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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七】沙洋农场养鱼翁
发表时间:2015-04-01    来源:《来去无尘——一位财政部长的生前事》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出湖北省沙洋县城,沿荆潜公路南行,拐上一条蜿蜒曲折却平坦的林中小径,便进入到一片高大茂密的树林深处。这里,就是原财政部沙洋“五七”干校指挥部旧址。走进旧址,院落依旧,红墙依旧,只是已不再有往昔的繁忙与热闹,不再有往昔的高歌和笑语。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棵棵葱郁参天的大柳树,一排排沧桑陈旧的普通瓦房,一道道高深神秘的红砖院墙。习习清风中,轻轻摇曳的树叶,似乎在细细倾诉着那段难忘岁月的悠悠情怀,倾诉着已经尘封的往日记忆……

  1969年,吴波和财政部的一些干部,被下放到湖北沙洋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下放到沙洋“五七干校”的人员中不乏政坛要人、文学巨匠、社会名流: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社会学家费孝通,中央统战部部长张执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黄火星、江文,公安部副部长胡之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克木,财政部项怀诚,“文坛祖母”冰心,作家冯亦代,画家周绍华,数学家罗声雄,社会活动家吴文藻,外交部副部长杨文昌,驻英国大使查培新,驻芬兰大使张直鉴,驻联合国副代表张义山,李宗仁先生的最后一位夫人胡友松,中国藏学研究奠基人于道泉,我国著名的刑事诉讼法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崔敏,中国藏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王尧、原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旺午、原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蒙美璐等。1969年2月25日,第一批学员抵达财政部沙洋“五七”干校。随后,财政部所属机关的干部职工及家属700多人相继从北京来到这里接受劳动锻炼。

  当时的“五七”干校是以劳动为主体,以改造思想为目的而设立的干部学校。财政部沙洋“五七”干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思想宣传队驻校军代表全面领导,干校总指挥由原财政部国防司司长付泽浩担任、副总指挥由原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田一农和原财政部公交司司长江习担任,下设政工组、专案组、基建组、食堂、学校等机构。干校将“五七”战士和知识青年分为五个连,一连至四连从事农业生产,五连为后勤连,从事基建和后勤服务工作。

  “五七”干校创建初期,学员们工作和生活的环境都非常艰苦。他们吃的是粗粮小菜,住的是在破旧不堪的瓦房里用稻草铺就的地铺,几十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为了改善住宿条件,干校学员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于1970年建起了20多栋红砖瓦房,成了家的学员都能分到一个单间。

  初到干校时,干农活虽然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但干校学员凭着一股冲天的干劲,在晴空烈日下挥洒辛勤的汗水,从不言苦。当时,财政部“五七”干校的5个连队种着2000多亩农田。由于有些沙板田土质太硬,插秧时学员们用手指根本就无法将秧插入泥土中,为了不让土地荒芜,他们便用竹签在秧田里插个洞,然后再插秧。虽然这样,他们的手指仍然被磨穿了皮,鲜血直流,但他们边劳动边唱歌,似乎一点也不觉得苦累。

  为了实现粮、油、肉、菜的自给自足,从没干过农活的学员们,一年到头都十分忙碌和劳累。农忙时节,学员们常常是清晨披星下田,晚上戴月收工,连饭都是炊事员送到田头后大家坐在田埂上吃的。虽然苦累,但每到收获的季节,看到自己亲手劳作换来的一袋袋黄灿灿的稻谷、一片片绿油油的蔬菜,学员们所有的劳累和烦恼便都烟消云散了。

  吴波是被审查的管制对象,但部里干部职工都很照顾他,鉴于当时的特殊环境,公开场合不便问候,背地里哪家做了点好吃的,都让家属悄悄地给吴老送上一份。在分配劳动时,考虑到他年老体弱,尽可能给予照顾安排得轻松一些。在沙洋六年吴波孤身一人,自己过去忙于工作,从不操持家务,个人的生活能力虽然低下,但吴老勤快,把衣服整理得干净,宿舍渐渐也打理得利落,看上去过得并不差。

  过连队生活,吴波被编在一个连,财政部办公厅处长张义斌当他连长。吴波没有什么不习惯。别人有点看不惯,财政部副部长成了被监管劳动改造的犯人。吴波却不以为然。他被编在二连,给他分配的活,一个是下面动的,是鱼塘;一个是不动的,是梨园。看着鱼塘里活蹦乱跳的鱼儿,也瞅着开花又结果的梨,与其说是接受改造,在他看来是田园生活的享受。吴波愿意做一个普通劳动者,有时见他背个筐捡牛粪;有时见他坐在鱼塘边上看书,夏天拿着一把大的芭蕉扇。在田埂上偶然碰上,财政部的干部总会让吴波先走,大家极其尊重这位老人。

  吴老看着鱼儿,瞅着梨树,看着书,又摇着芭蕉扇,在别人看来,他是悠哉游哉,其实他的心一点也没平静过,他在思考问题。在这悠哉游哉中,他思考了自己走过的路程,从漫漫的黑暗里寻找,到延安点燃心中的灯盏,到后来经历的风险、磨难,他感到自己坚守的“没有自我”,做一个真切的人的初衷,一路走来,不改变,不失真,虽然走得坎坷,也让他不平静,但他内心仍然坦然自若,他欣慰自己没有说过违心话,没有做过违心事。所以吴老的悠哉游哉,透着坚信,也透着安然。

  有了这样的心态,吴老不厌烦劳动。他尽可能多学些技能,把农活干得好一些。吴老后来劳动主要是看鱼塘,他看得很认真。而看鱼塘,得喂鱼。他不会喂,老农告诉他:到牛棚,让牛倌弄出牛粪,你拿筐装牛粪挑到田里,每天在鱼塘里洒三四遍就行了。但吴波不会挑担子,常常是一头轻一头沉的,挑得很费力,连长看不过去,就跟连里的人商量,能不能安排点别的事让他干?他们征求吴老意见,吴老提出可不可以去放鸭子。连长张义斌说:“放鸭子你不行。”吴波问:“我怎么放不成鸭子?”张义斌说:“放鸭子要跟着跑,你跟不上呀。你不能干那个。”张义斌想了想:“这样,你去看树林吧”。最后,吴波拿个小板凳去看树林了。树林有什么好看的,无非就是让他去休息,不需去干什么事。而看树林,也不是无事可干。树林经常遭到不法分子的砍伐,吴老听到有什么动静,不怕受到伤害,把行迹诡异的赶走,把砍树人逮住送队部处理。直到他离开沙洋,他极其认真地看好每棵树,不让一棵树无辜倒下。

  他看的这片树林,树长得越来越高大,林也越来越茂盛;他看的那个鱼塘,鱼越来越多,也越长越大。吴波在鱼塘喂鱼,在林子里打理树,思考问题,也与同事谈天说地。多少次,那些精神困惑不已的同事,到树林与他聊天,对他说,真不想活下去了,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到头啊?!吴老总是安慰他们说,不要失去信心,坚信这样的日子是暂时的……看着吴老时常乐呵呵的样子,也听着吴老的劝慰,跟他聊天的人,心里痛快多了。

  1972年的新年刚刚跨入,一天清晨,吴波和沙洋农场改造的干部们,在天空看到北飞而来的大雁,它们飞得很低,它们叫声很古怪,飞得很疲惫。这时,广播里传来让人撕心裂肺的消息,陈毅元帅去世了。陈毅是被迫害而死的。吴波和大家沉浸在痛苦当中。轻易不流泪的吴波,顿时泪流满面,他为国家失去这么好的元帅而痛心,也为那么多好人蒙冤受难而痛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将军不断被打倒。他们当中,有的发病含冤死去;有的被残酷地迫害致死;有的身心正在受着折磨;有些被下放劳动改造。

  吴波在为失去陈毅元帅而悲痛的同时,也有一件事,让他振奋,那就是林彪集团被粉碎,调查也尘埃落定。吴波感到,阴谋与迫害即将过去,水落石出的日子将要到来。

  北来的大雁,一群群飞来沙洋,飞得越来越优雅,叫声也越来越响亮。北京传来巨大喜讯,周恩来宣布,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以上干部政策;国务院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

  在不长的时间内,有175位将军相继获得平反。

  吴波和沙洋劳动改造的同志,感到群群大雁带来了大地的春天,他们的春天也快到了。

  两年后,上面来了指示,沙洋农场劳动改造的所有人,结束监管改造,回京等待分配工作。离开干校回北京前一夜,吴波几乎没有困意,深夜了,他想了很多。在沙洋,转眼六年了。时光匆匆,自己也年过五十。虽然逝去了为财政做很多事的时间,想来还有后面的岁月,尽管后面的岁月也不多了,但还可以做很多事。他感到自己还有很多不足,也有很多遗憾,更有很多愿望,他要努力完善它,实现它。那晚他写了首七绝:

  大梦醒来惊且呼,依然曳尾在泥涂。此身愿借汉江水,洗尽脓淤还好肤。

  喜经风雨见新图,大地春雷万物苏。好景无边寻未晚,太行王屋日荷锄。

  第二天清早,离开沙洋的车子已到,虽然车在等,而吴波却到鱼塘又喂了最后一次鱼,到树林看了看从树苗长成的参天大树,也深情地仰望了许久沙洋天地,情绪深沉地上车了。这已经是1972年的冬天了,虽已临春,北京仍然飘着雪花,寒风飕飕,吴波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的日子也是漫长的,落实政策、分配工作,还没有时间表,只是通知等待。这一等,又等了近四年,最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吴波才彻底得到平反,恢复工作。他又回到了财政部。

  吴波回到北京后,常常怀念沙洋的同事和那段时光。他翻出离别沙洋的前一夜写的那首诗,看了好几遍,不知是他感到留着它没有必要,还是写得不满意,他把原稿扔进了废纸篓。废纸篓里的东西,被装进麻袋要送去销毁,结果被一位在部长办公室当秘书的有心人捡了起来并悉心保存,才留到了今天。今天读来,依然倍感亲切。他这样一身清白、出淤泥而不染的人,在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之后,人格品德,已经修炼到纯粹的境界,还时时在警告自己,“依然曳尾在泥涂”,努力要借汉江水,洗尽脓淤,永葆活力和纯洁,还要面对两座大山,日日荷锄,挖山不止,显出吴老即使受到莫大的委屈,依然对人生怀着如许的热爱,在执着追求着生命的高度。 (来源:《来去无尘——一位财政部长的生前事》 宁新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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