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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四】那些错都是我的错
发表时间:2015-04-01    来源:《来去无尘——一位财政部长的生前事》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这是又一场坎坷,也是又一次磨难。这次坎坷和磨难像一场迅猛的风,铺天盖地而来,没有防备,没法躲闪。文革的到来,无疑是吴波人生的又一次很大的灾难,也是一次更大的不幸。

  这场灾难的核心,是制造颠倒黑白的人间故事。劫难到来,吴波在所难免。他有旧社会的经历,又在财政部副部长要职上,他成了造反派在财政部的重要目标。

  那些年月的白天夜晚,是邪恶者编织罪名的日子。北京三里河不平静。财政部墙上每天贴满了大字报。虽然写这些大字报的大多人是形势所逼,但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唯有贴给吴波的大字报,写得很卖力,罗列的罪状一张比一张多。吴波上班从这些大字报前走过,起初只是粗略看看而已。后来贴得多了,火药味也越来越浓了,吴波从大字报前走过,连看也不看,好像墙上的东西在他眼里不存在。造反派看他不怒不恼,脸上平静得没事似的,后来竟然连看也不看了,他们很生气,就在大字报贴上墙的同时,派人给他送去,逼他看。而吴老看都不看,扔在一边,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气得造反派咬牙切齿。

  给吴波罪行的“帽子”,在紧锣密鼓地编织着,且是精心以他型号量身订做的。随着运动的深入,给他的帽子,一顶接一顶戴在了他头上,且一顶比一顶大。吴波把这帽子接下来,又把这帽子扔出去。在这闹剧中,吴波仍然坚守着他的“真”,就是怎样逼他讲假话,做假事,那都是绝对不行的。

  1967年1月24日,财政部造反派把主持财政工作的吴波打成所谓的“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并宣布要夺财政部的大权。一时间,揭发吴波“罪行”的大字报,雪片似地飞了出来。  

  有一张铅字打印、纸已发黄的大字报,是财政部一个造反派写的,从这张揭发吴波“罪行”的大字报里,可以看到那时吴波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境地:

  刘XX、陈XX同志并财政部革命造反司令部:

  在1月7日,我写了一个揭发先念同志的材料,现在再将有关吴波的问题作下述揭发。

  吴波干过几件事,有的是有组织的行动,有的是个别的行动,其性质是属于和反党集团勾结,进行反党活动。

  ……吴波被刘少奇选中在1964年冬到抚宁县去“四清”,和刘少奇直接联系,是特派员,这件事本身性质是刘少奇派出亲信去巩固和推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其目的不外是在廿三条公布以前,对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做一些堵塞漏洞进行修补处理善后的巩固工作,按后十条的精神加以推广,在廿三条公布以后,也不能不顾廿三条把王光美这个桃园坏经验掩盖过去……当特派员的人,首要的条件是要忠于刘少奇个人,不忠于毛主席制定的廿三条,才能完成任务。所以,第一个选中反党分子蒋南翔去,因他有事不能去,才又选中吴波去。事实证明,吴波在完成刘少奇的任务上立下了功劳,但同时也证明了他去执行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私货,违反了毛主席的廿三条。

  在刘邓问题未被揭发以前,吴波不向中央报告,虽然也很不对,但还情有可原,却推脱说是接受刘(少奇)的工作任务,是一般的工作关系。现在刘邓问题已揭得很深,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是棵毒草已尽人皆知,吴波被派去巩固和推广这个坏经验,是接受刘少奇的私任务,对抗廿三条的私活动,吴波却说与刘少奇是一般的工作关系,不想和刘少奇划清界线,已暴露出他是刘家的干将,很忠于刘少奇个人,不忠于毛主席和廿三条。

  ……在1953年财经会议批判薄一波,吴波表现对薄一波很忠诚,有过错往自己身上揽,不往薄身上推,来掩护薄一波。

  把以上几件事联系在一起看,吴波的行为一是和安龚反党集团勾结,同流合污进行有组织的反党活动;二是做刘少奇的亲信,违反廿三条,去完成刘少奇的私任务,不是一般的工作关系;三是和彭真勾结,利用职权违法乱纪;四是和薄一波有私人关系。这些材料,已够说明他“反”字难逃。

  ……在肯定财政部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取得了应有的成绩这一前提下,确有下述事实,证明吴波在十几年来,曾多次追随刘邓(及其同伙)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一,在1953年毛主席提出对私营工商业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薄和吴波则提出“征税公私一律平等”的原则来对抗,毛主席提出从1953年起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搞经济建设,薄一波和吴波,立即在当年打了一个动用上年结余30亿的赤字预算,对工农业的发展起了很坏的影响。毛主席提出要执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的原则,薄和吴波,则只强调“统一”,不重视地方党委,并凌驾于各部之上,违反毛主席的指示。

  第二,在1954年,邓小平用鱼目混珠的手法,以六条具体措施冒充方针来和毛主席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对抗,引起很多财政干部的不满,但李先念和吴波则很迷信这六条,不理会干部的不满情绪,反而进行压制说:“你们不要怕失业怕没事干,按六条办没错”,直到十年以后的1964年研究财政体制改革时,还把这六条印出来作为指导方针。

  第三,在1956年,毛主席在听财政部的汇报时有重要的指示:“要注意勤俭节约,自力更生发展经济,要注意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大家都关心财政工作,不要尽搬外人的东西,要总结自己的经验走自己的道路”等,并且在听了各部汇报以后,提出了“十大关系”重要的文件,财政部对这些未进行很好的学习和讨论,但对薄一波在八大的发言稿,则进行了热烈的争论。这说明,吴波忽视主席的指示,对薄一波的观点,则极力宣扬鼓吹。

  第四,在1957年,吴波随先念同志到南宁开会带了两个材料,一个是按陈云具体布置搞出来的“商业退利,税制改革方案,一个是有关1956年总结经验搞出来的那一套”。“职工多了三百万,又加上调整工资,增加了城市市场的压力,多投放了廿亿农贷,基本建设搞多了,又加上一个生产资料降价”,这是说吴波积极追随陈、李,搞反冒进。到了南宁,在毛主席严厉批评了反冒进的错误,这两个材料都未敢拿出来。但回来以后,只传达了毛主席的批评,未进行很好的讨论,还是反复申述那一套具体观点,来抵制毛主席的批评。

  第五,1962年西楼政治局会议,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都大吹冷风攻击三面红旗,是一次大暴露,吴波是最积极活跃提供子弹的人物,一是为陈云准备农业材料;二是提出赤字预算;三是提出历年财政亏空,把矛盾都集中在财政上表现;四是提出管理混乱情况。总之,不是什么上面指示,下边照办,而是自觉地、积极地提供子弹,给刘、邓、陈、李大吹冷风提供攻击三面红旗的子弹。

  ……

  XXX

  1967年1月30日

  这张大字报,桩桩事情,描述得活灵活现;桩桩事情,都可致吴波于死地。

  吴波看着这份满纸颠倒黑白的谎言,心有点惊,也镇定坦然。能不惊吗?文革运动如火如荼,造反派气势汹汹,许多被诬陷的老革命,不是被革职罢权,就是被打成罪人。吴波怕的不是丢官,怕的是把财政部搞乱了。他也痛心财政部个别人,为了往上爬,连人格、人品、道德都抛弃了,变成了说谎话、作恶的打手。但他又镇定自若。虽然造反派这张大字报罗列的罪状,看上去是那么回事,可本质上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他仍然坚信,真的假不了,假的最终真不了。

  造反派要把假的想法做真。他们逼迫吴波交待历史问题,要吴波老老实实交待揭发他的“大字报”上的每个问题,不得隐瞒,要隐瞒死路一条。吴老说:“参加革命前对人民是有罪的;但到革命阵营之后,我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你们可以查。”他们忙碌一番。而调查后的大量事实证明,吴波到革命阵营之前是无罪的,也是有功的。但造反派依然认定吴波历史上是有罪的。吴波幽默地抖出“参加革命前对人民是有罪”的“包袱”,让造反派喜出望外,断定吴波参加革命前必定有罪,便兴师动众地查他历史问题了,他们东奔西跑,查得相当起劲。

  审问仍在继续。造反派断定吴波在修正税制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要他挖出背后指使他的“黑手”,要他揭发李先念的严重罪行。吴波说,修正税制的事情是我办的,出现的错,是我的错;你们指责李先念的罪行,那些事都是他经手办的,有错也是他的错。造反派面对软中带硬、“不识时务”的吴波,快要恼羞成怒了。

  审问在加剧。造反派训斥吴波,“大字报”上揭发的问题要交待,“人民群众”揭发的问题也要交待,一件也别想漏过去!他们给吴波限定了“如实交待”的时间,如若限时不交待清楚问题,就要采取“措施”了。这“措施”,还会有什么?当然是动手打人了。吴波当即告诉造反派,没什么好交待的,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气得造反派几乎就要对他动手了。

  吴波清楚造反派的用心。他们打倒他吴波更主要的目的是要打倒李先念。造反派一次又一次批斗吴波,让他揭发李先念的问题,吴波无言以对。

  造反派对吴波说,再不老实交待,要对他“动手”了。但吴波仍然沉默。造反派终于按捺不住愤怒,对吴波动了手。造反派对吴波怎么动得手,打得多狠,吴波没告诉任何人。那些被整的日子,原来的秘书发现,吴老身上有很多块紫肿的地方。面对造反派强烈的攻势,有的人“归顺”了造反派,造反派让他说啥,他就说啥;让他干啥,他就干啥。这些人伪心的话,丧尽良心的话,都说了,伪心的事,丧尽天良的事也做了,不知给多少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吴波面对这些丧尽天良的人,既心痛,又感到惋惜。

  出卖与策反,一刻也没有停过。仍有人动员吴波说,现在都在造反夺权,你当了这么多年财政部副部长,要起来造反,揭发李先念的问题,那你的前途就会无量的。吴波说,财政部的大事情都是我参与做的,有错也有我的份,怎么能都推到李先念身上。我这种人,是没有资格造反的!

  造反派矛头对准李先念,要彻底打倒李先念。而李先念在周恩来身边协助总理工作,造反派虽也贴大字报炮轰,但抓不到本人,于是姚依林和吴波就成为财贸口造反派斗争的主要对象。吴老明白造反派的野心目的。造反派无论怎样斗他,他都从容面对。

  造反派在财政部值班室里翻箱倒柜,到处搜索会议记录、档案、各种材料。他们拿着所谓的“材料”要吴波揭发李先念,大声向他喊叫交待李先念某某问题时,吴老总是很坦然地说:“这个问题先念同志不知道,这件事是我办的。”造反派又提出另一个问题,让吴波交待李先念的问题。他还是不慌不忙地说:“这件事,当时是我定的,与先念同志没关系。”造反派提出了许多问题,无论怎么质问,吴波总是说“这不是先念的责任,是我的主意,是我办的。”残酷的斗争场面下,吴波把所有问题揽在自己身上,承担责任,他是在捍卫他说真话、做真事、做真人的人格,也是在捍卫他的人格尊严。

  造反派哪能对吴波善罢甘休。一时间,“打倒吴波”,“斗臭吴波”的呼声越来越高。周恩来总理很重视财政部面临的情况,也一直关注李先念、吴波等老同志的处境。看到造反派抓住吴波不放,严重地干扰了财政工作,为避免中央财政失去控制,他在接见造反派头目时总是强调财政不能乱,要让吴波出来主持工作。

  但造反派并没有完全把周总理的话真正当回事,还继续批斗炮轰吴波。大字报的造谣中伤,黑帽子一顶接一顶扣在吴波头上。那些日子的财政部楼里楼外,“打倒吴波”,“斗臭吴波”的呼声,不时地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当然,对吴波的批斗、逼问也在进行。无论如何逼供吴波,吴波仍然是那句话:那些错都是我的错,跟李先念没关系,跟其他人没关系。

  吴波的坚毅,使造反派怒火中烧,他们变着法儿折磨吴波。造反派骂吴波,“又臭又硬”。不管造反派的气焰如何嚣张,他们也没能从吴波嘴里得到李先念半点所谓罪行材料。

  造反派揪斗吴波越来越频繁,其他部委的部长们也被揪斗。面对这种险恶的情景,周总理深感不安,决定采取保护措施。经与几位副总理商议,他提出以国务院通知开会、汇报工作和写检讨等名义,让受冲击的主持财政部日常工作的吴波等其他部委部长们住进中南海“工字楼”宿舍,保护起来。然而,这保护毕竟是短期的,吴波回到财政部,又立刻被揪斗。

  1967年1月,造反派折腾得火热,感到彻底打倒吴波的时候到了,夺财政大权的时候到了。财政部的造反派宣布,打倒主持财政部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吴波,财政部的大权归造反派。他们把吴波从办公室赶出去,并把办公室封住。财贸口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也进驻财政部,成立所谓“接管委员会”,财政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停止了,财政部的运转完全瘫痪了。

  周恩来闻讯后,请示毛泽东同意,于1966年2月5日作出指示,让联络员传达给当时财政部所谓的“接管委员会”,指出财政是中央的权,财政部的业务权不能夺,业务工作请示李先念同志(兼任财政部长),财政计划指标要在三五天内下达,吴波同志因被斗身体不能支持,要休息。

  周总理专程到财政部,安慰鼓励财政部的同志,排除干扰,坚守岗位,努力工作。周总理的到来,让吴波和财政部干部职工激动不已。吴波那伤痕累累的身心,得到了温暖的抚慰,他与造反派斗争的信心更足了。后来,周总理依然在身体每况愈下、政治情势对他非常不利的岁月里,还很多次接见财贸口的代表,为财政部干部撑腰鼓气,这给了在艰难困苦中煎熬的吴波莫大力量。

  造反派对毛主席的指示,阳奉阴违,仍在到处煽风点火,企图夺取财政部的大权。在这关键时候,1967 年2 月17 日,李先念陪同周恩来接见财贸口的造反组织代表。周恩来在讲话中严正指出:财政大权是毛主席的权,是党中央的权,中央的财政大权不能夺,你们夺了中央的财政大权,中央还有什么?如果让你们夺了财政大权,我们就对不住党,对不住人民,对不住毛主席。李先念兼任财政部长,毛主席信任他,我们信任他。他又说吴波虽然政治上弱,但他是守纪律的。财政部依旧是李先念、是吴波负责。

  周恩来讲完之后,李先念在讲话中对造反派头头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有些人手伸得太长,要包打天下,太不像话了。你们就是要把我打成牛鬼蛇神,我已经不能再忍耐了。要讲革命性,也要讲纪律性、科学性。有些材料东抄一点、西抄一点,这样干,行吗?你们要打倒吴波,有什么道理?

  这次接见后,李先念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坚决不让造反派夺财政部的权,坚决支持财政部各部门照常工作。财贸口大专院校的造反派见无机可乘,只好悄悄退出了财政部机关。但造反派哪肯罢休,他们又抓住吴波在湖南放赈做文章。把放赈时湖南当局派兵保护,说成是吴波请国民党军队下乡镇压农民运动。后来还是停了吴波的职,夺了吴波的权。

  造反派把财政部搞得乌烟瘴气。吴波等一批人被打倒,财政部乱了,工作瘫痪,派军队军管。军管会来了,认为财政部不需要这么多人,原来将近800人,只留下100多人,其余的包括吴波等大批干部被撵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去了。

  这么多的财政部骨干被下放劳动,业务也不搞了,留下来的也不让搞业务,清理旧档案,连决算的档案也清查不要。把档案弄出来,堆在空地上,点火,“哗啦啦”烧掉。吴波听了这事非常痛心。而更让吴波痛心的是,不知什么人出的坏主意,财政部实行了“无账会计”方法。什么事儿记在本上,不记账。实际上就是一本序时账,其他都不要,来一笔记一笔,记流水账就完了。

  吴波痛心,怎么会烧档案,不记账呢,烧了档案今后靠什么查资料,不记账,钱花到哪里去了,谁能说得清楚!他感到这些恶劣行为,比批斗人还要荒诞无稽,是难以让人容忍的,而他却无处可说。虽然他在湖北沙洋,仍关心着财政部的业务,但他是被监管劳动改造对象,早已没有说话权了,仅有的只是心里着急。

  吴波被打倒,并给戴上黑帽子,而财政部大多数人都明白,吴老没问题,是有人故意整他。文革后期,专案组查实,指控吴波在湖南放赈时让国民党军队派兵保护,是下乡镇压农民运动,既不是事实,也与吴波无任何关系。1974年,通知吴波解除劳动改造回家,拟解放待分配。随后,周恩来总理过世,“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吴波解放待分配的事又被挂了起来。

  吴波虽结束了劳动监管改造回来,等待解放分配,但有人不会让他高兴起来,有人从中作怪,“解放待分配”便成了杳无音讯的漫长等待。

  吴波等待得太久了,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他多么盼望趁自己身体还行,为国家多做些事情。可他询问“有关负责人”,那些人总是冷冷地对他说,让他耐心等待。吴波问,还要等待多长时间?那些人说,不知道!吴波很快知道,他的头上还有黑云压顶,见不到天日。吴波和一大批“解放待分配”的干部一样,又在遭遇另一种精神折磨。吴波只好每天读书,养花,散步,平静地等待“解放分配”的到来。

  “解放待分配”的事,等了一年又一年,到了1978年的春天,终于等来了,还是“有人”说话才被“解放分配”的,这个人就是李先念。在李先念的过问下,专案组才把吴波平反解放。这一“挂”,把吴波挂了近四年。

  这一晃,从沙洋劳改农场回来并恢复工作,前后十年。吴波平静地说,这近十年的磨难,对他来说并不是他最大的心痛,最心痛的是他失去了人生中为国家做很多事的宝贵时间。 (来源:《来去无尘——一位财政部长的生前事》 宁新路著)

网站编辑:付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