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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二】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发表时间:2015-04-01    来源:《来去无尘——一位财政部长的生前事》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这是吴波一生中不得不提的事情,也是一件让他最为惊心动魄的事情。

  那是1953年,国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央决定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对计划作全面安排。吴波按中财委的部署,完成了修改税制的方案,他把拟好的宣传税制改革的社论,送给时任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审定。新税制规定,公营和私营按同一个税率纳税,薄老特意将文中“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都要按照修改的税制纳税”修改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不期毛泽东主席认为,公私平等的提法有违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对薄一波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税制风波从此一波高似一波。

  批判是在一次财经工作会议上。税制改革本是财经会议中的一个局部问题,而批判薄一波的“插曲”,却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形成了重点批判修正税制的会议,时间也由原定的半个月延长到两个月之久。税制问题,成了箭在弦上的政治问题,也成为一时惊心动魄的事件。

  吴波在会上本着对工作负责的态度,把官位等置之度外,冒巨大政治风险,主动站出来,揽过承担责任,实事求是地讲清税制的是和非,差一点引火烧身。

 

  

  事情,还得从税制出台的整个过程说起。

  新中国刚刚诞生,税制暂时沿用国民党的旧税法征收,比较混乱,国库空空如也,急需要建立税制。全国陆续解放后,迅速统一全国的税种、税目和税率成为新生政权面临的重要任务。财政部同志夜以继日地研究出台新税制,对原工商税制作修正,争分夺秒地争取早一天实施,希望尽快进钱,充实新中国空虚的国库。

  修正税制,关系到商品的出厂价格、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关系到工商、批零和地区之间的利益分配等,是一项触及社会每根神经的极为复杂的事情。为了顺利地推行修正了的税制,必须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吴波对这项触及社会敏感神经的大事不敢有半点马虎,力争做到细致如丝。对于拟定的方案,他邀请有关主管部门反复讨论,仔细完善,最后大家认为,新设计的税率和税负同原来相比,基本妥当。

  尽管国家各主管部门认可税制修订方案,可吴波提出,还是要更为妥当一点好。为此,吴波组织财政部有关部门,征求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知名人士的意见。全国工商联筹委会召开常委临时扩大会议,对此进行专门讨论,吴波到会并解答问题。会后,全国工商联发表了拥护修正税制的声明。这个声明,意味着这项税制方案成熟可行了。

  吴波与财政部有关人员加紧完善新税制,要赶在1953年元旦前一天公布实施,在元旦春节消费旺季多征些税。

  新税制从9月财经会议酝酿,到年底出台,仅用了三个多月时间。 时间太紧张了,吴波与很多人白天黑夜地干,一百多天没睡过几个好觉。

  这份经过反复的研究和拟定的税制方案,1952年12月,中财委正式向政务院和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据薄一波回忆:“周总理用了好几个钟头的时间,逐字逐句对方案进行了修改”。12月26日,政务院召开政务会议批准了修正税制的方案。12月31日,财政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呈送了《关于税制若干改革的方案》的报告,对修正税制的主要内容、工商业税条例的若干修改、试办商品流通税、撤并税种、税率的调整等问题作了说明。这个报告在1953年1月3日由中财委党组转报上去。这表明,税制改革方案,基本定型并会马上出台。

  社会都在关注修正后的新税制,也为了宣传新税制的实施,吴波主持起草了宣传税制的文章。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社论论述了修正税制的原因、必要性,并明确表明修正税制是为了“保税”而不是“加税” 。还提到修正了的税制继续保持“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原则,并说明国营商业、合作社和私营商业在按税法规定纳税上处于同等待遇等,以消除疑虑,使新税制顺利实行。

  新税制随后发布。新税制发布后,调整了部分商品的价格。但是,由于商品流通税的实施细则没有同时公布,商人对各种商品的税率如何调整及纳税手续了解欠缺,致使商人不敢放手经营,市场在短时期内发生了混乱现象。

  各地情况反映像雪片似地飞向中央。河南财委向中央报送了“公布税法修正后的问题”;山东分局向明等人报送了“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物价调整草率造成市场混乱情况”;北京市委和天津市委分别报送了“新税制施行的反映报告”和“新税制公布后的市场物价情况”,等等。这些报告反映了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认为“在执行新税制当中物价的调整过于仓促草率,因而造成了市场混乱”。各地反映的问题越来越急,也把问题说得越来越严重。

  这些报告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视。1月15日,他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和薄一波,信中写道:“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从信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修正税制没有经过中央讨论而发表,以及事先没有经过其审阅。薄一波看到信后,心情半是沉重,半是茫然,他说毛主席“词锋甚严,显然事出有因”。薄一波预感到,新税制将会有风波到来。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财政部税务总局派出若干个小组,分赴各大中城市进行检查,吴波与工作组人员,对问题做了入木三分的了解。他们在了解问题的同时,对新税制中出现的较大问题采取了补救措施,为纠正出现的问题取得了经验。

  了解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似乎好办法就自然而然地有了。1953年2月10日,财政部吴波、商业部姚依林和粮食部陈希云,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作了说明。此后,吴波又向毛泽东和政治局汇报了修正税制的内容、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等。但毛泽东的这次批评更为严厉,认为新税制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得到资本家的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主席的这次批评,比1月15日信中的语气更重,并且把修正税制提到了路线错误的高度,大家顿时震惊。

  对修正税制的批评,吴波没想到越来越深。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于1953年6月13日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讨论财政问题,一开始就集中到对新税制的讨论与批评。会议的其他两项议程,即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和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都没有深入展开讨论,新税制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会议原定开半个月,结果却开了足足两个月。

  7月13日下午,在扩大的第15次领导小组会议上,薄一波做了第一次检讨。但是,会议气氛立刻紧张起来,薄一波也就成为“桌面上斗争”的集中目标。此后,从7月14日到25日,连续召开了八次扩大领导小组会议,对薄一波进行批评。8月1日,薄一波又作了第二次检讨,承认修正税制违反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是对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和反限制的“原则性错误”,并且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是“分散主义”,“在组织上也是错误的”。 薄一波就新税制问题进行检讨,而高岗、饶漱石借机发难,大搞“批薄射刘”,使会议偏离了方向,也使会议气氛急剧升温,薄一波这次检讨仍然没有过关。

  讨论和批评新税制,成了财经会议的中心问题。吴波意识到,毛主席对税制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调子高得几乎让他有点反应不过来,税制修正的政治热度,眼看成了一团火,吴波惊讶。“税制风波”初期,吴波认为税制改革仅是个业务上的具体问题,根本没意识到,这次会议发展到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随着会议的进展,调子越来越高,他坐不住了,他感到修正税制,具体是由财政部拟订的,他应当承担这个责任,薄一波只是负领导责任,应当向中央说明真实情况,即使修正税制有错,也不该把错归到薄一波头上,这样不是实事求是。在这样的政治空气里,面对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吴波也知道,自己站出来说真话,主动出来承担责任,会有巨大风险,但他还是向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张纸条,请求发言。他说,修正税制从开始到出台,都是他一手办的,主要错误在他,薄一波同志只负点头的责任……吴波的发言,实则是替薄一波揽错,虽然毛泽东主席当时不在场,而吴波的发言,会后就有人报告给了毛主席。给毛主席报告时,那个人是怎么说的,吴波不得而知。

  在一次批判薄一波的大会上,毛主席拍着桌子,声调很高地批评薄一波和吴波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没料到毛主席对吴波的主动揽错动怒了。毛主席批评吴波的话音落下,会场顿时静悄悄的,静得一丝声音也没有了。大家意识到吴波揽错的事,已成不小的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人们为吴波捏把汗。吴波也意识到,他的揽错,成了件大事情。

  毛主席动怒批评吴波,并不是吴波揽错有多大问题,也不是跟薄一波过不去,动怒是有缘由的。毛主席认为税制应该有利于逐步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壮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而薄一波“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把公和私放到了同等地位和待遇上,这与当时毛主席的政治思想相背。

  在会议上,高岗又从中发难“批薄射刘”,矛头指向了刘少奇,把税制问题无限上纲;以及在工作中中央和地方存在一些矛盾,有些同志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所有这些因素,都成了导致产生“税制风波”的推力,把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帽子越来越大,气氛越发紧张。

  毛主席动怒批评了吴波,吴波会放弃坚持说真话吧?吴波没有把自己的安危放在前头,他虽然讲究策略,把毛主席的批评接受下来,但他仍然坚持要说真话。在扩大的第24次领导小组会议上,吴波再一次作检讨。他明白,毛主席批评“泰山压顶”,自我检讨还是要做的,而在检讨中,他仍然坚持新税制保了税,多收了税。当有人不同意说新税制保了税时,吴波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反复强调说:“我们以为确是多收了税。”“计算起来,还是多收了税。”“犯了错误,不管受什么处分,我说,还是多收了税。”他在检讨中,不放弃讲真话,求真实。

  而批评还在继续进行。经过近两个月的严厉批判,毛泽东认为问题己经基本解决,会议应该结束了。他在会上发脾气上纲是认真的,问题讲清了从宽处理也是认真的。

  为了缓解会议的紧张气氛,尽快把结论定下来,在周恩来汇报时,毛泽东出主意把在外地休养的陈云和邓小平请回来参加会议。

  在第29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上,陈云对薄一波和修正税制作了发言。陈云明确指出:“解放以后,到去年为止,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的比重逐渐增加。这样一来,就相对地减少了买卖关系,税收也随之减少,需要想办法来补救。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新税制是有理由的。但是采取什么办法应该考虑。新的税制对税收减少缺乏分析,因此提出的补救办法是错误的。新税制的错误,其结果是很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

  针对有些人提出的中财委存在两条路线的问题,陈云说:“我以为在工作中个别不同意见是不会没有的,在一起做了四年工作,如果说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当然不行。这些意见,也不能说他的都是错误的,我的都是对的,也不能说他的都是对的,我的都是错的。总地说起来,我在今天这样的会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

  邓小平回到北京之后,表示赞成对薄一波的批评,但并不赞成把薄一波在工作中犯的错误,当作路线错误。陈云和邓小平的发言,对当时的会议气氛起到了降温作用,有利于意见的统一和结论的得出。

  在全国财经会议即将结束之际,中央政治局于1953年8月10日晚,讨论了周恩来的结论报告,并进行修改。此前,毛泽东曾对结论有关段落进行多次修改,其中加写了他概括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提法;并在引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第四段论述即“同私人资本主义进行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的内容之后,加写了这样一句话:“以薄一波同志为代表的若干财经工作干部在对私人资本主义所犯的错误是直接违反上述规定的”。但把凡是说薄一波犯了“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之处,都删去了“带路线性”四个字。8月11日晚,周恩来在会议的结论报告中指出:“修正税制实施的结果,使税负公重于私,工重于商,打击了工业,特别是落后工业,帮助了私营商业,特别是大批发商,并使市场一度混乱,造成群众不满。这样,就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和半社会主义经济”,“是违反党的二中全会决议在这个方面所规定的原则的错误。”

  在8月12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进行了进一步的总结,他指出,“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新税制的错误“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应该批判薄一波“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 “宣传新税制的社论,资产阶级拍掌,薄一波高兴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巩固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

 

  二

  新税制掀起了巨大风波,是吴波压根也没有料到的。鉴于对修正后的税制的上述批评,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对新税制进行刻不容缓地重新调整,且分秒必争全力做好。首先,纠正了新税制所确定的“公私一律平等”的纳税原则,加快了对私营经济的改造。

  1953年2月20日,政务院财经委发出了修正税制后国营企业纳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明确指出:国营工矿产品应按中财委核定的调拨价格核税,全部税款由生产部门负担;调拨给商业部门的,一律按国营贸易公司批发价格核税,生产部门只负担原核定价格内所含的税款,其余部分由商业部门负担。对于合作社,新税制曾规定对代购、代销或包销,一律按进销货计税。

  随后两条“规定”发出,税务总局发出了合作社代理购销及经营农产品纳税问题的通知,区别不同情况,也改变了规定;财政部发出了批准不纳营业税的私营批发商自8月1日起一律照纳营业税的通告,恢复了对私营专营批发商的征税。同时,也恢复了对小型工厂和非全能工厂的照顾,并重新加强了对商业的限制力度。两条“规定”力图迅速纠正新税制带来的不利因素。这个纠正的收效,立竿见影,税制政策的偏差,很快被校正了。

  新税制的偏差是扭过来了,而问题却已上纲上线。1955年8月,在全国税务会议上,吴波再次做了深刻检查,他把责任全部承担下来。他为什么把全部责任揽了下来?他不是为了保薄一波才站出来承担责任,而是他认为,新税制是他搞的,他应该负责。

  1953年8月,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所作的结论指出:“税收任务:一方面要能更多地积累资金,有利于国家重点建设,另一方面要调节各阶级收入,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并使税制成为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有步骤、有条件、有区别地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具”;“税收政策:对公私企业应区别对待,简繁不同。对公私合营企业应视国家控制的程度逐渐按国营企业待遇。”这样,新税制所规定的公私平等的观念被否定。其次,恢复了对公营企业和合作社的税收优惠和扶持。

  “税制风波”从一项政策,发展到上纲上线,很快又成为重大事件,无疑有它的深刻而复杂性。从吴波认识到的一般工作问题,被上升到路线错误,在薄一波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吴波主动承担错误,使得毛泽东主席动怒,几乎引火烧身,是吴波政治上不够成熟,还是他的胆子太大?都不是。吴波历经了风雨动荡的旧社会,也经受了枪林弹雨等世事沧桑,他是个思想缜密,做事精细,从不出风头的人,更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那他为什么在那样烈火燃起、随时会被燃毁的危险时候,站出来承担错误?这是由于吴波的灵魂里,坚守“真”,那是根深蒂固不能动摇的。在这样的操守下,在他看来,税制是财政部拟订的,他吴波有责任,要把这个错转移到国家领导人薄一波身上,不符合事实;薄一波的责任,他认为是领导责任,不是直接责任。因而吴波面临丢官坐牢,也要扛着一个“真”,也要把真话说到底。这就是“税制风波”中的吴波,也是一生中为求真,什么都可以丢掉的吴波。

 

  三

  世上的任何事情,都有它的缘由,就像水有源、风有头、火有种一样。修正税制这项财税工作,最终酿成大的政治风波,也是有根源的。这个根源,当时谁也看不明白。

  吴波后来才明白,1953年修正税制风波,是在毛泽东考虑和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过程中发生的。原来在建国后不久,毛泽东提出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设想,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但这并未成为党的决议,仅限于党内高层知道,薄一波也许并不清楚,吴波更不清楚。在毛泽东看来,公私问题涉及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问题,亦即是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而被贴上“公私一律平等”标签的新税制却还是继续沿着新民主主义的轨道前进,这与毛泽东的设想背道而驰。

  当然新税制修正中的缺点,也是明显的,虽然新税制确实起到过保税、增税的作用。但也有操之过急、工作过粗的毛病,有些具体条文修改得不适当,致使2000多户被合理批准免缴批发营业税的专营批发商得到了一些便宜,工厂税负相应增加,个别商品也因实行新税制而提了价,以致在很短的时间里确实引起一些混乱等。吴波面对受到的严厉批评,虽有看法,但他感到税制修正工作中确实存在的一些严重缺点,自己是有责任的。

  这次“风波”的根源,在于修正税制实行“公私一律平等纳税”,而没有区分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的不同性质,以及国家对这两种经济成份的不同政策。对新税制的批评,实质上也就成为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第一次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比较集中的讨论,也预示着我党对私营工商业政策的转向。

  对于那场税制改革风波的是是非非,吴波多年来从不提。只是1990年11月25日,薄一波写解放初期税制改革的文章,请吴波谈意见时,吴波说,修正税制方案是他搞的,责任在他,不能落到薄一波身上。他还说自己不去翻旧案,要翻由中央去翻。在薄老一再要求下,根据他的意见,由儿子吴威立整理出来,寄给了薄老。

  时隔若干年,薄一波请吴波谈“税制风波”,吴老接到薄老的信,想了许久,对当年税制改革谈了他的看法——

  薄老写这样一篇文章,我是赞成的。写,就要恢复历史本来的面貌。解放以来工作中就有左的东西,批了修订税制以后,左上加左。一波同志讲,影响很大,是对的,它大大缩短了过渡时期的时间。原定“三大改造”的过渡要十五年左右,结果只花了三年时间就结束了。陈云同志讲解决资本家的办法很多,只是时间还没有到;商业部担心资本家躺倒也是有道理的。澄清历史事实,恢复修订税制这个问题的本来面貌,中央若有这个打算,写出作为内部材料是有好处的。这件事只有一波同志合适。

  在财经会议上出现上纲上线,这件事在“高饶事件”之后问题都清楚了。整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不应该再收入主席在会上的那篇讲话。收入的目的是针对一波同志的,这个看法我在中纪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讲过,并上了简报。

  修订后的新税制的原则是对的,缺点是为了抢时间在1953年春节前出台,想多收一点税。由于出台过急,配套的政策没有跟上,引起了一些矛盾,后来都及时补救了。

  我在会上作检查时,说过上纲的话,那些都是大会修订税制小组批判时讲的话。当时小组里的调子很高,但我不得不接下来。一是毛主席定了调,泰山压顶没有申辩的余地;二是各方面意见都很尖锐,地方上的同志为批判组织的一些材料又无法核实,难以把问题讲清楚;三是修订税制出了问题主要是我的责任,不能都推到薄老身上,看到大家批薄老,于心不安,我应当站出来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

  修订后的新税制不存在打击工业,也不存在打击国营企业的问题。过去流通环节收工业货物出厂、商业批发和零售环节三道税。后来生产发展了,流通环节起了变化,有的工厂直接和零售商见面,使商业批发这一道税往往收不上来。为了保住税源,新税制把商业批发这一道税改到工业出厂时收,同时用提高出厂价格来调整工业和商业批发的利润。不存在挤了国营企业、压了工业的问题。缺点只是在实施过程中为了抢时间赶着出台,使相应的价格调整没有配合好出了毛病。但不是什么右倾的问题。

  和资本家协商办税是一波同志在全国第三次税务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毛主席是赞成的,毛主席曾夸奖过一波同志提出的协商办税是个好办法。所以这一次修订税制我们也邀请了全国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一起协商。那时候党的威望很高,我们提出的政策工商界都是拥护的,尤其是“三反五反”刚刚结束,资本家心有余悸,更不敢说三道四。新税制实施堵住了他们逃税、漏税的口子,实际上他们比过去是多交了税,但他们不得不赞成,根本不是什么迎合了资本家的需要,不存在右倾的问题。

  “公私一律平等纳税”,这个口号当时不提好,提了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那次修订税制是针对着流通环节的,货物一上市,公私就很难区分了。它不同于所得税,只能对物不能对人,税制修订前是这样执行的,税制修订后,也只能这样执行。修订税制和中央各有关部门都充分协商过,并通过财政会议和税务会议与地方的同志多次共同酝酿过。

  文章后几部分写了一波同志当时的一些看法和思想活动,都是很真实的,对理解事情的发生和本末是有益的。但我担心会不会引起一些误解,可否就税制修订这件事,用订正事实来加以说明,恢复它的本来面貌。

  不是薄一波请吴波谈修正税制的看法,也许吴波永远也不会让人写出这样的文字。因为在财政部的任何场合,吴波从没提过修正税制中的他,没有提过替薄一波承担责任的一句话,更没有抱怨他在这场风波中受到的个人伤害。在他看来,抱怨和指责别人,用这件事抬高自己,与他做人是格格不入的事情。因而,这封信里,同他在税制风波的火热场面一样,说话真真切切,观点从一而终,没有怒气,没有抱怨,更没有牢骚。他的口吻里,对修正税制出现问题的看法依然如故,对毛泽东主席充满着敬爱,对税制风波的政治倾向带来的伤害而表现出宽容。所有这些,反映出吴波坚守“真”而不移,反映出吴波大海一样宽阔的胸怀。这守“真”的不移和宽阔胸怀,使得吴波讲这件风波时才能如此平静。

  修正税制风波,后来成为一个事件,吴波讲真话,直言不讳,有的人对此大做“文章”,给他带来了政治和人生的危机,甚至带来了文革中的批斗等灾难。人们以为,经过了这大灾大难的“教训”,吴波一定不会再那样说真话了,恰恰相反,吴波不仅还说真话,连半点假话也说不出来。这让一些人感到,吴波是个“怪人”。有这样看法的人,是他们不了解吴波。(来源:《来去无尘——一位财政部长的生前事》 宁新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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