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可避偏见 理解能出洞见——评《中国软实力:谁在害怕中国》
发表时间:2013-11-28    来源: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张国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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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世界政治舞台,一些西方“乐队”经常演奏出很不协调的交响曲“中国威胁论”。中国的迅速发展,没靠对外侵略,没靠对外掠夺,没靠强权政治,但是在一些西方人的眼中,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迅速壮大都是可怕的威胁。于是“中国威胁论”不胫而走,时有喧嚣。“中国威胁论”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如何看待“中国威胁论”?世界各国学界、政界、商界议论纷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者有之,曲解者偏见者有之,别有用心者亦有之。在众多议论中,美国学者迈克尔·巴尔的新著《中国软实力:谁在害怕中国》值得一读。

 

  我们中国人常讲“开卷有益”,这是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因为只要有了一定的学习能力和鉴别能力,不仅反映真理的书读来有益,反映谬误的书读来也是有益的。我所以说迈克尔.巴尔的书“值得一读”,并不是从非真理即谬误这样简单的逻辑出发,而是另有理由。该书的作者迈克尔·巴尔是一位具有英国、美国、埃及和中国生活经历的外国学者,他的书可以使我们从某种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和世界。该书主要围绕三个关键领域(发展模式、软实力和民族中心主义),运用哲理思维,依据大量素材,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威胁论”产生的原因、表现及其本质的虚妄性,这是难能可贵的。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该书所引用的素材都有根有据有出处,但有些素材本身所包含的信息是片面的、不准确的,特别是一些关于中国问题的分析,由于缺少足够的事实进行分析比较,难免存在一定的偏颇和局限,其中有些判断容易引起争议甚至是明显错误的。但总体来看,该书还是一本读来有趣、引人入胜的著作。无论是中国读者、还是外国读者,都可以从中受到一定的启迪。在我看来,该书至少有以下观点值得关注。

 

  一、西方对中国观察的视角往往源于自身的需要。该书写道:“古往今来,世界对中国的看法都不尽相同。起码对西方来说,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既受到中国自身的影响,也受到本国国内因素的影响。18世纪耶稣教士对中国的描述侧重于其良好的政治体制、考试制度和成文立法。然而,不到一百年之后,欧洲开始工业革命,中国由于没有跟上经济现代化的潮流而日渐衰落。于是,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发生变化,这主要是欧洲自身发展的结果,而与清朝时期(1644 — 1911)中国的变化关系不大。例如,早在18世纪,伏尔泰和莱布尼兹就利用中国所谓的‘哲学之王’模式,来攻击腐败的法国和普鲁士君主。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中,许多知识分子变成了毛主义者,希望能在国内进行革命。我们会发现这种趋势还在继续。”上述观点都有史实为依据。作者的潜台词是,观者想看到中国什么,主要取决于观者所需。迈克尔?巴尔这种见解看到了常人容易忽视的一面——观察主体的认知结构和价值取向,也影响对客体观察的结论;但他忽视了变化的相对性,忽视了主体的自身变化和需求变化,必然导致客体的相对变化,进而导致对客体观察结论的影响。

 

  二、西方对中国的恐惧源于西方现在已经不够自信。该书写道:“恐惧在某种意义上是主观的——是对感知到的威胁的一种情感反应,与威胁真实与否无关。所以对中国的反应不一定与中国的情况有关。这么看来,恐惧中国所能揭示的,常常是那些怀有这种恐惧的人,而不是中国自身”,“中国似乎触动了西方的敏感神经,不是因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对他国具有吸引力,而是因为中国的举动反映了西方对现代性的矛盾心理,以及对自身合理定位和政府权力范围的不确定性。”“西方对中国态度不一致,还害怕中国,实际上都是自身道德困惑的表现。”“人们对中国的想象又太过贫瘠。”“中国被指控的罪名,背后的价值观都是西方珍视并追求的价值观:积累财富、工作保障和提升妇女权利。从很多方面来讲,中国将西方模式和自己的模式结合起来,创造出了更好的发展模式。因此,产生中国威胁论的原因并不是中国发起了一个新的游戏,而是中国在我们自己的游戏里打败了‘我们’”。该书还引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关于中国政治体制优点的一段话,从正面揭示了美国人面对中国的失落感:“我赞扬中国并不是想模仿他们的体制,而是因为我担心我们自己的体制。最近我们发现我们无力去做好一些事情,我们倾向于带着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渴望眼神去看待中国。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能耐,把我们怀念的一些东西寄托在他们身上——‘乐观进取’、‘说到做到’、‘众志成城’和‘不顾一切’的态度,这些态度曾经让我们建起了高速公路和水坝,并把人类送上了月球。”接下来,作者便直言不讳地写道:“西方害怕中国提出中国视角,反映了西方自身的无能为力。不然,中国视角只不过是个可选项,不会构成威胁。如果我们仔细想想每一个‘威胁’出现的情境,就会发现恐惧产生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和我们有同样的诉求,在同一个国际政治舞台上争夺影响力,却在同一场游戏中‘打败’了我们。”更值得中国人思考的是作者下面的话:“即使中国现在变成了民主化的国家,它还是会被视为威胁。自由和民主并不能让中国摘下‘野心勃勃的异域他者’的帽子,中国还是那个抢走别人饭碗、污染地球、对人类身份这一最要紧的‘软’区构成挑战的威胁。” 迈克尔·巴尔的上诉观点,无需过多的注解,因为那是西方人自己剖析自己对中国的恐惧心理,它不仅给西方人上了一堂课,也会给那些恐惧西方力量、迷信西方民主、妄自菲薄的中国人一剂清凉药。

 

  三、西方对中国的恐惧源于西方所处环境。该书先从一般的哲理切入,写道:“人们的认知也会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一件事物若要引起人们的恐惧,那么它出现的环境就必须让人觉得可怕。恐惧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中国崛起之际正是西方深陷哲学和政治质疑之时,他们怀疑自身制度,对其长期持有的普世价值观以及自身政府体系产生了动摇。”继而,该书具体谈到了西方所面临的几个环境变化的典型例子:“这场身份危机背后有几个原因:宗教权威和神学世界观日渐衰落,解读和干预生命形式的科学能力越来越强大;通讯系统网络不断发展;家庭结构和性别角色发生了改变;人口出生率下降以及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的连锁效应等等。但是显而易见,造成西方当前心神不安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普遍缺少方向感和凝聚力。”面对这种环境变化,美国和欧洲应该如何合力应对呢?该书认为:“西方人很少考虑这些问题会如何影响西方对重要国际问题的回应,包括像中国崛起这样的大问题。”其实,迈克尔·巴尔所说的“环境”,从根源上看,还应该包括财富两极分化和阶级斗争。例如,占美国总人口1%的富豪,占据了美国30%多的总财富。目前,400个最富的美国人占有的财富超过1.5亿底层美国人占有的财富总和。这是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的原因,也是美国一切矛盾的总根源,当然也是一些西方人对中国感到慌乱和恐惧的总根源。

 

  四、西方政客强化了民众对中国的恐惧氛围。该书认为,西方社会面临各种重大威胁时,政府和政客们必须有所表现:“所以在应对像洪水、疾病或石油泄漏等会引发恐慌的问题时,政府必须把情况解释清楚。但这样做反而会加剧人们的恐惧,因为国家在解释自己行为合理性的时候会提到这个危险,这本身就会制造恐惧。为了让自己的解释听起来更合理,政客有时还会夸大其词,在中国问题上就是如此。外界恐惧中国不是单方面的事情,而是相互作用的结果。”政府决不应置民众安危于不顾,但政客们决不应为了作秀而“夸大其词”,何况是莫须有的“威胁”。该书列举了一个十分典型的女政客,她是美国21世纪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位共和党委员,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布鲁斯·切尼的妻子琳恩·切尼。2001年“911事件”之前,在布什新政府召开委员会会议时,她说:“目前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不久,美国就会和中共兵戎相见。战争无法避免,如果这样耗下去,只会削弱我们的实力。”美国21世纪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之一盖瑞?哈特说:“我相信,要不是发生了911事件,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和中国对决了”。该书公允地评论道:“如果当时真的开战,那也不是由中国的意图、做法和威胁造成的,而是新政府上台后的种种假想在作怪。”该书还引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前会长罗伯特·A·柯白的话表示,他从没见过美国政客这般明目张胆地把中国当作出气筒。“在竞选后期,如此多的美国地区将同一个国家列为攻击目标,这是前所未有的,是一场处心积虑的博弈,”他说,“我觉得这很可悲也很卑劣”。实际上,迈克尔?巴尔陈述的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一方面中国发展越来越快,另一方面美国面临的国内问题越来越多;而美国总统候选人们又拿不出解决美国国内问题的令人信服的对策,于是攻击中国、夸大其词地宣扬中国威胁论便成了最廉价的竞选资本了,于是两党候选人竞相妖魔化中国。

 

  五、西方媒体的恶意炒作、肆意散布,是“中国威胁论”被放大的重要原因。为了说明这个观点,该书又列举了一个借恶意炒作种族主义来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例子。乔尔·科特金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写道:“中国在全球事务中越来越重要,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汉族突然成为世界上最具有凝聚力的、处于支配地位的民族——汉族将通过战略联盟、侵略性贸易政策和攻击国内少数民族来维持它的主导地位。相反,西方民族没有那么团结,组织上更加分散,所以正在渐渐失势……汉族已经成为部落的超级首领,它将其他族群——中国的少数民族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当作一个庞大的半殖民地外缘。随着经济和军事力量日益强大,如果汉族想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这些“次等”文化部落的话,他们可能很快就能办到。”文章的配图凸显了文章的要旨,它是由多张相同的胡锦涛的头像拼凑而成的。那么多胡锦涛“镇定地盯着读者”,让人有一种惊悚的感觉。这幅配图想要表达的是汉族人“很奇特,像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复制品,在体貌特征、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和语言方面都差不多”。不久《外交政策》网站就把这幅图换成一群年轻中国姑娘的照片,她们脸上挂着微笑,手里举着国旗——意思是在“汉族崛起”的背后有着统一的爱国热情。对西方来说,这样的中国实在令人不安。2010年10月,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利益集团“公民反对政府浪费”组织利用了人们对中国科技实力和人口规模的恐惧,制作和播出“中国教授和学生”显然“对奴役美国人的这个想法都感到非常高兴”的广告片。迈克尔?巴尔在书中公正地指出:“事实上,为了消除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北京也采取了5,86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广告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其实,那个广告的最大错误是对中国民族政策进行违实背理的歪曲。在中国,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和汉族是完全平等的,而在民生上则享有比汉族优惠的政策,根本不存在汉族欺压少数民族的问题,更不存在汉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世界其他民族的问题。

 

  六、国际上某些人滥用“软实力”概念,造成对中国的误读和曲解。该书列举了两个典型例子。一个是美国记者乔舒亚?柯兰齐克,他写道:“软实力已经变味了……对中国人来说,软实力指除军事和安全领域以外的任何事物,不仅包括流行文化和公共外交,还包括像援助和投资等更具有强迫性的经济外交手段。”认为中国极大地扩展了软实力含义,超出了奈给出的原本定义。该书严肃地指出乔舒亚?柯兰齐克的错误:“他的这个观点不准确,原因有二。第一,尽管市面上有很多关于软实力的中文著作……但柯兰齐克在做出上述论断时并没有引用参考文献。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学科和领域都广泛使用软实力,因此软实力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如果说中国人把具有强迫性的经济措施纳入软实力的行列,从而重新定义了软实力的含义,那就有点口说无凭了。第二,从更抽象的角度来说,如果有人试图将硬实力和软实力归为一类,使强迫成为软实力的一部分,那么软实力这个概念就会严重受损,以至于没有研究分析的价值。那我们就不禁要问把权力进行分类还有什么意义呢?”然而,柯兰齐克并不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该书还援引了一份美国国会研究报告说辞,说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主要源自它的对外援助、贸易和投资”。“中国在东南亚不断施展软实力——利用文化、外交、对外援助、贸易和投资等非军事的收买手段,——已经对美国外交政策构成了新的挑战。”该书指出,在这份研究报告中,“软实力的含义被修改了——收买成为软实力的一种方式。”“但严格来说,这些都不属于“软”实力的范畴。”这些评论反映出迈克尔?巴尔对软实力本质的准确理解和学者的严谨。他指出:“尽管中国许多评论家忠实于奈关于软实力的定义和理解,但还是有所不同:对中国来说,软实力并不局限于在国际上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相反,在国内施行软实力也同等重要。”该书还高度评价中国古代先贤对“软实力”的理解和运用。谈到了孟子的“仁者无敌”和施行仁政的软实力思想:“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谈到孙武的软实力战略思想:“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谈到孔子的软实力思想:“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些引用既表明了迈克尔?巴尔对软实力的深刻理解,也表明其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推崇。还应该看到的是,迈克尔?巴尔肯定中国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正当性。他说:“孔子学院比形象片和媒体网络更能体现中国崛起。通过开设孔子学院,中国可以教外国人——常常是孩子——说汉语。”“中国软实力的发展不是硬实力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中国重视软实力是出于国内外的双重考虑。中国越来越重视软实力,积极出口自己的价值观,是因为中国希望拥有一个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提升发展潜力。”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迈克尔?巴尔有关“软实力”的论述堪称该书的精华,无论是分析西方的误读,还是探讨中国对软实力的理解和运用,都恰到好处。 

 

  七、主张公正地看待中西方的政治制度的优劣。该书认为:“轻易地打上标签(中国是专制的,西方是自由的),不仅会对中国存在自由的地方视而不见,也会忽略西方自由也有受到威胁的情况。”“自由主义总是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攻击;公开透明既是它最大的优点也是它的弱点。”该书强调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值得自豪的优良之处:“美国人的话语里充满了对教化使命的强烈信念:“山巅之城”或者“地球上最后最美好的希望”。很多美国人都真的相信,美国的政治经验放之四海而皆准。也有中国人深信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普世价值。早期的清教徒认为建立美国是上帝的旨意,定居者因为与神立约,所以都是上帝的选民。这些自我认识常常得到伪科学的支持。例如达尔文认为“美国取得的卓越进步和美国人的高尚品质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迈克尔·巴尔建议西方不要恐惧,而要把中国作为一面认识自己的镜子。他说,面对中国这面镜子,“照镜子的人不同,自省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印度或许看到了自己的未来;美国、欧洲,甚至日本或许想起了自己丧失的权力。这些‘映像’准不准确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暴露了那些隐藏在集体无意识里的希望和恐惧。”显然,迈克尔?巴尔对专制和自由的认识,要比许多国内外学者高明,他所运用的思维方法不是绝对化的形而上学,而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他的照镜子比喻,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过去、现在、未来”相统一的发展辩证观。 

 

  八、肯定“北京共识”(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该书指出,这个说法本身也不是北京首倡的,而是美国评论家乔舒亚?库珀?雷默最早提出的。言外之意,并非中国自己搞出个“共识”来跟所谓“华盛顿共识”较劲,而是美国人自己搞出来的,然后又紧盯不放。中国在削减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11%,超过5亿人口实现脱贫。识字率从1982年的66%提高到2008年的94%。婴儿死亡率在1990~2005年下降了近40%,1970年每千名活产婴儿就要死亡80例,而到了2008年则降至17例。同期,电话使用率增长了94倍还多,达到57.1%。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率每年增长约18%,而这一数字在美国仅仅为2%。北京拥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截至2010年约有2万亿美元。托马斯?弗里德曼在最近的一则社论中写道:“一党专政固然有其缺陷。但是,当它是由一个相对开明的群体带领时——比方现在的中国——一党专政同样能具备强大的优势。单一政党能够强制推行那些在政治上存在难度但的确有利于社会在21世纪向前发展的重要政策。”该书又谈到自由撰稿人萨拉·拉茜在谈起她在“夏季达沃斯”的经历时说道,中国高效“办事”的能力是他们这些外籍人士在会议上反复讨论的主题。然后又坦率地指出:“在西方,太过亲华会让人不齿,所以人们不太愿意公开地表示自己亲华。但有很多商人,他们羡慕中国的办事效率,就在他们的领导层还在为医疗改革争论不休、玩党派斗争游戏、进行没完没了的选举活动和浪费时间装腔作势时,中国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当然,迈克尔·巴尔在肯定中国成功的同时,也不回避中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他指出:“我们也不应该低估北京共识的弊端,比如贪污成风,地区间商业竞争残酷,时常会扰乱市场秩序,缺乏言论自由,收入不平等扩大,享受不到社会福利的农村地区爆发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以及现在才开始着手解决的环境污染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迈克尔?马克虽然看到了问题,但对问题的分寸把握的不好。中国是有贪污问题,但算不上成风,更何况中央政府打击贪污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苍蝇和老虎”越来越收敛;中国地区间商业竞争是存在,但“残酷”的说法显然言之过激,毕竟社会主义中国是全国一盘棋;中国市场秩序被扰乱的现象是时有发生,但治理的法律法规在逐步完善;中国现在言论自由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开放,某些部门是比较欠缺,但更多的领域不是欠缺自由,而是太自由了;收入不平等的问题确实存在,但政府正在寻求逐步解决的办法,实现共同富裕正式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三农”问题的解决,出台很多惠农政策,一些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多数属于土地转让过程中利益矛盾引起的纠纷,并非“大规模的社会抗议”。

 

  九、充分肯定中国媒体建设的成就。该书详细地列举了中国媒体的发展势头:1978年,中国每100万人有不到一台电视机,不到1,000万人有电视看。到了2003年,每100人中有35台电视机,超过10亿中国人能看上电视。中央电视台于1958年首次开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仍只在晚间播出节目。如今,中央电视台有16个频道,一天24小时节目不断;另外,它还开启了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全球媒体攻势。同样,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目前在世界各地有100多个分社,其前身是创建于1931年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在2010年早期,中国媒体就迈出了扩张的脚步。首先,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NC)推出了24小时环球英语电视新闻台,接着又开通了中国网络电视台(CNTV)。CNTV还主办了一个面向世界近百个国家的网站,而CNC则推出了英、法、西、阿、俄等语种的新闻、商业和生活类节目。此外,中国政府成立了十年之久的CCTV-9英语频道改名为CCTV News,100多个国家都可以收看该节目。用新华社社长的话来说:“CNC旨在促进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通过国际视野来解读世界,让全球受众多一种电视信息选择和资讯认知。”除此之外,2010年中国领先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英国创办了周刊。该报在美国和中国香港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2009年,中国推出了《环球时报》英文版和英文环球网。《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旗下的子报刊,该报旨在“更好地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良好形象”,是对《人民日报》的有效补充,目前发行量超过100万。而《人民日报》目前有阿拉伯语、俄语、法语、日语、英语、西班牙语6个版本,发行量达300万。尽管人们很容易认为这些出版物是政府宣传的喉舌而不予重视,但值得注意的是,据纽约世界品牌实验室的统计,《人民日报》已经跻身全球最佳品牌500强。在广播方面,中国也试图取得重大进展。就在美国广播公司衰落之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正稳步增加其短波广播频率。2000年,中国有152个短波频率,而美国有263个。到2009年,中国的短波频率已增加到293个,而美国则下降到205个。英国和美国的情况大体相似。在2011年早期,英国政府削减开支,BBC国际部(World Service)宣布关闭5个外语频道,并逐步缩减剩余频道的短波和中波广播,结果国际部裁员650人。当然,短波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有效,那些国家较少地接触电脑和手机等更先进的媒体。

  中国的媒体攻势可能在发展中国家更有影响力。举例来说,新华社有成本优势。在提供新闻方面,订阅新华社的新闻要比美联社、路透社或法新社便宜得多。为了吸引发展中国家,新华社甚至免费为客户提供内容、设备和技术支持。这种交易主要针对中东和非洲,这些地区需要与西方不同的观点,而且也不太在乎新华社会进行新闻审查,尤其当报道与中国无关时更不用担心。价格优势已经开始显现成效,新华社近期与古巴、蒙古、马来西亚、越南、土耳其、尼日利亚和津巴布韦的国营媒体签订了内容协议,成为非洲和大部分亚洲国家新闻的主要来源。比起许多西方新闻机构,新华社派驻当地的人员数量最多。此外,法新社和欧新社近期同意在国外出售新华社的图片。显然,迈克尔?巴尔在这里完全是以中国的官方公布的数据为准,这既是对中国官方的信任,也是对事实的尊重。当然,迈克尔?马克没有看到中国媒体数量的覆盖面与质量的影响面并不完全对称,这是需要中国人自己意识到并加以改进的。

 

  十、尽管迈克尔·巴尔对中国态度是友好的,对西方“中国威胁论”持否定态度,但他对中国的认识仍有诸多误解和局限性。

  1.误认为中国推动中非合作既是为了争夺非洲的资源,也是为了“输出软实力”,“出口中国的思想,北京共识就是最贴切的例子。”

  2.不加分析地认同一位记者对中国传媒以偏概全的指责:“过于心急地推广劣质的传媒产品可能会适得其反,不仅不会提升中国软实力,反而还会招人‘鄙视和嘲笑’” “这就严重地遮蔽了中国文化软实力非常贫瘠的一面。” 

  3.误认为“艾未未可能是中国最著名的艺术家”,理由是“他一直严词批评中国政府一边展示经济实力,一边又剥夺人民的基本权利。”

  4.误认为“五毛党”这一网络调侃讽刺的网络语言,真实地对应着“中国政府雇佣的30万‘水军’”,帮助政府“控制消息传播”。

  5.贬低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意义,认为“最大的政治贡献在于帮助明朝重建了朝贡体制。虽然表面上郑和是通过外交和馈赠的方式实现了这一点,但他配备精良的庞大舰队肯定起到了威慑潜在的敌人就范的作用。”“现在应该很清楚了,中国利用郑和航海事迹目的之一就是便于中国获取重要的资源。”

  6.在西藏、新疆问题上的存有严重偏见。该书写道:“1959年中国入侵西藏后,印度允许达赖喇嘛和数千名西藏难民流亡到印度。”“对于新疆和西藏的暴乱,中国政府都把矛头指向外来势力,要么指责想要西藏独立的‘达赖集团’,要么怪罪想把新疆纳入中亚维吾尔族社区的穆斯林“分裂分子”。但是这些指责空口无凭。”竟然不加分析地引用达赖集团网站鱼目混珠、掩盖西藏农奴史的歪理邪说:“不管殖民主义披着“白人的负担”的皮,还是打着“黄种人的负担”的幌子,它都会创造一些为己所用的文献……50年过去了,中国在西藏统治的殖民性质仍未改变,但中国继续占领西藏的理由却变了。中国对西藏殖民统治的新准则是“现代化”……“现代化”是个很具说服力的说辞,掩盖了一个赤裸裸的真相:中国越来越需要剥夺西藏丰富的资源,来满足蓬勃发展的沿海经济对能源的巨大需求。”迈克尔.巴尔的错误有三,一是忘记了西藏和新疆是中国的领土;二是否定国际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干预和渗透;三是听信藏独分子混淆是非、抹杀历史事实的歪理。

  7.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等同于资本主义专制政治。认为“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是西方过去的反映,这一点让人颇为尴尬。在16世纪至18世纪期间,欧洲积累了巨大的经济资本——但是当时他们并没有现在推崇备至的民主价值观。” 

  8.误以为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关于民族的观点仍然是今日中国人的民族观。诸如“最大的力是血统”。黄色和白色血统是优等血统,而“棕种人”、“黑种人”和“红种人”血统是劣等民族。

  9.以偏概全,认为与中国友好、加盟中国事业的外国友人都“是中国人花钱雇来的,为了给其他国人营造一种‘中国牵头,世界响应’的印象。”甚至把蒂姆?哈撒韦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袒露的“出租白人”的个别案例,当作“中国客户”普适性的“好奇、胆怯、自卑”。

  10.对当代中国学界了解不够,容易把个别学者并不具代表性的观点当成大多数人的共识。所谓“天下理论”就是一例。中国人心中、口上、笔下的“天下”,深奥、复杂、多样,绝非一个“等级体系”所能概括。

  通观全书,既有大量颇有价值的思考和见解,也有一些需要商榷的观点。而给人最大的启迪是:由于中西方历史文化传统不同,价值观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利益本位也不同,加之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博弈和各国内部相互交织的矛盾,所以各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和处理难免存在分歧。这些分歧的出现,除少数别有用心的政客和专己权谋私利的决策者外,绝大多数人都是基于认识的差异,迈克尔?巴尔的局限性也属于认识问题。因此,制定国际战略,必须立足于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除坚决反对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必要时果断亮剑外,最重要的、第一位的,就是要研究如何减少误解、求同存异、力戒冲突、争取和谐共赢。只有加强交流、深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才能减少误判、促进和平、和谐、合作。《中国软实力:谁在害怕中国》所揭示的西方“中国威胁论”,总的根源就是因为对中国不够了解、不够理解、存在认识误区;迈克尔?巴尔所以对中国的看法有些真知灼见,那是因为他在某些方面对中国了解比较深、理解比较透。所以,我把对该书的评论,概括为“了解可避偏见,理解能出洞见”。但愿迈克尔?巴尔和其他所有中外读者朋友也能以我的评论为线索,进一步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了解世界、理解世界。

网站编辑: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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