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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的《儒藏》春秋
发表时间:2014-03-14    来源:《党建》杂志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儒藏》的编纂不仅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而且是为了对人类文化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汤一介的《儒藏》春秋

□ 李娟娟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后湖之滨的朗润园,我国著名哲学家、一代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在这里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

  汤一介先生家有两间书房,虽然不是很大,却四壁环书。其中整齐排列的《儒藏》“精华编”格外悦目。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儒、道、释历来三分天下。但在中国的历史上,却只有《佛藏》和《道藏》,而没有《儒藏》。

  21世纪初,这一历史终于得以改写,带头人就是汤一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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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纂《儒藏》始终是汤一介先生要实现的一个愿望。

  纵观中国历史,虽然儒、释、道三家并称,但三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儒家以自觉传承“六经”为己任,“六经”所代表的中国上古文化正是通过和依赖儒家的世代努力而传承至今。历代儒家学者对《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的不断整理、解释和对其思想文化的推衍与发展,构成了儒家典籍体系的主要内容。它与根源于印度的佛教和后起的道教不同,不是某种宗教的经典,而是中华文明的经典。

  由于儒家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感、文化感、道德感,不仅使得历代主政者无不重视儒家的政治、文化功能,而且也使得儒家的价值观逐渐成为中国人价值观的核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因此,把儒家经典及其在各个时期的注解,把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把体现儒家思想的各种文献编纂成一部大文库——《儒藏》,无疑对当今和后世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自宋朝以来,历代王朝都编有《佛藏》和《道藏》,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又编辑出版了《中华大藏经》和《中华道藏》,唯独没有编纂过《儒藏》。明、清两代虽然也曾有学者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但因工程浩大等原因,最终没有能够实行。这不仅与儒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极不相称,更不能满足传统文化整理与研究日益广泛深入的需要。

  早在1989年秋天,汤一介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我们能做什么”的时候,就提出了编纂《儒藏》的设想。1990年,有个企业家表示要投入资金支持他来做这件事,可是企业没有搞好,此事不了了之。尽管如此,汤一介先生编纂《儒藏》的愿望从未改变。在他的心目中,编纂《儒藏》是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这个伟大的工程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

  2002年11月,经过专家的反复论证,汤一介先生向北京大学正式提出编纂《儒藏》的设想,北京大学上报教育部,终于在2003年,教育部正式批准我国这一重大学术文化项目立项,76岁的汤一介先生欣然受命,成为《儒藏》工程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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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谦和平静、儒雅从容的汤一介先生,能够成为《儒藏》工程的首席专家绝非偶然。这一切源于他深厚的学养和在学术界的德高望重。

  汤一介先生1927年生于天津。父亲希望他成为有学问的读书人,因而取“一介书生”之“一介”为名。

  汤一介先生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一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其祖父、父亲也均以教书办学为业,汤氏家族的三代人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为家训,传承书香世家之风。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汤一介先生一直为发展、弘扬中华文化而孜孜不倦。他恪守学人之责任与担当,勇往开拓,鞠躬尽瘁,取得了著称于世的成果。其中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各地民办形式的书院逐渐消失,公办大学就成为国内唯一的高等教育机关。1984年,在汤一介先生和同事们的共同倡导下,中国文化书院成立,汤一介先生被选为首任院长。

  在汤一介先生的领导下,当年的中国文化书院不仅聘请到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杜维明等70多位海内外的学术界著名大家学者为导师,更举办了许多大型的学习函授班和召开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

  中国文化书院无疑为传播和研究中华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可以说,中国文化书院是中国大地“文化热”的主要推动力量和代表性的一派,对那个时期的中华文化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中国文化书院取得的辉煌成就,凸显出汤一介先生不仅是一位学术大师,更是一位学术领袖。当汤一介先生被任命为《儒藏》工程的首席专家时,中国学术界十分欣喜。他们称赞:“作为年届八旬的老人,汤一介先生不以颐养天年为乐,更不以金钱、名誉、地位等为求,而是汲汲皇皇地为中华文化的千秋大业和中华文明的传诸永世而恪尽一介书生之力,其志永固,其情可感,其愿撼天!”他们衷心祝福:“《儒藏》早结硕果、功德圆满!汤一介先生健康长寿、永葆活力!”

3

  《儒藏》工程是一项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的基础性国家文化工程,也是一项迄今为止人文社科领域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工程。

  《儒藏》工程包括编纂工作与研究工作。编纂工作分为两步:先编《儒藏》“精华编”。该编将收入中国四部之书及出土文献中具有代表性的儒家典籍文献503种,韩国、日本、越南历史上以汉文著述的重要儒学著作150余种,共分编为332册,约计2.6亿字;第二步编纂《儒藏》“大全编”。该编将收入儒家经典著作3000余种,约10亿字;此外还要编纂著录两万余部“儒家经典文献总目”。研究工作包括若干子项目,如:中、日、韩、越四国《儒学史》、多卷本《中国经学史》、《儒、释、道三教关系史》、《中国儒学诠释史》、“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系列研究丛书”等等。

  《儒藏》工程无疑是浩如烟海又繁琐庞杂的巨大工程,但汤一介先生义无反顾。他说:“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必须有中华文化的复兴来配合。今天,我们编纂《儒藏》可以说正在实现着400多年来中国学者、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梦想。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儒藏》编好,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之后一百年内不会有人超过。”

  《儒藏》工程开始至今,已是第10个年头。在汤一介先生的带领下,在国内外50多家合作单位 400多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儒藏》“精华编”已出版74册;中、韩、日、越四国的《儒学史》编写工作已全面启动;9卷本的《中国儒学史》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儒家经典文献总目”其中的《经部》著录书目14000余条,也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儒藏》收书范围突破传统,出版形式适应现代。《儒藏》“精华编”不仅收录传世文献,同时收录了出土文献、域外文献,并将这三者荟萃为一编,而又各自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这在中国古籍编纂史上尚属首次。在整理和出版形式上则以现代的学术眼光和技术手段面向世界。为方便更多的学者和读者阅读、研究,《儒藏》“精华编”选择以附有简明校勘记的标点排印而非影印本的形式出版。

  专家评定正式出版的《儒藏》“精华编”为:其选本之精善,校勘之精当,标点之精确,可媲美或超越前人。

  冯友兰先生曾说:“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真是如山如海,像一团真火。这团真火要无穷无尽的燃料继续添上去,才能继续传下来。”

  汤一介先生即是将自己的生命作燃料以传这团真火的人!●

网站编辑:秦昊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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