了他要接济困难同志和亲朋的名单,秘书按吴老寄钱的名单地址逐个把钱寄出去。吴老的秘书曾和他住在一个院子里。秘书的房租水电费都是吴老从他工资中支付。

  直到他离休后,家乡的人有困难,只要给吴老写信,他就会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寄出去。几十年来,吴老很多次都给别人捐钱。他不愿给孩子们留下什么遗产。有一次,吴老让秘书给一个有困难的老战士寄钱,寄的数额不小,占了他一月工资的一半,秘书寄完钱,同吴老闲聊,聊到了存款的事上。秘书问吴老,别人都给孩子们存钱的,您总要给孩子们存点钱啊,将来他们有困难,也好宽松一点。吴老说,他在延安时就确立了一生不留财产的愿望,不给孩子们留存款,不留遗产,这个不会变;孩子们有他们的能力和生活,他们靠劳动能养活自己。

  吴老有个司机家在农村,困难时期他回了老家。有一天,他到财政部来找吴老。吴老当即接见,在他的办公室里待了一个小时。那人走后,吴老拿了个条子叮嘱秘书,给他寄去100元钱。他来北京是由于生活困难,请求帮助。后来听说,那位司机的老婆得知100元钱是丈夫向吴部长要的,她责怪丈夫,说他脸皮比城墙厚,怎想出来伸手向吴部长要钱!丈夫说,走投无路了才伸手;向谁要会给你?思来想去,只有吴部长会给……虽然他妻子责怪他,但他拿着吴老寄给他的100元钱,泪流满面,他不知道怎么感激吴老才好。他用这钱,应了急,给孩子看好了病。事后他说,吴老寄给他的钱,救了他孩子的命,是真正的救命钱。

  吴老接济、帮助有困难的人,自己却过得很节俭。20世纪50年代有一年过春节,秘书送回家的工资就只剩下了6元钱。吴老的工资到哪里去了?帮助了有困难的人。工资常常绝大部分帮了别人,他的生活过得往往很紧张,水果基本吃不上,穿戴更不讲究了。

  吴老平日着装朴素,不讲究穿戴,从部长办公室走出来,谁也看不出他是官。在家,他在别人的眼里,就是个平常老人。在北京西四住平房的时候,需要一位烧锅炉的师傅,房管处在河北请了一位姓宋的老同志来工作。吴老对他也很好,在吴老家工作了3年多,后来他老家有事走了。有一次老宋来到北京办事顺便来看望吴老,吴老很高兴,中午留下老宋在家里吃饭。老宋先是不肯,后经吴老热情挽留,老宋还是留下来了。吃饭的时候吴老让老宋坐到自己旁边。当时老宋不敢坐,吴老说没关系,坐吧!我们都是平等的。老宋说,太让他感动了,真没想到他一个农村来城里打工的老头,部长也不嫌弃他不干净,让他在家里吃饭,还让他坐在身边。这件事对吴老来说是很平常的小事,可感动了老宋一辈子。

  吴老的家里摆设极其简单,没有什么特别的家具,甚至家里连台照相机也拿不出来。有一次,有人前去家中看望吴老,想与吴波老俩口合影,吴老欣然答应。可是,谁曾想到领导的家中居然没有照相机,他们不得不返回,拿上相机,吴老也并没有因为觉得麻烦而拒绝他们,最终留下了一张难得的合影。

  吴老从不愿麻烦别人,就连理发也是如此。年岁大了,他也要上单位理发室来理发。秘书要让理发师来家里。可吴老不答应。他说理发师不是为他一人服务的,是为大家服务的。大家也拿他没办法。后来有一次,他来财政部理发,几个部领导知道后,专门停下会来看望他。吴老觉得耽误了他们的工作,这才在秘书的“鼓动”下,同意让人来家里给他理发。

  1986年,吴波80大寿。当时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怀着对吴老的敬仰与热爱,想给吴老祝寿,让他高兴高兴。他建议由他和几位副部长每人拿几十元,凑份子给吴老过生日,祝寿。王丙乾亲自和吴老商量,吴老却坚决不同意,他说:“这样吧,再过10年等到90岁时再说吧!”吴老这个主意一拿定,谁说都不行。到生日那一天,他怕大家还是要给他祝寿,早早就让老蔡开车到西郊去了。在公园里躲了大半天。

  吴老不让老部下、老朋友给他祝寿,不是不欢迎他们来家做客,他实在是不愿意让大家破费钱财,浪费时间,更主要的是他不喜欢形成“请客”、“祝寿”这样一种风气。他早已树立做无产者的观念,在他看来,生活过得清清淡淡,同事来往朴素简单,才是“真”,这些“热闹”和礼节,都是多余的。

  吴老离休后,财政部领导很关心吴老的生活,经常去看他,问他需要什么,或者提出给他改善生活条件的建议,他每次都拒绝了。王丙乾逢年过节去看望吴老,吴老总是那么和蔼,拉着他的手说:“人老了,什么事也不干,光吃不做,还给你们添麻烦。”那时他耳朵开始有点背,心静如水,只在家里看书读报,很少出门。王丙乾知道,他是不愿意麻烦人。

  他那“人老了,什么事也不干,光吃不做,还给你们添麻烦”的话,吴老不仅对财政部领导说,还经常给秘书说。了解吴老的秘书知道,这不是吴老的客气话,而是表达他满足和感恩情怀的话。吴老是位知足,也是位富有感恩心的人。 (来源:《来去无尘——一位财政部长的生前事》 宁新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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