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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九】他是一个“两头真”
发表时间:2015-04-01    来源:《来去无尘——一位财政部长的生前事》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胡绳有首诗,自谓“四十有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他说自己是一个“两头真”的革命者,并自勉:尘凡多变敢求真。吴波对胡绳“尘凡多变敢求真”追求“两头真”的自勉,深有同感。他说自己也属于一个“两头真”,从头到脚死认一个“真”;从年轻到老,面对当亡国奴的危险,冒险找共产党,真心抗日救国;面对复杂环境的疑惑和问题,真心反思,敢于担当,不当糊涂人。因而,说真话,做真事,成了吴波一生做人做事的风格。

  吴波追求“两头真”,实是追求真理。哪个是真理,真理在哪一边,他就认哪个,就站在哪一边。在文革期间盛行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说假话成为一种风气的环境下,吴波坚守说真话不说假话,不仅举步维艰,且要得罪人,很容易招来灾祸。他却不怕得罪人,不怕给自己招来灾祸,反而感到讲假话、做假事,比得罪人、招来灾祸还要不安。他说,做人说话,就要说真话,做真事,做真人,这是人的品格;做人高贵与贫贱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人的品格。从而他有了说话、做人、做事求真的操守。

  他从不怕得罪人,无论是部下、同事还是上级;做真事不做假事,说真话不说假话,无论是面临多大困境,不丢弃“真”字。吴波坚守“真”,自然是逆水行舟,从而遭受了不少不公正对待。而从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中,也检验了他的人格、人品。有些点滴事情,像是散落的珍珠,虽然很微小,却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1953年初修正税制中,财政部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税制修正方案,被认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并受到批评,吴波把责任全部承担下来。他没有发牢骚、没有怨言,依旧和往常一样埋头工作,直至逝世前,从未做过任何辩解。

  造反派批斗吴波,意在打倒李先念,吴波成了被打的先头“靶子”。造反派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对人做事气势汹汹,他们呵斥吴波,逼吴波交待问题,吴波沉默以对。造反派气焰一天比一天嚣张,他们在财政部到处搜寻材料,还要求吴波揭发李先念,被吴波断然拒绝。运动在不断升级,批斗也在升级,白天晚上轮番审问吴波,逼他揭发李先念问题。造反派污蔑他为走资派、反动权威,停止他工作,随时揪来批斗。造反派批斗他的方法很恶毒,打他耳光,不让他睡觉,用恶言恶语辱骂他。有一次,造反派白天批斗完吴波,深夜把他揪出又批斗。他们嚎叫般地逼问他,如若再不如实揭发李先念的罪行,就要采取最严厉的专政。最严厉的专政是什么?吴波当然清楚,就是关监狱。吴波无话。造反派朝他狠狠搧来一个耳光,打得他倒地好半天起不来,又一个造反派接着朝他又是一脚……他们强迫他爬起来。面对强暴手段,面对精神折磨,吴波铁骨铮铮,一点也不讨造反派的高兴,不说违心话,不推责任给别人,自始至终把所谓的错误扛在自己肩上 。

  20世纪50年代,在一次中央召开有各省各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上,财政部汇报了开展税收财务大检查的情况,吴波批评了一些地方瞒报收入和支出违规问题,客观地指出近两年财政还有赤字,需要采取措施来解决,不能忽视。结果引起一些同志的非议,说财政部吹冷风,泄干劲,怎么老说赤字啊!一时使得会议气氛很紧张。一些同志后来将这个情况反映给陈云,陈云看了吴波的发言稿后,说吴波讲得对嘛,一些人才把这件事放下。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财政部一位司长在外单位学习期间,因一时言语激烈,被外单位划为右派。吴波根据该同志一贯良好表现,本着对党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向外单位介绍情况,不避嫌疑,不怕牵连,提出不同的处理意见。他保护了干部,可有人说他是那个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后台”,吴波不理睬,仍然坚持对这位司长的看法。

  1958年“大跃进”中,全国刮起的“共产风”对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他针对各地财政大放卫星、虚增虚支等危害现象,汇集了大量实际材料,冒极大风险向中央如实反映存在的严重问题。那是一份内容详细的厚重材料。为了这个材料,吴波从财政工作的角度,调查了十几个省市,把财政经济放卫星的情况,作了如实的叙述与分析。当时有人替他着急,劝他千万不要写这样的反映材料,弄不好是要坐牢的。吴波也想到过这份材料一旦上纲上线,后果将非常严重。可他又想,财政工作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虚假,是害国害民,是要误大事的。他决意冒这个险,说真话,尽到一个财政干部的职责。他的材料报到了中央,后来虽然造反派把它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证,但吴波还是很从容地说,他说的是真话,你们怎么理解是你们的事。 

  在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机关职工蔬菜也要定量供应,为解决干部食堂的吃菜问题,有块闲地种了几年菜,后来蔬菜困难的问题解决了,就不再种菜,栽上了葡萄树。为给这块地建围栏,行政司做了一个投资200多元的插竹篱笆的预算,送到吴波部长那里,他看后批示说:“要重新计算一下,是插竹篱笆省钱还是拉铁丝网省钱?”经过重新测量计算,拉铁丝网比插竹篱笆节省20多元。吴波部长才批准这个预算。

  很快这件事在财政部传开了,有的同志认为,吴部长太小气了,相差20多元钱,还让行政司重新做个预算,岂不是小题大做吗?但吴部长认为,在财政部门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明白,中央财政工作事关大局,任何大手大脚的想法做法,都是不正确的。虽然财政部每年数千亿元的资金,但都是税务员们从纳税人那里几元几角甚至几分钱收上来的,是人民的血汗钱。吴波不厌其烦地对大家说,财政收入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就像涓涓细流汇成的大江大河,不能因为财政收入多了,就不认真计算,随意花钱。为国家富强,把账算准算细,节约每一元钱,应当是财政干部必须具备的素质。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事业经费拨款,都应当精打细算,绝不能大手大脚,更不能铺张浪费。要把一个钱当成两个钱用,少花钱多办事。

  1979年4月,党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力求通过调整当时严重失调的经济比例关系,把遭受“文革”破坏的经济尽快恢复起来。吴波紧紧抓住这个重要环节,不仅致力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提高投资效益,致力于增加发展农业和轻纺工业资金,致力于减轻农村税收负担与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而且指示财政部科研所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并以财政部经济问题调查组名义,编写了十多期《经济调研简报》,直接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中财委等单位,积极、如实地向中央反映当时存在的基建规模过大、国家财力不堪重负、盲目引进国外技术与设备等问题。经历过“文革”严酷政治斗争的财政部老干部们,对于吴波直言不讳地向中央反映情况的简报作法着实担心。担心的理由,不是反映了什么问题,而是反映的问题太具体,太直白,太尖锐,不仅直接指出部委的问题,还牵扯到中央领导。这样的情况反映,说的是真话,直话,实话,而得罪的可是预算部门和上级领导。参加调研和写作简报的几位老同志,劝吴波这样的简报触及部委,又关乎大领导,慎重考虑为好,否则有后患。吴波说,感谢对他的关心爱护;顾虑是有道理的,但不要怕,有后患他担当,做财政部长不能不说真话,不说真话就无法当财政部长,也无法干好财政工作。他还是冒得罪人的风险,把一期又一期简报,报到了中央。

  说真话,说直话,说实话,当然是要得罪人的。有人说吴波不讲“情面”,甚至提出了指责,但简报却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所反映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一些盲目花钱的做法得到纠正。虽然得罪了一些人,堵住的却是浪费的漏洞,吴波对大家说,要在管好钱和得罪人之间选择,他宁愿选择得罪人,也绝不放弃管好钱。

  1964年,在“四清”运动中,吴波带队在河北唐山市工作。一份文件上指出,某地基层干部1/3烂掉了,组织上要处理这些烂掉的干部。吴波了解到的情况,所谓干部1/3烂掉的断定,不实事求是。他感到有责任说真话,说实话,说直话。而说真话的后果会是什么?他当然清楚,会引火烧身。他没有顾及这么多,他要为自己见到的实情说实话,哪怕这个说实话的代价再大,也不能让自己内心不安。他对这个公社进行深入调查,用大量事实证明,当地基层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有问题的只是个别人。他写了否定这份文件说法的调研报告,如实向中央反映了情况。中央对吴波的情况反映很重视,纠正了那份文件的偏颇,保护了一批基层干部。

  吴波的求真,到了丝毫不马虎的程度,无论做一般工作,还是担任部长,研究问题,批阅公文,常常是夜以继日。夜以继日,不是效率不高,而是他太细了。每份文件、每个问题,不搞准确,不搞透彻绝不放过。特别是研究问题时,吴波细到了不自上而下搞几个回合的调研,不反反复复地研究和听取不同意见,就不提出方案的程度。

 

  

  北京西城区三里河的“老住户”财政部,机关至今挤在两种建筑的办公楼里。一幢北楼是建国初期修的,一幢南楼是十多年前修的。一个机关在一个胡同,却不在一个院子。还有后来成立的一些单位挤不进楼,分散住到了周围和其他地方。两幢楼的办公室也很紧张,大都几个人挤在一室,来了客人没地方坐。各地到财政部办事的人,没有几个不说,“财政部办公条件太挤了”、“财政部该建幢办公楼了!”是啊,太挤了,挤得像三里河的街,每个办公室满满当当的;早该建幢办公楼了,把分散的机关集中到一幢楼里多方便。

  盖幢财政部机关整体办公楼的呼声,历任部长都听到过,可为什么没有盖呢?是财政部没钱,还是国家不会同意?都不是。国家每年财政收入越来越多,拿点钱改善一下财政部的办公条件,应当不成问题。可是,财政部很多年都没有启动改善办公楼的计划,这是为什么?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财政部从吴波等老一辈财政人开始,就有了一个传统,艰苦朴素。虽然管着大把的钱,若要花在自己身上,就不会做这样的预算。二是国家用钱的地方太多,财政人虽管很多钱但深知国家的钱太少,这些有限的钱,真舍不得花。 

  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到来的时期。那时候,财政部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真武庙小区建家属宿舍,留下了一块空地,计划以后建礼堂。财政部有几百人,每次开大会,都是借用其他单位的礼堂用,很不方便,从各方面考虑,建一个礼堂是应该的。部里正筹措建礼堂的时候,国务院发了一个通知,对有的单位讲排场、摆阔气,大建“楼堂馆所”提出批评。财政部在吴波同志主持下,主动取消了建礼堂的计划。

  这简朴的风格的形成,与吴波简朴作风影响有很大关系。

  吴波任部长期间,正是国家财力十分吃紧的时期,用钱的地方很多。他提倡财政部带头简朴工作、厉行节约。这就使得办公条件,在现有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挖掘潜能。那些买好车的建议,一次又一次被他压了下来。车子都是国管局配的,不许自己买新车。配的车子,本来都不是高档车,时间一长,都成了旧车,使得财政部没有一辆好车,一遇到去机场接送外宾的任务,司机班的同志就心里犯难。后来,财政部有关部门买了几辆奔驰车,他不仅在部机关全体党员大会上对此做了严肃批评,且自己还做了对有关部门管理教育不严的自我检查,还把买回的几辆车全部上缴了国务院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在世人眼里,财政部长手握大权,掌管着国家的钱袋子,总不会把自己搞得太清苦吧?但吴波把自己的需求压缩到最低。当时,财政部的办公条件很艰苦,炎热夏天,没有空调,连电风扇也没有,部长也如此。酷热难耐的时候,也只能是一把扇子,一条湿毛巾。有个夏天异常热,办公室里像火炉烧烤的蒸笼,热得人大汗淋漓,很多人都中暑了。吴波年龄大,身体弱,酷暑使他吃不下,睡不好,工作又累,人很快消瘦了。

  办公条件太差,总务处要给吴波配电风扇,吴波告诉工作人员不要。总务处长报告吴波,电风扇已选好了,价格很优惠,就买一台吧?吴波坚持不要。面对酷暑,大家对此不理解,这么热的天,年轻人还好说,像吴老这么年龄大的人,配一台电风扇理所当然,不仅有利于工作,也有利于身体。吴波说,这个苦,他能吃得了,可这个头他不能带。财政部机关如果每个办公室配一台电风扇,全机关得多少?财政部带了这个头,其他部门每个办公室都配一台电风扇,那是多少台,会花国家多少钱;不是宁要吃这个苦,而是没地方开支这么大一笔买电风扇的钱。吴老的清苦,大家理解,为国家节省钱,财政部首当其冲。

  吴波的简朴,走出家门和办公室也一样。1957年,他到上海搞税制改革调查研究。由于时间较长,上海饭店的房价又高,他提出局级干部俩人住一个房间,秘书住一小间,节省了开支。1976年,吴波为摸清“文革”后地方财政的实际情况,决定亲自作一次调查研究。到第一站山东时,发现5部小轿车一字排开,几位处长在车旁等候。吴波严肃地说:“只要一个人陪同,去辆面包车,小车一辆也不要。”在他的坚持下,吴波和工作人员同乘一部面包车开始了对山东的调研。一个星期后,他一行乘火车到了泰安,接待人员让他乘坐红旗牌轿车,被吴老婉言谢绝。他硬是和大家一起,挤在一辆北京吉普车里。

  这样的事例,财政部的同志能讲出许多。

  财政部的人了解吴波,这样坚守简朴的生活习惯,不是做给谁看的,也不是给自己脸上贴金,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在吴波看来,当财政部长的如果稍有不节俭,铺张浪费之风就会蔓延,社会风气就会随之变坏;相反,节省下来的钱,却可以帮助群众或有困难的职工,是一举两得。吴波是个真实得容不下半点虚假的人。

 

  

  吴波追求的是真,做真实的人是他无法改变的习惯。

  生活中吴波是一个极其平凡与普通的人,是位可亲可爱的长者。财政部干部对吴老的朴素、可亲、可敬,有着太多的赞美。当中国财政杂志社退休干部刘凤桐回忆起吴老时,话语中包含着深深的感动。他说,想起吴老,让他感到庆幸的是, 离休后的吴老以普通党员的身份,走入他们中间,是那样的朴实而令人钦佩。

  刘凤桐说,那是当年吴老在卸任部长之后, 有一段时间编入他们党小组, 当时刘凤桐是党小组长,吴老来时,他心里既高兴又不安。高兴的是, 能与老部长坐在一起过组织生活, 可以面对面地谈心、聆听意见和教诲, 直接感受老前辈的风范;不安的是, 吴老资历深、地位高、水平高, 与他们这些参加工作没几年的年轻人在一起, 总感觉反差太大, 心情拘谨, 不知所措。 当吴老和他们第一次过组织生活时,他之前所有的顾虑都顿时消失了。吴老举止慈祥, 神态平和, 轻声慢语, 和他们一样地发言。让他感觉, 静坐在椅子上的老领导只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

  吴老的发言他虽然大多记不起来了, 但有些话和事还在他脑际间萦绕。刘凤桐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国家经济底子薄,财政规模小, 每年财政收入增长一般是四五十亿上下,有时略多些。改革开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各方面都想把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快一些, 这需要很多钱, 于是焦点集中到财政部, 一度出现所谓“积极预算” 的说法。意思是安排年度预算时应该把支出盘子打高, 收入缺口想办法在预算执行中“积极” 填平。这实质是赤字预算,当时财政经济很难承受, 风险很大。在一次党小组会上,人们热烈议论着。吴老像是说给人听又像自言自语地轻声说:“要是一年增收200亿就好了。” 声音轻微,不知别人听到没有, 他清楚地听到了。蓦地, 他感到自己的心像突然被撞击了一下, 深深感到这位离任的老领导对财政工作依然那样的忧虑、期盼和无奈, 仿佛听到了那颗永难释怀的拳拳之心对财政工作的深切祝福。

  当时的党小组会, 因为种种原因, 有时能按时开,有时不能按时开, 有时干脆是临时安排的。吴老年岁大,身体又不太好, 他的家离部机关又比较远, 有时开党小组会就没通知他参加。后来他知道了, 就通过秘书传过话来,以后开党小组会议一定要通知他。当吴老再来参加会议的时候, 刘凤桐就向他解释。吴老平静慈祥地表示谢谢, 然后说,参加组织生活是党员应该遵守的组织纪律,开会一定要通知他, 他若身体不好或有什么事不能来, 再向组织请假。刘凤桐心里很惭愧, 敬佩地接受了他的意见。

  刘凤桐是党小组长, 党费当然由他来收。吴老的党费每次都由秘书按时代交。有一次, 刘凤桐发现吴老交的党费多了好几十块钱, 便问吴老的秘书是怎么回事。秘书说,这是按国家规定给老干部请保姆的补贴, 吴老不要, 让交党费。刘凤桐问怎么不要。秘书说, 吴老说请保姆是为了照顾自己, 自己工资又高, 请保姆的钱应该自己出。刘凤桐只能收下。刘凤桐想, 这是国家规定的待遇, 享受无可非议,可吴老却做了这样的处理……

  吴老对自己要求严格, 对部机关作风也严得如丝一般细。有一年部里买了几辆“ 奔驰” 轿车, 当时听说是通过外事口买的二手车, 因此车好价格也便宜, 按说也不是大问题。但知道其情的, 自然能理解;而不知道情况的, 一看数辆高级轿车出入财政部机关, 其影响可想而知。吴老知道这件事情后, 在三里河工人俱乐部里召开的一次部机关全体党员大会上,对此事提出了批评。

  会散了, 返回部机关的路上, 人们边走边议论着。有的人好心地说, 吴老也真是的,自己一身清廉,也离任了,还管这事干什么?叫人家不爱听, 白得罪人。也有的说, 吴老讲得好, 应该批评。到底是财政部, 几十年形成了好风气, 吴老谆谆告诫后, 没多久,这事就妥善解决了。

 

  

  “吴老关心同志们进步和业务水平的提高,采取的办法是言传身教,再就是组织大家学习,或送往学校深造。如有机会,就带一些同志参加高层次会议,或拜访领导同志,使之见世面,受熏陶,这种办法很奏效。”王丙乾说,吴老对他很关心,特别是政治上的关心。他担任财政部部长时,比较起来还年轻。有一次河北省报刊上登了一篇题为“一个年轻干部当了部长”的文章,大加赞扬。有同志问吴老,财政部的报刊上登不登?吴波说,少宣传,多做事,并把此事亲自告知他,对他关爱有加,使他深受感动。1985年,秘书姚文刚陪吴老去陕西出差,写了一篇“吴波同志二三事”,登在《中办通报》上,后被《人民日报》转载。吴老知道后,说了他整整一个星期,不让他以后再登类似的东西。

  王丙乾回忆说,1980年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姚依林告诉他,吴老准备退下来,中央决定由他当财政部长,要在即将召开的人大会议上作预算报告,并出席世行年会。这个决定出乎他的意料,当即请姚依林建议中央同意吴波在人大作一次预算报告,并出席世行年会。姚依林说,吴波为人你是知道的,他不会同意。

  吴老三起三落,屡遭不幸,蒙冤受害,却始终没有怨言。“面完达摩十年壁,换得金刚百炼身;今日灵山问证果,此身犹愧镜无尘”。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写下的这首诗,字里行间体现出一个人的坚定信念、广阔胸怀、远大理想和高尚情操。

  吴老凡是能给予他人及社会的,他都毫无保留地奉献;凡是他人或社会给予他的,他却毫不犹豫地推让。他像一支蜡烛,燃烧着自己,照亮了别人。 (来源:《来去无尘——一位财政部长的生前事》 宁新路著)

网站编辑:付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