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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六】绘在财政长河里的彩虹
发表时间:2015-04-01    来源:《来去无尘——一位财政部长的生前事》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新中国诞生前夕的一个清晨,一支特殊的队伍,带着办公用品,带着账本,带着财政文件档案,进入了北京,进驻到了三里河,日夜兼程地筹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这是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的队伍,他们与大批开进北京的华北人民政府的队伍一起,把办公室搬到即将确定的新中国首都办公。在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的队伍中,有位穿灰色的中山装,身材修长的中年人,一路不知疲劳地与预算部门的王丙乾等,交谈新中国成立后财政预算问题。他是那么年轻俊秀,英姿焕发,对未来肩负的使命,充满自信和活力。这个俊秀的干部,就是华北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吴波一路上急切地探讨这样那样的问题,因为他在对未来满怀喜悦的同时,也对未来肩负的使命而焦急。这是由于吴波清楚,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他同样也是来进京考试的。考试的题,是建立新中国财政的大题,没学过,太复杂,很棘手,考不好后果不堪设想。

  吴波那代财政人,遇到的这道大题,太难。新中国财政要在一片废墟上建立,留给国库的什么也没有,且新中国建设急需大笔钱。解好这道题,不是那么轻松的事。

  难题是想象不出来的。在旧中国留下且崩溃了的国民经济基础上建立的中国财政,像在一堆倒塌了的瓦砾上,建设高楼大厦。瓦砾没有一块是能用的,且瓦砾下面,方圆周围,是洪水遍地的荒田,还有危机四伏的陷阱和炸弹。

  新组建的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薄一波兼任部长,吴老也由原华北财政部副部长,改任新组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办公厅主任,后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吴波在原华北财政部的领导岗位上,研究与建立了华北的工商税收制度和公粮征收制度,经验丰富,就让他主管财经政策,包括财政、粮食、物资、税收等这些“重量级”政策的研究制定。薄老器重吴波,把财政部许多重大工作交给他主持,且直接向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领导汇报。新中国急需建立税收政策,吴波一个阶段的主要精力,便放在税收政策的确立和税制的创建上。 

  吴波明白,急需做的事情太多了,必须迅速了解社会现实情况。他立刻调研,而每到一个地方,问题之多,困难之大,让吴波夜夜难以入睡。这些问题对新政权来说,哪个不比天大:百业凋敝、生产萎缩;交通破坏严重,物流不畅;物资匮乏,市场投机猖狂,物价飞涨,工人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尤其是严重水灾造成4000万农民急待救济。

  新生的政权需要巩固,民生需要安定,财政急需筹集巨额资金,解决严重通货膨胀,恢复工农业生产,扩大就业和救济灾民。解决这些刻不容缓的事情,钱从哪里来?吴波很是发愁。

  发愁的还不仅仅是这些问题,大宗的开支接二连三出现。经费开支需要大增。随着新中国成立,除了需要增加一些必要的行政管理机构和人员外,为避免一些不愿继续抵抗的旧军政人员流离失所,中央人民政府实行了对其生活和工作一律包下来的宽大政策,以利于社会安定,这样不可避免地大幅度增加经费开支。

  新中国成立虽然标志着国民党的战争机器已被摧毁,旧政权已经瓦解,但解放战争任务尚未完成,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还盘踞在西南、华南一些省的部分地区,同时国民党逃跑时在大陆还留下了大量特务和武装土匪。为保卫新社会的安全,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迅速肃清在大陆的残敌,因此军费一时还难以减少。与此同时,国际上被赶走的帝国主义分子不甘心失败,一方面不承认新生的政权,对新生政权实行经济封锁,一方面虎视眈眈地看着新生政权,试图寻机反扑。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战火烧到我国边境地区。为了保卫我国的安全,中国政府被迫派出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这又额外地增加了巨额军费负担。

  新生财政面对各项巨额财力需要,但是所能筹集的财政收入却十分有限。由于长期战乱造成民力消耗极大,工厂处于停产与半停产状态,人民政权必须给人民以休养生息之机,以恢复民力,这就要求财政努力减轻人民负担;并且由于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也不能再靠发行货币来解决财政收入问题,财政收支矛盾十分尖锐。当时专家有个测算,财政支出的需要,几乎是财政可能取得的收入两倍多。能否解决财政困难,事关新政权的安危。

  敌对势力看到新生政权面对的严峻财经形势,十分幸灾乐祸,并预言中国共产党,军事上也许可以,但经济上不成,用不了多久,就会因解决不了财政经济问题而垮台。

  这正是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时期,也正是财力几度吃紧的时期,财政工作的举步维艰,需要探索和解决一系列财政重大难题。肩任财政部副部长的吴波,日夜忙碌的事情,是马不停蹄地与财政部人员破解这些重大难题。

  一

  这是财政历史上的特殊年代。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财政经历了四个不同阶段和不同寻常的历史时期,那便是恢复国民经济阶段、实现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以及“文化大革命”阶段。在这特殊时期,吴波思考探索了一个接一个高难度的问题。

  如何让敌人预言的“让财政经济困难拖垮新中国政权”成为一句空话?中央人民政府并没有被严重的财经困难所难倒,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缓解困难的财政政策,吴波一边落实中央财政政策,一边也为国务院、党中央献计献策。

  为建立合理的预算,吴波着力推行“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相结合的财政方针。新中国成立两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集中研究了财政问题,薄一波提出了预算的基本精神,保障战争的胜利,逐步恢复生产;坚持“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相结合,取之合理、用之得当的财政方针。“量入为出”是论钱吃饭,不能搞赤字;但保障战争胜利和恢复经济没有钱不行,所以还要“量出为入”,发行建设国债。再就是保障支出不超过预算,圆满实现预算草案。

  “量入为出”也好,“量出为入”也好,而国家财政亏空,还有巨大赤字,主要支出却由中央人民政府来承担,国家的财政收入,大部分却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使中央人民政府的财政收入空有其名,而无实力,结果造成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问题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吴波感到从根本上不能解决中央财政的财力问题,急需要做的是要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的工作并把权力收归中央。吴波与财政部人员提出了三大建议: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贸易和物资调动、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这些建议正是陈云想要推行的,这一主张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统一财政工作,很快在全国得到落实,调顺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

  财经工作的统一,国家的财政收入迅速增加,收支逐渐接近平衡,财政赤字缩小,人民的情绪安稳下来,不再为一日三变的物价操心,不但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有了保障,国家的重点建设也开始顺利进行了。后来,陈云在评价统一财经工作时说,1950年财经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重点只有两个,一是统一,二是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毛泽东盛赞说,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由于实行了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领导,还从1950年起,又加强征收工商业税和农业税的工作,发行了三亿元公债,同时大力节约开支,特别是节约国家机关经费的开支,国家的财政收支很快就接近了平衡,并且经受了抗美援朝经费支出的考验。到1951年,国家财政已有余额十亿多元,1952年继续有余额七亿多元。国家财政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

  在恢复国民经济阶段,如何探索解决财政收支矛盾,确保新生政权各项财力需要?吴波提出对新生政权的一切需要必须确保,国防开支不能少,市场物价必须稳定,钞票不能再多发,经济建设也要搞,出路在于厉行节约、优化支出结构,分清主次,在支出安排上实行国防第一、稳定物价第二、其他第三的方针,即后来将其称作“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按此方针安排1951年国家预算。他的建议,被列入1950年11月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会上进行专门讨论,采纳了吴波等财政部的大量建议、对策。

  实行了财经工作中央与地方的统一,如何调动地方积极性,是个大问题。吴波又参与推行分级财政体制改革等。经过一系列举措,不仅保持了物价的持续稳定,很快克服了财政困难,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而且有力地保障了军事上的巨额需要,也保障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各项需要。这些财政政策实施不到3年时间,以有限的财力保障了军事、经济发展巨大需要。在军事上肃清了国内残敌,对外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经济社会各个基本方面都恢复到或超过解放前最好水平,实现了财经状况全面根本好转。

  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吴波与财政部同仁们围绕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抓紧调整完善财政政策。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重任基本完成后,年底党中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建议,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财政在推动和促进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中,从财力和制度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的保障和促进措施。

  这时国家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全面铺开,要鼓励和推动农业生产者走合作化道路,将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改造成合作化的大生产农业。这一设想牵扯到细致入微的财政政策扶持。吴波与财政部有关人员经过深入调研,拿出了政策方案,经中央批准,诸多鼓励和支持的财政政策出台,调整农业税征收政策,实行查田定产、一定三年不变,使农民税负稳定在1952年的水平上,以利于农民直接体会到农业合作化提高生产力的好处,利于促进合作化发展的财税政策的制定。

  还有,调整工商税制,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实施优惠,凡农业合作社自产的农、林、牧、渔产品,以及在本合作社内公用或分给社员,和社员之间相互调剂余缺的产品,一律免征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和所得税,出台鼓励农民参加合作社积极性的财税政策,在财力上支持合作社,在农村建设国营农机站,为农业合作社进行机耕作业,拨巨款支持农业合作社兴修农田水利,推广新式农机具和优良品种,防治病虫害等的财税政策,对农民加入农业合作社时缴不起股金的,国家给予低息贷款支持等财税政策。这些政策效果立竿见影,激发了农业生产的活力。

  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同时展开,财政为促进进一步改造,制定出台了许多切合实际的税收政策,促进了社会主义优越制度的建立。

  改造农业、工业中财税政策的建立,为全面实行社会主义建设积累巨额资金奠定了基础。从1953年起,我国实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没家底,而又正遭受帝国主义经济封锁,除了苏联能提供可贵且有限援助外,既无其他外援又无经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大量的钱从哪里来?唯一可以做的是,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通过自我积累资金来满足建设需要。积累社会主义建设资金的重任,自然地落在了财政上。吴波感到肩上的使命,每天都在增加。他与财政部同志同舟共济,拿出了一项项促进生产、积累资金的办法,对“一五”计划的顺利实现,发挥了财政重要的作用。

  “一五”计划于1957年胜利完成,建成投产的项目中,有三百多个工业项目,加上农林水利、交通运输、商业服务、科学文化教育、城市公用事业及其他项目近百个,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国民经济部门,有效地为我国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也为科学、文化、教育、艺术、卫生、体育等事业发展打下了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很大改善。

  虽然“一五”计划胜利完成,我国的国力得到了显著增强,同时也取得了丰富的经验。然而接着出现的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各行各业大搞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必然反映在财政上,那就是财政收支大幅度地快速增长。于是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在各个方面一派大好形势下,银行坏账大量发生,市场的物资供应日趋匮乏,商品库存大幅度缩减。

  那么生产出的东西哪里去了呢?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找吴波商谈这个问题,他对吴波说,这里面很可能有“鬼”,你们下去调查研究一下。

  吴波带领财政部和有关部门同志作深入调查,终于弄明白了这个问题,原来是“浮夸风”造成的价值形态上的虚假膨胀,实际上并未生产出那么多商品,再加上由于瞎指挥和片面追求钢铁的高产量,各行各业不讲效益只讲速度又造成了物质上的巨大浪费。所以在实际生活中就出现了统计数字上虚假膨胀,而市场物资供应却日趋匮乏,库存大量减少的恶果。

  根据吴波等人员的详细调查,李先念把这种情况如实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认为这是个重大问题,必须解决。并决定在庐山召开会议解决“左倾”思潮时,予以纠正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混乱。遗憾的是 ,“大跃进”没有得到调整,“浮夸风”、“共产风”更加严重。由于违背经济规律,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造成全局性粮食供应的巨大缺口,致使全国陷入严重饥荒之中。财政陷入危机,国库入不敷出,国家不得不把经济建设停下来,进行了三年的调整。

  1966年夏,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指导下,“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行,使经济社会陷入无政府式的混乱状态之中,导致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致使许多地方政府陷入难以保障行政事业单位正常运转基本需要的困境。财政为克服困难,支撑共和国行政事业运转的需要,在周恩来总理和一些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下,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逆流,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为恢复生产秩序,克服财政困难,广大财政工作人员,在中央支持和领导下,一方面改革财政体制,实行了财政收支两条线,即收入全归中央统一调度,支出全由中央供给的办法,以利于两个文件的贯彻执行和保障各级政府运转的需要;一方面不怕批斗,不怕围攻,下基层,推动两个文件的贯彻执行。经过艰苦努力,于1970年终于实现了财政状态基本好转,达到了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目标。

  在建国初期财政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吴波以卓越的智慧和才能,与财政部同仁实现了财政工作高难度的跨越,使国家渡过了第一个难关,在完成经济恢复工作、保障抗美援朝胜利、稳定市场物价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

  建立税制,是建国初期财政的重要工作。在建立共和国税制里,吴波以他坚韧不拔的毅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画卷。

  新中国成立,确定了时间。而建立新中国,迫在眉睫的是需要钱来支撑共和国大厦的根基,让共和国巨轮运转起来。而现实是残酷的,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共和国,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国家财政的国库里,几乎空空如也。财政的钱从哪里来?只有税收。国家急需要建起税收功能。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求,要在建国前,抓紧研究创立完备的新中国的税制。创立税制,是财政部职能业务,吴波受命挑起了这一重任。

  1949 年新年刚过, 吴波带领财政部的人员,日夜兼程地组织筹划召开了首届全国税务会议, 布置了创立新中国税制这一重大工作。会一散,他带人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要在上海蹲点做税制创立的调研。吴波与各阶层人士座谈研究两个多月, 在取得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 根据中央决策, 综合会议讨论意见,动手起草了报送中央的会议总结报告。吴波提出,增加财政收入, 着重于城市税收, 不能再加重农民税收负担; 统一全国税政方案, 简化税制, 合理负担。除农业税外, 全国只设14个税种, 并确定税率依据的标准。他的报告,得到中央批准。

  有了中央对创立税制原则的充分认可,吴波立刻动手组织起草统一全国税政、税制、明确税收管理体制的纲领性文件。经过几十个白天黑夜紧张而严谨的草拟,他主持起草和亲自反复修改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成稿。中央对这个方案,充分认可。1950年1月30日,由政务院通令在全国实施。

  那些年的三里河财政部机关的夜晚,灯彻夜地亮,吴波带领有关部门人员挑灯夜战,研究税收政策。不知熬过了多少夜晚,倾注了多少心血,三年时间,研究草拟多达40个税的法规、制度。

  他主持起草货物税、工商业税和其他各税暂行条例,以及全国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 经政务院审定,陆续颁布实施; 还经他亲自审改, 由财政部发布了各税条例施行细则, 从而废除了国民党统治区名目众多的苛捐杂税, 各革命根据地有较大差别的工商税制也停止执行, 建立和逐渐完备了崭新的、统一的社会主义中国税收制度。这样, 国家的财政税收工作, 就从农村转到了城市, 作为国家统一和加强整个财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立即扭转当时的财经困难局面、促进和保证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及发展中, 起到了重大作用。

  他主持研究起草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 在其后几年, 由他审改颁发了一系列农业税法令, 初步建立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农业税收制度。特别是在1958年, 为适应形势发展, 由他主持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亲自写《条例》(草案)说明,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报告, 阐明“ 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 的方针, 明确稳定农业税负担的具体政策内容。这份条例经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毛主席亲自签署公布, 从而废除了原有各革命根据地和新解放区的不同税制, 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行分地区的比例税制。农业税政策的确立和税制改革, 使农业税占农业实产量的负担比重大幅下降,减轻了农业税收负担 , 鼓励发展农业, 巩固工农联盟, 在过去长时期内收到显著效果。

  吴老为新中国税制的建立,创造了辉煌,也费尽了心血。吴老离休了,还关心税制的事情。1984年的工商税制全面改革, 吴老作为财政部顾问、党组成员, 参与策划这一税制的设计, 逐条逐字,力求法制内容准确完善。这一税制实施后,彻底扭转了过去长时期形成的税制单一化倾向, 创建了多税种、多层次、多环节调节的复合税制新体系, 从而配合并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经济结构调整,也促进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保证了税收收入大幅度增长。

  在治税之路上,吴波经深思熟虑,提出的几个“结合”,其中闪烁着他治税思想的光芒。这几个“结合”,给建国初期的税收,打通了问题的关键点。

  建国初期,相当多的人认为,税收是凭借政治权力,利用强制的手段向纳税人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这种观点强调了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却忽视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税收的特殊性。吴波提出,不要单纯地只是为了完成税收任务,而应认真研究税收政策,广泛宣传政策,将完成税收任务和严格贯彻财税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如果不这样做,在政策上就会出毛病,就会影响工商业的发展,就会使老百姓误解我们的税收和国民党的税收没有什么区别;税收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种协作关系,纳税单位既是纳税人,又是办税人,是一种新的征税人和纳税人的关系,也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主义的协作关系,税收必须以依靠群众、依靠企业、依靠基层相结合,要以专业征税与群众协税相结合;从促进生产入手来组织收入,在促进生产的同时,抓紧组织收入工作,保证社会主义建设资金的需要;然而,又不能光是去搞生产,还要组织收入,对财税部门的工作人员来说,组织收入就是最大地促进生产。抓税收要与抓生产相结合。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大跃进”前后,社会上曾经涌现出一股“税收无用论”的浪潮,当时财政部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大多数同志都主张取消税收。1958年10月,农村开始实行财政包干,接着在一些城市进行了“税利合一”试点,都不另行征税。吴波在深入了解试点情况的基础上,坚决反对“税收无用论”,认为税收是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大有用处。1959年5月,他调研一番后,提出了税收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重要作用,特别是突出了税收对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作用:有利于国家有计划地安排生产;有利于企业加强经济核算;有利于调节社会消费;有利于生产物价管理;有利于财政积累。这个调研结果,找准了问题的根本。继而吴波提出,应立即按照财政部草拟的办法,在农村恢复征税,在城市停止“税利合一”的试点。他的这一观点,对扭转当时“左倾”错误、把税收工作拉回正常轨道上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吴波对税收的理解与解释独树一帜,赋予了税收制度新的内涵。

  三

  吴波担任财政部长时,王丙乾为副部长。王丙乾结识吴波,是1947年。吴波去世后,王丙乾深情地回忆了对吴老的敬爱。王丙乾说,那时,吴波在冀中行署财政厅工作,有一次到晋察冀边区财政厅汇报冀中区的财政预算,第一次见到了吴波。1948年,他调到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工作,一年后转到了中央财政部,当时吴波任党组副书记、办公厅主任。从此,他与吴波共事长达30多年,成为工作上志同道合的同志,生活中的挚友。

  王丙乾回忆吴波,透着浓浓的深情——

  吴老长期担任财政领导干部,为我国财政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殚精竭虑、贡献巨大。建国初期,国家税制比较混乱,解放区各根据地都有自己的规定,新解放区则暂时沿用国民党时期的旧税制。而且,解放战争还在继续,经济恢复工作已经展开,财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出现了很大的赤字。在这种危难关头,吴波提出统一财政,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方针,建立中央、大区、省(市)三级财政,改变中央高度集中的管理办法。同时,主张加强统一的财政制度建设:实行预决算制度,中央地方都要建立金库,收入交国库;建立健全会计制度,严格财经纪律,成立财政督察司。在税收方面,根据中央的精神,主张统一税政,统一税制,建立健全税收机构,培训干部,加强税收工作,并提出抓税收与促进生产密切结合起来,专业收税与群众协助收税密切结合起来,完成税收任务和保证实施税收政策结合起来。强调加强税收的宣传工作,整顿税收秩序,减少偷漏税和抗税事件。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对于农业税的征收,实行按常年年均产量计税,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减轻了农民负担。

  在建国初期,吴波对填写新中国财政建设发展史上的空白一页,起到了奠基人和开拓者的作用。

  从1958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为了力挽狂澜,中央于1961年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从1962年初开始,吴波协助李先念抓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他根据中央精神和针对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实际情况,提出五项重要措施:压缩行政事业费,精简机关干部,缩减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将“大跃进”时每年三四百亿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压缩至50亿元;财政给银行拨钱,支持银行实现“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目标;加强税收工作,打击农村集市投机倒把行为;清理“大跃进”过程中的遗留问题,包括大炼钢铁、平调公社财物、乱拉乱用商贸部门的物资、乱用银行贷款等。在这些措施的作用下,1964年我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得到恢复,物价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调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提出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财政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新的形势下,吴波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注意量力而行,稳步前进,发现问题,及时总结经验,为财政改革和转型推波助澜。

  在他从部长退居顾问以后,仍然牵挂着财政事业,他常将财政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向李先念汇报,别的部门或同志对财政工作有什么意见,他也通报给李先念,听取领导指示。李先念告诉他,财政部一些重要的材料,可及时送他看。李先念还说,财政部站在全局的高度,加上消息灵通,能看出问题,也敢于暴露矛盾。陈云也说过,要给财贸部门恢复名誉。吴波离休后,仍然关心财政工作,有时部党组的同志去看望他向他通报财政情况,他都非常认真听取并做记录,提出自己的看法供部领导参考,使财政干部深受裨益。

  吴波在财政系统担任领导30多年,形成不少新思想和新观点,成为一位务实的财政理论家。吴波一直坚持的财政综合平衡的理论,很有成效。这一问题也是陈云一再强调的,他说搞经济工作,不懂得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财政综合平衡中关键的是国家建设和财力物力的综合平衡,财政和信贷的综合平衡,还有财政与其他各方面关系的平衡协调。根据我国当时的国情,从综合平衡理论出发,吴波始终坚持“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理财观,坚决反对“赤字无害论”。主张财政经济发展与国力国情相适应,必须量力而行,稳步前进。对于综合平衡与适度举债的关系,吴波认为一定要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根据一定的条件适度举债,而且,举债的规模、还债的时间等一定要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正确处理财政与经济的关系,也是吴波经常思考的一个重大理论及现实问题。毛泽东主席曾讲,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作用于经济,财政既要大力支持经济的发展,又要通过财力分配和财税政策,限制或改变其不科学、不合理的计划和举措,保证经济和财政的良性循环。吴波一贯反对只重视财政收入而轻视发展经济的观点,他认为:增大财政收入,首要的是靠发展经济,培养财源,否则就成了无米之炊。其次,税收工作是理财的基础环节,要加强税制建设、制止偷漏,既要抓西瓜,也要抓芝麻。同时,还要加强企业财务的管理,搞好经济核算,节约资源,减少材料消耗,降低成本费用,做到盈而不亏。他认为这是夯实财源的又一重要渠道,而且随着生产的发展,这方面的工作会越来越重要。因此,他始终按照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指示,建立财政与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的关系。建国后,财政部成立经济建设司,就是为了促进财政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在吴波的领导下,财政部在具体处理财税问题时,总是以经济发展大局为重,不为眼前利益所动,想方设法促进经济发展。在吴波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从建国初期开始,财政部就确立起了做大财政蛋糕必须建立在发展经济基础上的理念。

  理财首倡勤俭节约,这是吴波理财理论的核心。他认为这不仅是一个财政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他认为勤俭节约是理财的根本,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克服各种困难、走向胜利的法宝,同时也是发展壮大国家财政的重要基础。他认为财政形势越好,收入基数越大,越要注意节俭。理财的大忌就是铺张浪费,花钱大手大脚,从而产生腐败因素。

  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到来的时期。吴波任财政部副部长,李先念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兼任财政部长,财政部的主要任务落在吴波的肩上。那时候,财政部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真武庙小区建家属宿舍,留下了一块空地,计划以后建礼堂。财政部有几百人,每次开大会,都是借用其他单位的礼堂用,很不方便,从各方面考虑,建一个礼堂是应该的。部里正筹措建礼堂的时候,国务院发了一个通知,对有的单位讲排场、摆阔气,大建“楼堂馆所”提出批评。在吴波意见的主导下,财政部主动取消了建礼堂的计划。1960年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机关职工蔬菜也要定量供应,为解决干部食堂的吃菜问题,这块闲地种了几年菜,后来蔬菜困难的问题解决了,就不再种菜,栽上了葡萄树。

  有的同志认为,吴老太小气了。但吴波不这样认为,他对大家说,在财政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明白,中央财政工作事关大局,任何大手大脚的想法做法都是不正确的。虽然财政部每年千亿元的资金,但都是税务员们从纳税人那里几元几角甚至几分钱收上来的,是人民的血汗钱。还有,我们不能因为财政收入多了,就不认真计算,随意花钱。为国家富强,把账算准算细,节约每一元钱,应当是财政干部必须具备的素质。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事业经费拨款,都应当精打细算,绝不能大手大脚,更不能铺张浪费。要把一个钱当成两个钱用,少花钱多办事。在吴波主持财政部工作期间,党中央、国务院给予了他高度评价,1962年他被中央政府评为模范部长。

  王丙乾非常赞同吴波“勤俭理财”的观点。王丙乾说,20世纪90年代,他曾让财政部科研所的同志找红学专家共同研究过《红楼梦》里贾府的理财问题,得出的结论是“俭则兴、奢则败”。所以,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实行廉政,反对腐败,是党和国家必须坚持的长远方针和重大措施。节约不光是节约财力,还有节约资源、物力等许多方面,从治国理财到企、事业单位的规划用度都要厉行节约。

  王丙乾回忆说,吴波担任财政部领导30多年,为财政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一套丰富的理财观。发展经济与壮大财政相结合,一贯反对只重视财政收入而轻视经济发展的观点。建国后,财政部成立经济建设财务司,就是为了促进财政对经济的支持和发展。在吴波的领导下,财政部在具体处理涉及财税问题时,宁可放弃眼前利益,也总是想方设法促进经济发展。可以说,从那时起,财政部就树立起了发展经济、壮大财政的理念;经济发展与国力相结合,坚持“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思想;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相结合,始终坚持充分调动中央、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增加收入与勤俭节约相结合,并一以贯之地应用于财政工作的实践中;专业征税与群众协税相结合,抓税收与抓生产相结合,完成税收任务与严格贯彻财税政策相结合,税收理论与税收实践相结合的理财观。这一理财观,对财政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

  受老一辈革命家周总理、陈云等领导优秀品质的熏陶,吴老养成了胸怀全局、认真负责、严谨细致、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财政部原副部长、时任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的李朋对此印象很深。他回忆说,旧中国经济衰败,生产凋敝,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解放初百废待兴,困难很大,工作繁重。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一全国财经管理的重大决策,财政部全力以赴地抓了全国粮食的统一管理与调度,国家库存物资的管理与调度,全国财政收支的统一管理以及税收制度的建立,对于迅速扭转困难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由于财政部职责所在,工作头绪之多、难度之大,都是从未有过的。李老已记不清加了多少班,只记得在吴老的领导下,同他一起研究起草报告、法规,常常一干就是一个通宵。有一段时间吴老分工领导税务局,他的主要精力就放在建立新中国的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上,以建立新中国的财税基础,保证财政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凭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吴老较好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实事求是,秉公办事,是吴老的又一高尚品格。”李老回忆说,1964年他随吴老到河北唐山搞“四清”运动,吴老率领的这个工作组是直属少奇同志的联系点,财政部去了40多人,在那里蹲了一年多。通过深入调研,吴老发现当地的实际情况并不像文件说的基层干部有1/3烂掉了,大部分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烂掉的只是个别人。于是,他坚持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没有“打击一大片”,并实事求是地向少奇同志写了报告。

  记得有一次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有各省各部门的领导参加。会上财政部汇报了两个财政问题,一是开展税收财务大检查的情况,批评了一些地方瞒报收入和支出违规问题;二是吴波客观地指出近两年财政还有赤字,需要采取措施来解决,不能忽视。结果却引起一些同志的非议,说财政部吹冷风,泄干劲,怎么老是赤字啊!一时使得会议气氛很紧张。一些同志后来将这个情况反映给陈云同志,他在看了吴波同志的发言稿后,说吴波同志讲得对嘛,这才解了围。

  财政部的人都知道吴波修养好,对人和善,从没有见他发过脾气。但对于工作却一丝不苟,十分认真。对于上面领导同志的讲话,吴波认为不妥当的,也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和意见,并且据理力争,从不顾及个人得失。姚依林曾说过,吴波有时和周总理也争得面红耳赤。

  有一次国家经委在四川召开会议,讨论企业利润留成问题。吴波顶着很大的压力,给与会代表解释财政收入情况,提出企业利润留成要区别对待。随后在国务院开会时又因讨论税前还贷问题而发生了一场争论。当时,国家对外资来国内办企业实行税前还贷政策,中央一位同志提出在国营企业也要实行税前还贷。吴波认为如果国营企业都实行税前还贷政策,国家的税款流失就太大了,结果就争论起来了。

  又有一次中央召开的财经会议上,领导同志在京西宾馆第九会议室研讨工作问题。赵紫阳同志坐在前面的大沙发上,他依据安徽农村包产到户取得良好成效的经验,提出财政包干。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包干上缴财政数,经营的剩余利润、收入归地方各单位所有,自行支配。吴波正好坐在他的后面,站了起来,手扶沙发背说:按现有财政经济情况的基数,定额包干,就把财政包死了。事业是发展的,万一有个天灾或突发事件,国家财政就一筹莫展,无能为力,这办法是不可行的。赵紫阳当时有点生气,打断他的话说:这就是我们在长沙辩论没有解决的问题。当时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说,这个问题很复杂,牵涉面很大,我们好好研究一下,再来讨论吧。散会后,在走廊上,李朋问吴老:您这样直截了当地顶撞他,好吗?吴老说:有什么关系,为了工作嘛。结果,所谓财政大包干,没有实行。

  吴波从来不会随声附和别人的意见。他从来不作墙头草,不会别人怎么说我也怎么说。对他而言,对的赞成,不对的则会说明理由。

  吴波在财政部常说,毛主席过去提出要实事求是,小平同志也讲过要实事求是,我们大家也说要坚持实事求是,实际上有些事情还没有实事求是。能不能实事求是,一是认识水平问题,再一个是立场问题。如果你怕影响自己的乌纱帽,就不敢说真话,怕招惹是非,就不敢担责任。李朋对此说,吴波敢说真话,也敢担责任,言行一致,令人敬仰。

  吴老坚持实事求是,很少考虑个人得失,想得更多的是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1958年“大跃进”时,全国刮起了一股“共产风”,全国大炼钢铁,砸掉许多饭锅,砍了很多树木,炼出来的却是一堆废渣,浪费极大。当时公社刮“共产风”,吃“大锅饭”,虚增虚支现象十分严重。作为财政部的主要领导,吴老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那时有的地方财政厅也要放卫星、吴波找李先念商量后指出,财政放卫星就要向人民多收,会增加人民的负担,制止了地方财政放卫星,1958年大跃进,全国到处都在放卫星,唯财政系统一颗卫星也没有放。对大跃进出现的这些问题,吴波都实事求是地向中央有关领导反映。因为敢说真话,廉洁奉公,曾受到组织部门的多次好评。 (来源:《来去无尘——一位财政部长的生前事》 宁新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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