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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一】寻觅中的艰难跋涉
发表时间:2015-04-01    来源:《来去无尘——一位财政部长的生前事》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1906年初春,兵荒马乱的年月,吴波出生在安徽省泾县茂林村。他在家乡度过了童年,十三岁那年,跟母亲搬到宣城水东镇,水东就成了他第二故乡。

  吴波的苦难从小就开始了。四岁时死了父亲,没了经济来源,不久叔父和他们分了家,继而哥哥经商折本欠了债,随之一场大火,把住房烧得片瓦无存。接着他和哥哥二人也分了家,各分得四亩水田,火灾后重建住房和欠下的债务,由兄弟俩分担。吴波家日子从此雪上加霜。

  吴波八岁进私塾上学,读书十分用功,辛劳的母亲对他未来有了希望,一心想培养他读书当官, 却因家庭日渐贫寒,无法完成学业,后虽有叔父资助,读到第八年,就因缺学费再也读不下去了。16岁的吴波,只好到宣城做学徒,做杂活。他做的虽是小店员的苦活,满脑子却是建功立业的梦想。

  这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啊,到处是战乱死伤,到处是欺压掠夺,到处是饥荒。吴波讨厌、憎恨这个社会。为表达心中的不平,他把名字“报平”改为 “抱平”, 名叫“吴抱平”,意为对眼前一切都看不惯。他立志 “自我奋斗”找寻出路,彻底改变自己命运,也去改变社会的现状。

 

  一

  人的一生,脚下的路虽很窄,却会有多个岔口,步入哪个岔口,就是哪条路的命运。而岔口的选择,却是短浅目光与高远思想的体现。此时吴波处在了人生的岔路口上。

  1927年春天,柳芽露头的时候,有支精神昂扬的队伍到了芜湖宣城——北伐军来了。北伐军高喊“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 “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要推翻封建落后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 

  吴波听着这些口号既新鲜,又兴奋。在响亮的口号声中,有本《三民主义》的书,让他放不下手了,尤其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提法,是要反对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平等,承认民族自主权,还要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防止欧美现行制度流弊,人民有选举权,使人民拥有政权,还要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社会!这些设想,让吴波热血沸腾。他从这本书中认识了孙中山,知道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会很美好,对孙中山产生了景仰。吴波下决心离开宣城,去参加北伐军。

  吴波几经周折参加了“皖属先遣队”。穿了军装当了兵,他以为这就是参加了 “革命”,兴奋地跟这支队伍出发了。

  由一个小店员成为北伐军的书记官,吴波由衷地喜悦,而这喜悦又那么短暂。在合肥,北伐军“皖属先遣队”被北伐军的白崇禧部队缴了械,他侥幸从先遣队逃了出来。

  蒋介石已叛变革命。尽管芜湖北伐军仍在宣传革命,实际上已变成蒋介石的工具。

  吴波又回到家乡。行李丢光了,两手空空,在宣城当店员欠下的亏空要归还,生活费要靠家里解决。所有这些都使他母亲发愁。村里人把他看成不守本分的青年,说他放着体面的店员不当,跑出去“革命”,把自己“革”得屁股精光跑回来……闲言碎语,像刀刺心窝,吴波难受,他母亲更难受。

  好心的乡亲,劝他仍去经商。他不想再干经商行当,想干改变社会的事,而这雄心壮志离现实又那么遥远。他找不到渴望的那束光亮,他感到眼前一片迷茫。

  吴波日渐困惑,在家等待的日子是那么苦涩而艰难。在母亲的责难和人们的讥笑中,他再也呆不下去了,决意远走。这时,恰好有位在西北军当书记官的族兄冯剑青回芜湖探亲,听了吴波的窘况,答应帮忙,带吴波离开了老家。

  在郑州,吴波经族兄托朋友帮助,考取了郑州市政府公益科的见习科员。吴波做事不惜余力,且又极其仔细求真,不久就被转正为三等科员。那时局势动荡,郑州市一年内换了三任市长,三任市长都很欣赏吴波的才华,每任市长都给他提了一级,一年多时间被破格提升三级,他由见习三等科员升到一等科员。

  对“三民主义”抱着幻想的吴波,很快发现国民党说一套,做一套。所谓 “打倒军阀”,军阀都挂上了 “革命”的招牌;所谓 “打倒土豪劣绅”,豪绅们依然很神气;蒋介石屠杀进步青年,社会弥漫血腥。他对国民党失望至极。吴波决意远离国民党。

  1930年内战开始,冯玉祥的西北军西撤,郑州市政府解散,人员各找出路,吴波只好又回到老家水东,等待新的工作。回家后的吴波,生活失去经济来源,又陷入困境。

  吴波的命运里,好像有根好机缘的“红线”,一直在牵着他。这根牵引的“红线”,在他最为困苦的时候,就会牵他走向新的天地。吴波等了半年,那根“红线”又来牵他了,原郑州市市长赵守钰给他发信,通知他来上海工作,吴波在上海的国货商场办事处做了文书主任。吴波感到这个差事不错,看起来是经商,实际上是同英租界工部局打官司,是同帝国主义作斗争。他干劲十足地做好每件差事。

  吴波没想到这是他寻找光明之路的开始。他在上海读到了进步书刊,有鲁迅的作品,有苏联进步小说等等。这些书刊对旧社会的揭露,对正义良知的呼喊,对幸福生活的展现,撼动着吴波的心。这个两眼迷茫的青年,从此对社会主义有了笼统概念,对未来有了憧憬,渴望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的社会早日到来。这束光芒虽已照到他心里,但他看不到光芒来自哪里,他要找到发出这束光芒的源地。

  吴波寻找发射这束光芒的人。他在上海很快认识了刘子华。刘子华是1923年由李大钊介绍入党的中共党员,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刘子华在上海利用赵守钰关系作掩护,做共产党的事,经常到赵家来,有时就住在赵家,吴波有了与刘子华接触的机会,由此听了他讲的许多革命道理。吴波找到了给他内心带来光芒的人,从此感到眼前一片亮堂。

  吴波佩服这些冒着生命危险为理想奋斗的人。他主动接受刘子华的安排,为共产党做一些工作。

  光芒刚刚找到,为所敬仰的人们做事刚刚开始,可意想不到的事出现了,国货商场因受洋货的排挤,又得不到国民政府的支持,商场被迫关门。吴波又失业了。没了立足之地,他只得离开上海。离开上海,在他看来就远离了那束光芒。

  吴波苦闷地感叹,自己梦想的脚,刚迈出一小步,眼看就会朝着光芒走去,却又得离开这里,今后还会找到那束光芒吗?他仰望苍天,苍天冷酷;他询问苍天,苍天不语。吴波装满了一肚子困惑。

 

  二

  1931年秋天,湖南水灾,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死尸遍野。国民党政府组织 “救济水灾委员会”搞救灾,原郑州市市长赵守钰被委任为湖南省放赈专员,要吴波跟他一道去工作。吴波被安排在办事处当秘书兼赈灾事务科长。赵守钰大部分时间不在湖南,放赈工作就放手交由吴波代他去做。

  救灾是用美国援助的小麦,只有五万吨,而毁坏的堤垸太多,灾重人多,僧多粥少,如按原定方案搞,美麦赈灾只能修复少部分堤垸,大部分堤垸修不起来。吴波想起了办法。他掌握详情后,提出把工赈变为工贷。把工赈款贷给地主,由他们再自筹一部分工款,待全部堤垸修复起来,贷款收回来留做洞庭湖兴修水利的基金。

  吴波的方案,得到了湖南社会各界的支持,却遭到建设厅厅长的反对。他为什么反对?不是为了灾民,而是他有利益所在。建设厅坚持按原工赈方案进行,并得到湖南军阀省长何健的支持。方案还没实行,便形成了社会各界和政府的矛盾,双方争论不休,一直闹到国民党中央救济水灾委员会。经过多次反复的争论,最后评定认为,吴波的方案利于操作,更利于灾民,采用这个方案赈灾,使得大批灾民得到了救助。

  吴波的赈灾方案效果很好。赈灾显出吴波不凡的才干,湖南各界拟推荐他出任衡阳县县长,但他听从了南汉宸的意见,由赵守钰安排他到陕西省汽车管理局做了局长。南汉宸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受南汉宸影响,吴波虽然在公路局工作了仅一年七个月,却做了许多公道正派、有益百姓的好事情。处理公路人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破坏商车轮班制度的问题,解决军人乘车不买票的问题,解决公路旅客安全问题……

  吴波在公路局工作,心里想着共产党的事情,他掩护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刘秉琳、武伯昌等人开展秘密地下工作,为他们开路条、提供食宿和资助经费,帮助他们开展工作。

  不久,吴波的工作又有了变动。这个变动,使得他更加接近了这一道光芒。1934年春天,赵守钰出任国民党政府护送班禅回藏的专使,吴波又随他去兰州,当了专使行署秘书。

  吴波在兰州行署,帮助赵守钰筹备入藏物资等事。此时正遇红四方面军北上,西安到兰州的公路被切断,赵守钰专使行署后续人员和准备的物资,在西安一时过不来,苦等两个多月,正准备出发时,发生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后,西北战争情况越来越复杂,红军在河西走廊遭遇国民党军队围堵,损失惨重。周恩来通过南汉宸发来电报,请赵守钰去西安商事,电报中说,如赵守钰来不了,可派吴波来西安。赵守钰考虑到自己目标太大,容易引起蒋介石注意,就决定派吴波代表他前去。去西安的路很难走,沿途国民党部队把得很严,吴波几经周折,终于赶到了西安。

  吴波到西安,形势己变。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押失去了自由,杨虎城的绥靖公署虽然还在,但蒋介石的嫡系军队已开进了西安。吴波见到南汉宸,才知道周恩来约赵守钰,或者让他来西安,是要完成一件重大任务。这件任务很特殊:红四方面军在河西走廊和马家军作战时,被马步芳、马步青俘虏了很多人,想通过赵守钰去做马步芳、马步青的工作,说服二马释放西路军被俘人员,共产党则以赠送他们一批枪支弹药作为交换条件;共产党希望派人去西宁、平凉一带看望西路军被俘人员和了解他们的情况,请吴波找人给以掩护;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和党中央失去联系,徐向前等同志下落不明,共产党准备派人去河西走廊打听消息,建立联系,要吴波想办法找可靠的社会关系作掩护。在西安,吴波接受了周恩来交给他的这一特殊任务。

  周恩来指定由张文斌和刘秉琳两位与吴波联系。张文斌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老红军,是共产党派驻杨虎城十七路军的代表,负责领导红军驻西安联络处的工作,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斗争的成员。1939年他出任广东省委书记,从事地下工作,于1942年牺牲。刘秉琳是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土地革命时期,他在赵守钰掩护下做地下工作。从那时起,吴波就和他很熟悉,解放后刘秉琳任山东省委书记。他们对吴波非常信任,在离开西安时,南汉宸给吴波一本电报密码,约好以后互通消息。

  在西安,有件让吴波终生难忘的事,是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满头黑发,浓眉大眼,潇洒倜傥,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尤其是他那浓密的黑眉毛下炯炯有神的眼睛,透着亲和力,还透着坚如钢铁的勇气。周恩来的气质风度,让吴波为之惊异,而更让吴波惊异的是周恩来对“西安事变”的讲话。周恩来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讲了共产党的主张,也讲了国民党的主张,用对比的办法,阐述共产党主张的正确。特别讲了共产党对待“西安事变”决定的意义。他说,捉到了蒋介石,人们都盼望杀蒋平民愤。平民愤没有错,蒋介石是该杀,但为了实现全民族抗战,力主顾全大局,蒋介石不能杀;再三考虑,还是把蒋介石放掉了。周恩来响亮的声音,娓娓道来,有理有据,使吴波内心有种打开窗户见阳光的愉悦。这种愉悦,他感到是他长久以来渴求的一种愉悦,是听到了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希望正义之声的愉悦。

  对民族心怀莫大忧虑的吴波,他多么盼望“西安事变”使蒋家王朝崩溃,也希望把蒋杀掉以平民愤。周恩来的道理,是那么的宽阔、高远,使吴波感慨不已。他觉得共产党了不起,蒋介石杀了共产党那么多人,现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可以把仇人放掉,这种气魄,让他肃然起敬。

  被周恩来高尚的人格、博大的情怀深深打动的吴波,激动不已,他感到梦寐以求的人生抱负,从此有了明确目标。他下决心要参加革命,到共产党队伍里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周恩来交给他们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是要他们打听徐向前等下落,解救红军,且刻不容缓。而西北敌人猖狂,营救难度极大,周恩来亲切地对吴波说,营救事关重大,会遇到预想不到的困难;考虑到你在西北的朋友多,请你参与帮助完成这一任务,不知道为难不为难?吴波对周恩来说,营救西路军是件很光荣的事,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做营救工作,请恩来同志放心……

  周恩来的嘱托,使吴波热血沸腾,而营救任务艰巨而紧急,犹如肩负千钧。如何尽快完成这一重任?得依托个可靠的人,找谁可靠呢?吴波想到有一个人可以争取。那是吴波1928年在郑州认识的熟人高金诚。高金诚在河西走廊甘州开设了一家医院,医院设在教堂,他既是医院院长,又是传教士,思想进步、有正义感,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也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很适合做掩护工作。

  吴波请求高金诚帮助,高金诚也十分同情西路军,愿意去河西走廊为共产党做掩护工作。在谢觉哉的安排下,高金诚与甘州西路军被俘红军临时地下党支部取得了联系。先后救出了刘瑞龙、魏传统、王定国、惠子明等200多位西路军战士。高金诚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1938年初,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高金诚被敌人秘密杀害。

  吴波一直记着高金诚这位可贵的朋友。解放后,高金诚被党和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被营救的200多名红军战士,许多人后来在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担任要职,为新中国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还有许多为中华民族独立、新中国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已载入辉煌的史册。新中国成立后,刘瑞龙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华东局农委书记、华东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华东局农委主任等职;魏传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楹联学会成立之初,被推选为会长,后成为当代著名书法家、诗人;王定国与我党优秀共产党员谢觉哉结婚,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还有许多杰出人物,以他们的英雄般的意志,实现了告慰高金诚烈士英灵的夙愿。

 

  

  1939年4月,吴波在专使行署结束护送班禅回藏的任务。延安的红色火光,早已让他按捺不住心中的向往,他决定尽快去解放区参加队伍。他怀着一颗单纯而火热的心,去了延安。

  到了延安,需要有人介绍他的身份。谁来介绍自己参加革命队伍呢?吴波想到了南汉宸。南汉宸比较了解吴波,又是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吴波费尽周折找到了南汉宸,南汉宸欢迎吴波加入革命队伍。吴波被安排到晋西北临时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

  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结束,南汉宸去了延安,吴波与动委会干部大队奔赴边区。渡过滹沱河,跋涉华北山川,来到河北平山县的洪子店,进入晋察冀的阜平温塘,听候分配工作。

  动委会干部由集中使用改成分散使用,总会的干部陆续分配了工作,组织上却没给吴波安排岗位。理由是吴波的历史复杂,社会关系也复杂;了解他的南汉宸联系不上,组织又尚不了解,不能分配工作。吴波的工作要等南汉宸来了以后再确定,而南汉宸在延安一时来不了,他只能等待。

  那时的边区队伍中,常混进敌特分子,对每个新干部情况搞清楚,是必须要做的。没人说明白他的“历史复杂”,吴波被组织上叫去接二连三谈话,接受审查。审查结果是,吴波仍然不能留在边区工作。组织决定要他离开晋察冀,以他在社会认识上层人物多的人脉关系,到白区鹿钟麟那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组织上说,派他在“外面”工作,比在根据地起的作用大,相信会发挥更大作用。

  虽说是重用和考验,而吴波明白,要他离开根据地,是组织上对自己不了解、不信任。而他在沮丧里有种冲动:大敌压境,怎能在后方苟安偷生,应该到前方去杀敌;既然自己已到根据地,怎能轻易离开呢!

  吴波请求组织留他在根据地工作,组织上不同意;吴波又提出让他在根据地工作一个时期,接受些锻炼再去外地,组织也不同意。

  吴波看自己留在晋察冀不可能了,但不愿到鹿钟麟那里去,更不愿离开边区队伍。

  拥抱光明,而得不到光明,哪怕是对坚强意志的人,也是一种精神折磨。时局复杂,面对的环境也复杂,吴波一晚又一晚难以入睡。吴波感到那些天的夜晚真长啊,心头好像浇了一盆盆“凉水”,从头凉到了脚,怎么也睡不着觉。吴波心里痛苦,这痛苦让他无解:满腔热情投奔革命,料不到受到摈弃,怎么办呢?吴波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在这里没人了解,不可能得到信任。他的历史情况只有南汉宸清楚,他得去延安找南汉宸。

  去延安得找机会。吴波想利用离开晋察冀路过延安的时机,找南汉宸证明自己历史的清白。可偏偏负责人通知他,要他通过晋东南离开解放区,且要马上走。吴波去延安找南汉宸的希望落空了。

  按照领导指定的路线,吴波沿太行山脉由北向南走,躲开敌人扫荡,经平山、井陉等县长途跋涉,他到达武乡、襄垣之间的红军北方局所在地。

  不被组织信任,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吴波不愿等待,他要让组织尽快了解自己,尽快轻装上阵投入革命。他给野政组织部长周桓写信,要求组织与他谈一次话。谈什么?当然是历史情况,希望组织出面与南汉宸联系,证明清楚自己的历史,让他放手工作。几天后,组织部安排八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申秘书长同他谈话。吴波没想到找他谈话的申秘书长,是他的老朋友申伯纯。申伯纯了解他的过去。申伯纯要吴波留在晋东南工作。留在根据地工作,这是吴波的希望。

  吴波由衷地喜悦,他想留在解放区参加革命的愿望实现了,内心的苦闷顿时烟消云散。申伯纯通知吴波到前总报到,把他分配到了野政统战部工作。吴波刚进野政,随后又急需充实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力量,组织上认真考虑后,决定派他去。

  驻洛办在国民党统治区,派他去是做统战工作。在国民党眼皮下的共产党驻洛办,是被国民党特务暗中监视的重点对象,开展工作局面异常险峻。这是组织的信任,吴波毫不犹豫地去了新单位。

  一路上,吴波满怀信心,对新的岗位和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原以为自己能在对外统战工作上会发挥大的作用,没料到去了驻洛办,只安排他在机关作一般工作。吴波不是党员,过不上组织生活,看不到党内文件,感到离党很远。他多么需要组织帮助,使他的政治思想得以不断进步。可半年过去了,从没人关心过他追求进步的事。

  吴波渐渐感到,这里的气氛不对头。驻洛办主任袁晓轩,作风不正派。在洛办顺他的人无原则拉拢,对他有意见的人无情打击。他拉拢的人思想作风不正派;他所打击的人,是大家认为的好干部。吴波抵触袁晓轩,担心在政治上被他陷害。他又给南汉宸写信,提出想去延安的愿望。南汉宸给袁晓轩发来了电报,调吴波去延安工作,他便顺理成章地离开了洛阳办事处。

  吴波走后不久,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袁晓轩叛变投敌做了叛徒。好险,吴波想,如果不是自己走得及时,不知道是否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可怕事情来。

  吴波到延安,起初被安排在统战部工作,不久就被接受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当南汉宸由统战部调到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当厅长时,他把吴波也调到了财政厅,在财政厅做秘书主任。

  做财政工作,对吴波来说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他是个外行,但他勤于学习,也养成了做事仔细扎实的习惯,便很快成了财政厅骨干。边区政府的财政报告、征收公粮的社论,以及毛主席研究边区财政问题的情况报告,凡是要财政厅提供的材料,领导都交吴波起草。吴波在边区财政厅有种大有作为的感觉。

  正当他干得起劲、憧憬未来美好的时候,一场运动来了。那是延安大审干。

 

  

  延安大审干开始于1943年。大审干要审什么人?吴波不知,更没想到自己就是被审查的重点对象。

  延安审干的主要目的,吴波后来才明白,在于对党员大发展阶段吸收入党的新党员实行政治过滤,也是对国民党和国内其他党派的高度警惕。1937年抗战爆发,中共获得合法地位后,大批青年投奔延安,一些原先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也纷纷归队,中共中央组织部门在社会部的配合下已对进入延安的每一个人实行了严格的审查,也就是说,只有经过组织审查的人,才能被分配至机关、学校、部队工作。吴波刚到延安,又新入党,且过去的历史,很容易产生疑点,接受审干审查,甚至被告怀疑,是很正常的事。这些政策和实情,吴波后来才知道。

  1943年3月的一天,他被带到延安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保安处人员当即对他宣布,他有政治问题,被逮捕了。带他来的人也说,是送他到保安处来接受审查的。这犹如晴天霹雳,吴波一时被击懵了。

  吴波被关在窑洞,窑洞外是荷枪实弹的看守战士。窑洞里有人,也是同他一道接受审查的人。被关进窑洞,他感觉到了另一个世界,当然是心里没了阳光的世界。

  进了窑洞,边区保安处人员向他宣布逮捕关押者规定:同窑洞的人不准通姓名,不准谈案情,只准坐着不动,各人想各人的问题。吴波明白过来,此时自己已成犯人了。吴波像在做梦,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有什么问题。

  关在这里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命运?他听说没问题的很少,被镇压的很多。吴波心里很紧张,但又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而面临的严峻局面,让他感到阵阵寒意袭浸身,随时都有被“专政”的可能。

  吴波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他一时恐慌了,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陷入了极度痛苦的境地。他想了很多,而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在旧社会洁身自好寻找 “自我奋斗”的光明道路,后来接受了马列主义,下决心跟共产党走,到延安参加了革命,虽然在晋察冀受到挫折,但那只是不了解、不信任而已,并没有被当成怀疑对象,料不到来了日思夜想的延安,却被关进了牢房,变成了嫌疑犯。年轻的他,一时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感到自己的尊严被摧毁了,一种备受污辱的愤慨直窜心窝。

  边区保安处的审查是相当严格的。严格审查,是纯洁边区队伍的需要,是与敌人生死较量的手段。因而对吴波的审讯,也一次比一次严厉。保安处审查人员说,吴波有严重问题。他被关到另一个窑洞。这个窑洞很小,只有七八个人挤在一起。保安处的干部把他送进窑洞时,对大家宣布:在这个窑洞的人都是大特务,如果再不交待问题就要镇压了!他确实相信了这些话。

  那天的审讯,口气和问话,是一种对敌对人员的问话和审讯,回到窑洞,他把自己的东西整理一番,他想被误解如若很快排除不了,被“镇压”也许就在即日,吴波做好了被杀头的准备。虽然做好了最坏打算,吴波仍抱有一份幻想,这反倒使他平静了许多。平静,是他明白自己压根没问题,相信组织不会误判一个人;平静,是他感到遇到多大的困苦,接受住考验就是光明。他想到了曾熟悉的两个人:一个是成仿吾,他在大革命失败后,态度一度消极,后来到了苏区,党组织对他有怀疑,不给他分配工作,他经受住了长期考验,重新得到了党的信任。一个是肖劲光,他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军事上犯了错误,被撤了职,长征中他背着行军锅跟着队伍走,经受了考验。他想,自己已经是革命军人、共产党员,应该经得起这个考验。经过不断的思想斗争,他的情绪逐渐平静了下来。他清理了自己参加西北军以来接触过的人和事,反复想过自己可能存在的问题,想来想去除了自己的历史复杂和社会关系复杂,容易引起组织怀疑外,想不出其他原因。

  一次又一次对吴波的审讯,没有审出什么问题。虽然审讯员说他肯定是特务,却又没有什么证明他是特务的凭据。吴波认为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期望通过审查,组织能把自己的历史搞清楚。

  随着运动的发展,他看到受审查的人有四五百人之多。其中有老党员,也有20岁左右的青年,这些人的历史都比他简单。为了清理队伍,这么多人接受审查,也不奇怪自己被审查,他相信组织上对自己不会采取简单处理的办法。

  边区审干的办法,是形式上严格,而操作上也相当细致,不会轻易错怪一个好人。1944年审干运动的后期,仍然没有审查出吴波什么问题,边区保安处安排吴波到集训队参加一些临时性工作。先要吴波在窑洞里当管理生产的副组长,又让他当文艺社团京剧研究组组长。吴波是有才艺的,他根据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与人合作写了一个《李闯王》剧本,并在演出时扮演了主要角色李信。一时,他成了文艺骨干,给大家带来了不少快乐。此时,组织上仍在认真调查他的历史疑点,而结果却是越来越明朗,疑点也越来越小。

  不久,边区保安处对仍没有审完调走的人,凡是问题已基本上搞清楚还没有宣布结论的,先恢复党组织生活,并指定吴波在一个小组当组长。这时,吴波才完全消除了顾虑,相信自己的问题可以在保安处搞清楚,不至于在结论上留下尾巴。对此,吴波有说不出的高兴。

  1945年9月的一天清早,一阵鸡叫过后,窑洞里透进一缕晨阳,这缕阳光格外明亮,他预感应该有好事找他吧。果然,南汉宸准备带领一批干部到前方去工作,点名要把吴波调走。保安处通知他先回财政厅,并告诉他,过几天关于审查他的结论写好了,再叫他去看。这样,他结束了在保安处被审查的生活。

  在边区保安处长达两年半的审查,吴波没有放弃自己,也就没有放弃时间,他把大把时间争分夺秒地用起来,阅读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读共产党有关的政策方针,读文学书籍,他感到接受了有生以来最深刻的思想启蒙。这个启蒙,尽管是从书本上得来的,也是从接受审查中得来的,他感到自己参加革命后没有参加过严格的集体生活,没有在阶级斗争中经受过考验,对组织观念的理解不具体,对敌情观念的认识也很抽象,经过这段极其严格的集体生活,也通过接受审查教育,他在服从组织纪律意识方面得到了增强,脑子里从此有了敌情观念。他认为这两年的磨难,虽然让他的身心备受煎熬,却让他离军人的距离更近了。

  对吴波来说,这些收获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使他人生有了脱胎换骨似的思考,更有了人生清明的目标。他蒙冤入狱被关押近三年之久,他在痛苦中迷茫过、沮丧过、失望过。他在迷茫中想明白了追求的意义,在沮丧中想明白了生命的价值,在失望中寻找到了希望。

  这个痛苦折磨的过程,也成了他一个彻底转变、彻底放弃的过程。他要放弃什么?他要彻底放弃自我。这“自我”是自我奋斗、追名逐利、光宗耀祖、满足私欲等等追逐利益的自我。他要把这些统统抛弃,做一个真切而纯粹的人。他的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

  吴波重新审视自己,彻底清算了 “自我奋斗”的思想,决意抛却“自我奋斗”的过去。他以“面完达摩十年壁,换得金刚百炼身”勉励自己,下决心放弃私利,不再有自己的小我,终生做一个无产的人,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壮丽的民族解放事业。

  吴波思想的升华,不是热血沸腾的一时冲动,是有了高远的目标,是看清和拥有了高远美好目标的放弃。他深知,只有放弃,才能走向高远的境界。吴波的彻底放弃自我,也不是为了浅显的解脱,而是他对事物和人生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坚信一个人为别人活着,为国家活着,平凡的人生也会闪耀出美好的光芒来。

  他的放弃自我,是宽泛的,也是深刻的,是脱胎换骨式的那种放弃: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不能为自己活着,要为别人和国家活着,这样才有意义;追求名利,不如放弃名利活得轻松;一个人要活得真真切切,说真话,做真事,做真人,才能活出自我,才是人的真实境界;坚信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放弃抱怨,宽容别人,使自己走向宽厚。

  有了这样的思想和灵魂的升华,他对遭受的冤屈和挫折,没了怨言,更没有把蒙冤之事放在心上。从此放在心上的,只是如何让自己今后的路走向高远。 (来源:《来去无尘——一位财政部长的生前事》 宁新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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