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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人性,中国文化的永恒课题
发表时间:2015-10-27    来源:26国学网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26国学网编者按】人性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思想文化中十分关注的重要方面之一,是中国文化的永恒课题。 “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三字经》开头关于人性善的论述,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伦理精神。然而,“性善论”是孟子的观念,除此之外,还有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超善恶论、性三品论、性善情恶论、性二元论以及性日生论等不同观点。中央党校王杰教授将在本文中介绍荀子的“性恶说”。

  

  

  

  人性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思想文化中十分关注的重要方面之一。千百年来,对“人性是什么”的问题,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们都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讨。

  在中国思想史上,先后出现过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超善恶论、性三品论、性善情恶论、性二元论以及性日生论等观点。下面就谈谈荀子关于人性方面的思想论述。

  对人性恶的证明

  对人性问题的探讨是人类自我觉醒、自我认识的开始。在荀子的人性学说中,荀子对“性”做了两条最基本的规定:(1)性是由阴阳相合而生,是人生而自然的,人性本于天道自然。(2)性虽人生而具有,非人力之所能为,然而通过后天的积习修为,可以发生质的转化,这就是荀子人性论中的“化性起伪”观点。从荀子对“人性”的基本规定看,人性中最初不包含任何的道德观念和意识,也不具有分辨是非美丑的能力。

  按荀子对“性”的逻辑规定推论下去,他应得出与告子所谓“性无善无不善”的结论,可荀子却由天然质朴之性得出了“人之性恶”的结论。荀子从人的生理本能、心理意识及社会教化等三个层面对人性恶进行了论证。

  从生理本能的角度看,荀子认为,所谓的“好利”“嫉恶”之心,耳目声色之欲等,都是人天生而具有的本性,在这里,性还无所谓善恶。如果无善恶的人性任其发展不加节制,便会导致一系列恶的结果,如争夺、残贼、淫乱等。

  从荀子的行文看,荀子所谓性恶,不是指人性本身,而是指顺纵人之性所出现的结果,人性只有在出现“犯分乱性”“偏险悖乱”时才是恶的,换言之,人性之所以恶是因为它超出了圣人所规定的“度量界限”和礼义道德。

  从心理意识的角度看。众所周知,在先秦诸子学说中,荀子对人的心理现象的分析最为透彻,洞悉最为细致,但由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荀子对心理现象的分析还不能完全摆脱经验性的直观描述,其中带有很大程度的猜测成分。他认为自身中不具有的东西就一定求于外,而自身已有的则不须向外探求。换言之,小人由于不具备高尚道德品质而一心向外求厚、求广、求贵,人正是由于性恶,才有追求善的愿望,而圣人君子由于具备这些道德品质而不及于外求。显然,荀子用这样的例证来说明人性恶是缺乏逻辑力量的。

  从社会教化的角度看,人是“最为天下贵”的高级动物,人具有“性质美而心辨知”的能力,并且“有知亦且有义”,这些人类所特有的理性特征,经过后天的习染,便具有向善或向恶的倾向,若不断修习“尧、禹、汤之道 ”,使自己“日进于仁义”,便会获得善性;若“与不善人处“,所闻所见皆“欺诬诈伪”、“污漫淫邪贪利”之类,便会走向性恶的深渊。这同样表明:荀子所谓的人性恶是后天社会教化(“靡使然”)的结果,而不是先天的人性恶。

  人性恶与化性起伪

  荀子主张人性恶,并不是他要达到的理论目的,其目的是从人性恶引申出礼义制度及君主专制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就是说,荀子论性的重点不在性之“恶”上,而在性之可“化”可“伪”上;不在性之本身,而在性之可塑上。荀子认为,在性之自然结构上,圣人之性无异于众人之性,人与人的差别则表现在人性的社会结构上。君子小人之所以发生差异,就在于“其所求之之道”的不同即人为方式(统称为“伪”)的不同。这一由性之自然结构向社会结构的转化过程,就是荀子所谓的“化性起伪”过程。

  显然,性、伪之分别就在于一是先天固有,一是后天人为习得。从人性中并不能直接推演出“善”,一切善的东西包括封建伦理道德规范都是在“伪”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都是“伪”的结果。

  荀子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人性,指出了“化性起伪”的必要性,较之孟子赋予人性以先天伦理道德观念,无疑提供了更多的有价值的东西。但荀子把“化性起伪”的最后发动者归之为圣人,则陷入了唯心史观。

  他认为,改造人性的力量不是来自社会而是出自圣人,荀子的最终目的是为中央集权制提供理论依据,以达到“性伪合而天下治”的理想社会目标。荀子这种把一切都归之于圣人的观点,是整个中国传统思想一直无法摆脱的形而上学思想模式,它极大地束缚了中国人的探索视野,限制了中国理论思想水平的发展。这种思维方式是与中国古代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法律意识淡薄等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关于人性改造的途径

  荀子认为,后天的人文环境对陶冶、改变人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就人的本性功能而言,尧舜与桀跖、君子与小人,都是一样的,只是经过后天环境的熏染,才有了智愚贤不肖的分别,荀子用了许多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环境对人性的影响,还用一些自然界的现象说明这一道理,可见,后天环境对人性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特别是在人们尚未完全意识到环境与自身关系时尤是这样。

  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后天的教育对人性的改变也是非常重要的。教育的作用就像蝉脱壳一样,“君子学如脱,幡然而迁之”,教育可以使人在政治地位、经济实力、知识才能方面发生质的飞跃。教育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在什么环境下便从事什么样的教育。荀子还强调“师法”的功用,认为“师法”是人性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大量的社会实践表明,教育是改变人性的最有效手段之一,荀子在他的时代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巨大社会功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环境、教育等固然重要,但它们只是改变人性的外部因素,要使这些外在要素发挥其应有的效用,还必须通过个人主观上对这些因素的支配及孜孜不倦地追求,因此,后天自觉的学习也是改造人性的一条重要途径。荀子认为,学习活动是不可停止的,通过不断自觉地学习,深刻地反省自身,就会使自身恶的情欲得以祛除而没有过错,荀子所说的学习与现在所谓的学习含义不同,他不是引导人们如何去学习和掌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而是把学习的内容限制在礼义道德领域,这样,主观因素与外在因素相结合,便使封建伦理观念深入人心。

  最后,荀子还认为,学习的重要性还在于能够不断地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学习的过程也就是不断修习积为的过程,二者是同步进行的,没有学习为其依据,积为就成为主观空想。一切都可以通过修习积为而成,荀子强调的是“积为”这种内含的道德含义,他告诫人们要“积善而不息”,这样才能“通于神明,参于天地”。尧禹之为圣人,也是修习积为的结果。荀子认为主观的修习积为,也是改变人性的一条重要途径和方法。

  荀子的人性学说,虽已触及到人的本质问题,但由于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与其他剥削阶级思想家所主张的人性论一样,仍然是抽象的人性论,他脱离了人的社会关系来论述人性,而没有看到人就其本质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其人性学说的目的仍是为当时的社会政治服务的,即为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做辩护的。(来源:华夏文明导报2015-10-2)

  

       

  作者王杰,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中外哲学教研室副主任。1963年生,山东淄博人。1980-1984年就读于山东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84-1987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1998-2001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2年至200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

网站编辑:马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