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长和:民主分为对抗式民主和协商式民主
发表时间:2016-07-04    来源:北京日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作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苏长和 

  核心观点 

  ◆从政治制度的国际比较来看,有的通过对抗制衡原则来安排政治制度,有的通过协商合作原则来安排政治制度。表现在民主问题上,我将民主分为对抗式民主和协商式民主两种。 

  ◆中国政治精神强调协商的“合”,不像对抗式民主制度那样强调对抗的“分”,努力避免对抗民主的消极因素。 

  ◆中国道路为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以及自身面临的个性问题,探索和提供了新解。 

  每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大国的发展道路都会格外引人瞩目。当今世界,发展道路的多样化是一个潮流,这个潮流无疑为各国提供更多自由选择的可能,也为人类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参考。

  在政治学理论处于沉闷之际,中国的制度体系成为研究的重要样本 

  冷战结束以来,人们试过了不少发展道路,个别国家也用了不少心思对外力推其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但是近三十年来实验表明,效果不佳,且有时还加剧当地的动荡。今天世界越来越多先觉的人士开始认为,“普世价值”以及由此派生的唯一的道路、制度模式,与多样多元的世界是不合拍的,世界对共同价值的需求,以及人们对共同价值的追求比对“普世价值”的追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现得如此迫切。随着知识的普及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政治自觉运动,人们探索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各种不同政治发展道路有序竞争的过程,自然会改变未来世界秩序的图景。

  在政治学理论处于沉闷之际,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中国政治模式或者中国的制度体系,成为刺激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样本和经验。这个问题不仅吸引政治学者参与讨论,由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具有外溢效应,同时也激发国际关系和外交学者参与讨论,以思考这种道路和制度模式对未来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影响。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开放的,并不只是中国学者在关注,它同样吸引国际学术界的参与。

  对抗式民主日益暴露其弊端,协商式民主日益受到关注 

  人们以前关注美国民主,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国民主。人们以前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现在开始读中国共产党人的经典民主文献,例如毛泽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以及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的民主创新。

  从政治制度的国际比较来看,有的通过对抗制衡原则来安排政治制度,有的通过协商合作原则来安排政治制度。表现在民主问题上,我将民主分为对抗式民主和协商式民主两种。

我认为,对抗式民主模式不是人们追求好的政治秩序的制度模式。在西方民主制度设计中,带有很强的对抗式的印记,大家有共识的时候,对抗式民主对国家治理的影响要小些,但是一旦共识分裂以后,国家治理就会出问题。这种对抗式民主经过包装以后还被推销到世界各地,我们看到不少国家在输入这种对抗式民主制度模式后,国家和社会陷入强烈的冲突和对抗之中,有的时候,对抗式民主甚至成为滋生极端主义的温床。现在,许多国家的治理都深受对抗式民主制度安排的消极影响,由此引发政治分裂和社会撕裂的可谓不在少数。我认为这种安排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民主的本质,使得“民主(democracy)”变成“民疯(democrazy)”,虽一字之差却谬以千里。

  中国民主政治模式较好地解决了这个制度弊端。中国在这方面找到的道路就是协商民主模式。协商和对抗是天然对立的,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协商不要推诿。中国制度设计以及在政治发展进程的实践中,努力避免对抗民主的消极因素。所以,中国政治精神强调协商的“合”,不像对抗式民主制度那样强调对抗的“分”。外国政治学者研究中国如果只按照“分”而不是“合”来把握中国政治,那么造成的误读误判误解的例子就会不少。

  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经常有人问我,你们中国的规划很有意思,在发展中作用很大。其实,世界上并不是中国才有规划,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但是为什么有的国家的规划执行得比较好,有的国家的规划可能很好,但是执行效果不理想?我们的规划有合理有效的政党制度为保障,是在协商民主而不是对抗民主下做出来的,这样既保证了科学性和可行性,也保证了连贯性和稳定性。

  简单地说,我们规划的绩效是建立在“一届接一届干”(step by step)的基础上的。在对抗民主和竞争政党制度下,经常不是“一届接一届干”,而是“一届对着一届干”(step against step),规划自然很难连贯稳定地做下去。我这样说,不是说我们的制度和规划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了——我们的制度和规划也是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的,也不是否定其他国家选择的政治制度,我的意思是,我们的民主制度有其比较优势和内在优势。

  世界秩序不能建立在对抗基础上,这又提出了协商的重要性

  一个好的世界秩序,仰赖较好的国内秩序支撑。“民主和平论”假设世界上各国都变成所谓的西式民主国家,就会有好的世界秩序。这个假设在逻辑和经验上都存在很大的漏洞。这种认为趋同的政治发展道路就会带来一致的世界秩序的观点,是很危险的。我们在实践中可以看到,像罗尔斯的自由理论,已经威胁到世界秩序,而不是对世界秩序起建设性的引导作用。从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外交规范来看,一个国家是没有权力以其界定的自由或者民主概念,将别国视为非民主、非自由的国家而予以随意干涉的。这违背国际秩序的基本道理,因为国际社会所以能有秩序,是因为它遵从一个最底线的原则,也就是任何一种国际秩序和国际法,不能建立在要求所有成员采纳相同国内制度的基础上。历史上,凡是遵从了这一底线原则,国际秩序基本上就有保障;如果不遵从这一原则,国际秩序的根基就会出问题。

  这就需要我们回到中国所讲的,人们究竟是追求“同而不和”的秩序,还是“和而不同”的秩序?世界秩序不能建立在对抗基础上,这就如同国内秩序不可能建立在对抗基础上的道理是一样的。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如何在尊重差异,特别是尊重多种政治发展道路的现实中,寻求和谐共生的秩序。在中国的国际政治文化中差异不是个问题,所谓“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尊重差异是中国国际政治文化的一个底线,但是在有的国际政治文化中,差异却成为问题,由此总是试图以一致来代替差异,从而产生无休止的文明冲突。

  这就又提出了协商的重要性。这种协商并不只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协商,还包括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协商,因为在对抗式民主制度下,国内政治经常否定国际合作协议,这方面的例子最近特别多,导致国际合作举步维艰,全球治理寸步难行。对于国际关系来说,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中国政治模式、中国制度体系所包含的外交含义来看,中国努力在世界上创造一个多样制度模式以实现从协商走向共生的秩序,中国道路为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以及自身面临的个性问题探索提供了新解。这方面中国一直在矢志不渝地做,但仅仅靠中国一家还不行,还需要更多的国家一起来做,这样我们或许可以走向一种更好的世界秩序状态。

  (供图:王和)

网站编辑:王仁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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