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善: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发表时间:2013-08-05    来源:党建网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李宝善

  

  老师们好!各位作为高校新闻专业教师,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对西方新闻理论肯定比我更熟悉、研究更深入。我的长项,可能在实际工作经验。所以,系统的新闻理论我就不讲了,主要就几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谈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新闻体制问题

  总有人认为中国的新闻体制不好,主张中国实行西方那样的新闻体制。

  新闻具有双重属性:一是新闻传播属性,二是意识形态属性。前者是一般属性,后者是特殊属性。西方新闻观刻意强调新闻的一般属性,竭力掩盖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则相反,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倾向,强调新闻的党性。

  为什么说新闻有意识形态属性?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事实本身并不是新闻,事实只有被媒体报道后才是新闻。新闻又是观念的产物,因为事实并没有价值特征,但新闻在报道事实时必然包含着对事实的评价,反映着价值观的差异。同样一件事,不同的媒体,报道可能很不相同。“用事实说话”是新闻最主要的特征,新闻把报道者的倾向寓于对事实的客观报道之中,表达的往往是一种“无形的意见”。

  因此,新闻有着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新闻事业属于上层建筑。在社会上层建筑中,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居于核心地位,影响和制约着上层建筑的其他组成部分,包括新闻事业。任何社会的新闻活动,都要受到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及国家政治制度的指导和制约。政治体制决定着新闻体制,新闻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方面。

  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西方的新闻体制?答案其实很简单: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和西方不同,新闻体制又怎么会一样?

  西方新闻体制就是所谓“独立媒体”的体制。“独立媒体”就是私人所有而不是政府、政党所有的媒体。西方新闻观认为,只有独立媒体才能免受政府和政党控制,保持政治上的中立,秉持“客观报道”,成为“社会公器”。这样一种理念,在西方社会影响深远。西方批评中国的新闻体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批评中国没有独立媒体。

  “独立媒体”反映的正是西方资本主义新闻体制的要害。办媒体是要花钱的,只有有钱人才可能办媒体,只有大资本家、大财团才可能办大媒体。事实也正是如此,那些在世界新闻业界举足轻重、在国际传播领域呼风唤雨,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施加着巨大影响的最有权势的西方大媒体,其实都掌控在极少数不为公众熟知的家族手中。美国《华尔街日报》、福克斯广播公司、英国《泰晤士报》等属于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联合派拉蒙电视网以及MTV电视网,归属萨默·雷石东家族掌控的维亚康姆集团;欧洲最大的电视广播公司RTL集团、全球最大的图书出版商兰登书屋、欧洲最大的杂志出版公司古纳雅尔,为摩恩家族的贝塔斯曼集团所有;美国苏兹伯格家族控制的纽约时报公司旗下有《纽约时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格雷厄姆家族和钱德勒家族分别掌握着《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英国汤姆逊家族掌握着全球四大通讯社之一的路透社,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人》杂志和拥有欧洲最大电视网络的培生电视集团同属于皮尔逊家族旗下,英国《卫报》则一直控制在斯科特家族手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被通用电气收购,后者被摩根财团控制;美国有线电视公司(CNN)的后台老板是时代华纳,而时代华纳的13位董事会成员中有10位都是投资银行、跨国企业、知名媒体的高管和前政府高官;拥有美国广播公司等媒体的另一传媒巨头迪斯尼集团,其董事会成员包括了宝洁、维萨、谷歌、星巴克等多家大企业高管。如此盘根错节的权力图谱,构成了西方传媒业的真实图景。

  “独立媒体”可以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党,却不可能独立于资本。媒体可以“独立”地问责政客、指摘政党、批评政府,可以让某位政客落马、某个政党败选、某届政府下台,但它们绝对不会从根本上去质疑、批评、反对资本家老板和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家的真正“家园”。这就是为什么对近些年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一向以“无所不在的监督”自诩的美国主流媒体居然既无揭露又无预警,致使这场危机为害美国、祸及全球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当“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深层弊端时,美国主流媒体居然认为这“没有新闻价值”,视若无睹、充耳不闻、轻描淡写、冷漠消极的原因。“占领华尔街”运动是“99%反抗1%”的运动。“占领”运动所反对的“1%”,正是掌控着所谓“独立媒体”的垄断资本集团,媒体只是他们的喉舌和工具。

  西方人常说,媒体属于国家所有,就是权力垄断;在我们看来,私人办媒体,只能是资本垄断、金钱垄断。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允许新闻媒体私有化,这是与资本主义新闻体制的根本区别。在我们国家,各个政党、人民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举办不同的新闻机构,各自联系一定范围的群众,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也有竞争,广泛反映各方面社会舆论,共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认为,我们这种新闻体制,比起私有化的新闻体制,比起有钱人办媒体,对社会更有利,这就是我们的新闻观,是社会主义新闻观。这又与我们党的理念相联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党,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是我们党至高无上的理念。党不允许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表,不允许成为少数人的代表,不允许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党管媒体更有利于媒体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

  二、新闻自由度问题

  也许,现在中国的传统媒体,主要是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报道的自由度,要比西方发达国家媒体的自由度小一些(这不包括网络媒体)。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在于新闻理念、新闻体制,而在于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所面临的问题。

  从英国工业革命算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有200多年历史。这200多年并非一路顺风,期间发生了无数次的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和对外侵略,还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浩劫。但它们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毕竟建立起相对完备、成熟的制度体系,国内的稳定既有法制保障,又有社会福利体系支撑。虽然目前西方国家普遍深陷金融、债务危机难以自拔,但社会秩序依然总体保持稳定。即便如此,当国家面临安全上、稳定上的风险时,控制也会收紧。“美国之音”的一位负责人,曾因违反美国政府的指令播放本·拉登的讲话录音而被撤职;最近曝出的“棱镜门”事件表明,美国政府早就在实施范围广泛的通信和网络监控,严重侵害了公民隐私权。

  中国面临的安全、稳定方面的风险显然要比美国多、比美国大。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奇迹的同时,也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革和转型,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近年来正集中地凸现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过两次大的风波和动乱,一次是1986年的学潮,一次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两次风波,一个直接原因,都是媒体的舆论导向出了问题。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加强了对宣传舆论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带来的是持续20多年的平稳快速发展和进步。这种现象的背后,一定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东西。中央反复讲,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是从事实和经验教训中得出的结论。

  现阶段的中国,承受不了舆论失控的后果。应该看到,我国的发展进步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对思想舆论多样化的承受力已大大增强。但同时也要看到,现阶段的中国正处于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多发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依然艰巨而繁重;各级政府机关的管理水平和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还不高,很难适应舆论过度开放带来的挑战,舆论的过度批评会损害政府威信、妨害政府施政;境内外敌对势力搞乱中国、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始终没有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放任舆论环境过度开放,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严重后果。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移植西方政治和新闻体制后,媒体的过度自由成为社会的重要乱源,这样的舆论环境不改变,领导人换来换去,谁也干不好。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国家的发展进步,随着各方面制度的逐步完善、成熟和定型,中国新闻媒体的自由度将不断扩大。事实上,这个进程一直在发展,找出5年前的报纸看一看就会不言自明。

  三、新闻报道方针问题

  我们党要求新闻媒体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有些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有抵触情绪。

  真实、客观、公正,是世界各国新闻界公认的新闻工作准则,但是不同的新闻观,对其内涵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我们认为,真实,必须是事实的真实、总体的真实、本质的真实的统一;客观,就是用事实说话,通过事实本身的力量来说服人、引导人;公正,就是站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而不是站在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立场,公正无私地报道事实和发表评论,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

  为什么我们的媒体要以正面宣传为主?那是因为,积极、正面的事物是我们社会的主流,消极、负面的东西是支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才能真实反映我们这个社会的本质和全貌。这就是我们的新闻观,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新闻观。

  实事求是,就是要把真实视为新闻的生命。不仅要真实、准确地报道单个事实,而且要从宏观上真实地把握和反映事物的全貌,在总体真实的前提下去追求单个事实的真实。现实生活是复杂的,离开对事物的总体认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尽管这一叶、这一点确实存在,但从总体上看却可能背离了真实性。坚持实事求是还要求我们努力揭示新闻事实发生发展的原因,揭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引导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新闻真实性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基本要求。

  有人说主流媒体的正面宣传没人看、没人听,其实,正面宣传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主流媒体坚持不懈的正面宣传,我国社会大局不可能保持稳定。确实,负面新闻迎合人们的好奇心理,天然地比正面新闻更有吸引力,在极端市场取向下媒体会追逐负面新闻,但那不是我们的新闻观。社会主义新闻观强调社会效益第一,当两个效益发生矛盾时,市场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

  当然,我们的新闻观还要求把新闻的真实、客观、公正同准确、鲜明、生动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在准确报道事实的同时,旗帜鲜明地宣传党和人民的立场、观点和主张,通过生动的报道形式赢得最好的宣传效果。

  四、新闻从业者的特殊利益问题

  新闻队伍的主体是知识分子,而且是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政治意识比较强的知识分子。事实上,知识分子是社会上的精英群体,国家各方面工作都要依靠知识分子。

  现在,知识分子队伍空前扩大,有人写文章主张取消“知识分子”这个称谓,因为知识分子已经大众化。但是仔细分析,依靠专业知识谋生、从事精神产品生产的知识分子群体,还是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

  以新闻界为例,为什么西方宣扬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在世界各国新闻界都受到推崇?那是因为这些主张符合新闻界从业者的切身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具有某种特殊性,就是靠笔杆子、靠言论吃饭。基于这种特殊利益,总是希望新闻、言论的自由度越大越好,但在某些情况下这并不符合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在我国,我们强调新闻要讲党性,新闻界要以国家和社会利益为重,这与新闻界的特殊利益是有一定矛盾的。所以,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正确认识国家、社会利益与自身利益的关系,认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自觉地以国家利益、社会责任为重,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因追求自身的自由和权利而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如果信奉“乱世出英雄”,为了在乱世中出人头地而唯恐天下不乱,那是对国家、对人民的极端不负责任。

  在工作中,既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又要引导、鼓励知识分子把实现个人价值融入国家发展进步之中;既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要有力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加强必要的管理。

  五、理性务实最重要

  这里谈谈对几个热门话题的看法。

  关于改革的话题。近年来,改革话题一再引发舆论热议,各种观点竞相发声。一方面,改革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现在也是如此,推动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解决社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发展提供新活力新动力;另一方面,境内外敌对势力也在借改革话题鼓噪煽动,蓄意夸大存在问题的严重性,竭力渲染中国的黑暗面,恶意挑动人们的不满情绪,企图把“颜色革命”的祸水引向中国。我们需要深化改革,但决不能改掉我们的根本制度、另起炉灶,那样只会带来大折腾、大动乱,最终葬送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果;我们需要发展民主,但既不能搞多党竞争那种西方式“大民主”,也不能搞“文革”那种中国式“大民主”,那样只会导致政党林立、政局动荡、社会分裂以致国无宁日,既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也解决不了贫富分化问题,大量紧迫的国计民生问题也会因政治纷争被放到一边,结果只能是祸国殃民。

  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脚踏实地的改革发展来解决。越是矛盾凸显、问题多发,越需要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越需要有权威的政府和高效率的施政,越需要集中统一、政令畅通。中国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才能在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扎扎实实推进国家各方面制度的改革完善,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关于稳定的话题。当前,我国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但社会矛盾凸显、各类问题多发、外部风险增多。特别是在开放透明和网络传播条件下,各种矛盾很容易交织叠加、发酵蔓延,我们面临外部风浪和内部风险的双重压力。稳定是国家和人民的核心利益,在党和国家工作中处于压倒一切的位置。国家一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中央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这对新闻舆论工作同样适用,新闻舆论对社会稳定影响极大。我们讲把握正确导向,首要的一条就是不能影响稳定、不能给稳定添乱。各类媒体必须始终绷紧维护稳定这根弦,坚决管控可能危害稳定的负面舆论。

  中国历史是一部治乱交替、分合轮回的历史,几千年来乱世多、治世少,太平盛世更是罕见。长期动荡、战乱频仍,使人民深受其害。能否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成为人民衡量制度好坏、政权优劣的最重要标准。近代以来中国真正在社会政治稳定的条件下发展经济,只有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30多年时间。就是这短短30多年,我们就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如果中国再稳定发展10年、30年,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两个100年”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于一些流行观点。现在有一些说法在网上流行,如:既然制度有优越性,为什么还害怕言论自由?害怕言论自由只能说明制度脆弱,说明对自己的制度不自信。再如:谁说言论自由、政治民主就会影响稳定?不是总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嘛,怕乱说明不相信群众。再有:共产党是靠争民主、争自由起家的,现在却害怕民主自由,看看当年《新华日报》的社论,共产党当年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言论就像是在说今天的共产党。

  这些说法,听上去很在理。看待这些观点,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政治立场。同样的事情,立场不同,看法就截然不同。只有坚定地站在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才可能正确认识问题。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在当今世界,我们看不到还有哪个与中国有可比性的国家比中国发展得更好、更成功;相反,我们看到了很多可以从反面或者侧面证明中国的路走对了的事实。那么,有什么理由非让中国作出改变、去学西方那一套制度模式呢?二是思想方法。思想方法和政治立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同样至关重要。正确思想方法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想问题、写文章、发议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不仅要想“怎么看”,更要想“怎么办”;不仅要想“对不对”、“该不该”,更要想“行不行”、“能不能”;不仅要学会“辩证看”,更要懂得“务实办”。有些观点和口号,听起来很美好,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实行的结果很可能是祸国殃民。

  如何看待西方,也很重要。当今世界,在自由、民主、人权等问题上,有太多被扭曲的事实、被屏蔽的真相、被颠倒的道义,西方是凭借着“话语霸权”站在用无数谎言堆砌的“道义制高点”上的。我们的问题,是对西方国家太不了解,研究得很不够,很多问题只看表面,看不到本质。就说自由,其实很多人想象中的西方自由并不符合事实。西方宪政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用法律上的自由、民主、人权为资本的统治提供保障。西方的法治是货真价实的,但这种法治最根本的目的是不让老百姓乱来,是保护私有产权。财产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财产权不平等,一切权利平等就都是空的、骗人的。美国其实是世界上最大的“警察国家”,它的警察队伍是最庞大的,是世界上唯一设有税务警察的国家;它的监狱系统也是最庞大的,关押的人犯占人口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它的情报系统更是规模最大的,情报收集分析能力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对国民的秘密监控也是最严的。英、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无一不是强势政府,国家的稳定一靠严厉的法治,二靠高福利体系,本质上是一手打压、一手供养,为的是让你安分守己。西方有切实有效的意识形态禁锢,凡不符合主流舆论的观点,就被视为“政治不正确”。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从来都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容不得质疑和反对。所谓“政治正确”是一道看不见的紧箍咒,规范着西方新闻自由的“度”和“界线”。

  我们党在上世纪40年代确实曾发动过宪政促进运动,那是为了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做斗争。历史的事实是,当时力主中国实行宪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相反,尽管美国政府很清楚蒋介石坚持独裁专制、拒绝民主改革的立场和政策,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支持蒋介石。这说明什么?说明理念、政策、口号最终都要服从服务于根本利益。我们党在发展民主上做过认真的探索,57年动员人们“大鸣大放”是探索,“文化大革命”也是探索,但都不成功,反倒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的自由民主程度在迅速扩大。说中国共产党反民主、拒绝民主,完全不符合事实。民主是需要领导、需要规则的;没有领导、没有规则的民主,只能是灾难。民主和法制不可分,在缺乏法治传统的中国,民主的发展只能在共产党领导下循序渐进、与时俱进。

  治国理政,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理念出发。过去共产党吃过教条主义的大亏,险些葬送中国革命。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中国革命能成功,是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结果;改革开放能成功,是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结果。我们今天讨论新闻观问题,最重要的也是理性务实。我们如果真的希望国家好、人民好,如果这个立场一致,那就应该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精心维护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我就讲这些,供老师们参考、思考,也欢迎批评指正。谢谢!

网站编辑:秦昊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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