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党建网首页 > 专题库 > 孔子 > 图书
人间词话七讲
发表时间:2014-06-20    来源:新华悦读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作者 (加)叶嘉莹 著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4-5-1

 

  编辑推荐

  在当代中国古典诗词的讲坛,可以说叶嘉莹的讲述是绝无仅有的。有人可以讲,不能创作;有人可以研究,可以创作,但讲不好。叶嘉莹讲诗词的成就,与她的诗词创作、诗词研究的全面才华息息相关。她的讲述,有三个最主要的特点:

  1. 非常注重诗词的传统吟诵,声调抑扬顿挫,保持诗词的音乐美;

  2. 能结合作者和诗歌的历史背景,诗人的生平及思想性格,注重阐发诗词兴发感动之旨;

  3. 旁征博引,启发听众或读者体会诗词带给他们的心灵契合。

 

  内容推荐

  《人间词话》是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著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也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它的文辞优美,但因为它的解说方式是中国传统的感悟式的意象批评,所以一般读者不易读懂。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著名词学大师叶嘉莹的讲内容。作者以深入浅出和典雅细腻的文字,为读者讲述了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著名的“境界”说、词与诗的美感特质的区别,及历代著名词家词作。第二部分为人间词话原文。

 

  作者简介

  叶嘉莹,号迦陵。蒙古裔满族人,出身叶赫那拉氏。1924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1950年代任台湾大学教授,并在淡江与辅仁两大学任兼职教授。1960年代应邀担任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后定居加拿大,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并曾于1980年代至1990年代再度赴美,在耶鲁大学、印地安那大学讲学,1989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自1970年代末返大陆讲学,先后任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客座教授,1996年在南开大学创办“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设立“驼庵”奖学金。2008年,荣获中华诗词学会颁发的首届“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2013年荣获由中央电视台、文化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共同主办的“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叶嘉莹一生从事中国古典诗词的教研,七十余年来,她的足迹遍布全球各地,她教的学生有幼儿园的小朋友,有大学博士,从青年到老年,有教无类。她擅长以深入浅出的文字,把当代西方文学概念融会、应用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探讨和诠释。她天资敏慧,才思出众,加上典雅细腻的文笔,以及浮世坎坷的忧患经历,使她在谈诗论词之际,以直悟配合精析,见解独到,卓然成家。

 

  目录

  人间词话七讲

  第一讲

  第二讲

  第三讲

  第四讲

  第五讲

  第六讲

  第七讲

  人间词话原文

  上卷

  下卷

 

  部分在线阅读 

  

   第一讲

  王国维先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学者。他之伟大,他之了不起,他之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敬,是因为他所追求的东西跟我们当前一般所谓的“学者”所追求的东西有所不同——当前很多人之研究学问其实是出于一种功利的目的。像现在大学博士班里的有些学生,他们的目的是要得到一个博士学位,然后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工作、比较高的等级和比较高的待遇。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读书其实完全是出于功利的目的,这在中国内地的教育界、学术界,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现在很多读书人所追求的,其实还不是真正的学问,而只是一个学问的外表。但王国维先生是真正追求学问的,而且他所追求的还不仅仅是一般的学问,我曾写过一本书叫《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我在那里边曾经提到:王国维先生所追求的是真理。

  王国维先生所追求的,怎么说是真理呢?这个是陈寅恪先生在给王国维写的碑文里首先指出的。清华大学有王国维先生的一座衣冠冢,冢前有一个“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上边就刻有陈寅恪写的这篇碑文。碑文比较长,我只节录里边的两段话读给大家听: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载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什么是“士”?士就是读书人。在我们中国古代的“士农工商”中,“士”是排在第一位的。《论语》上曾提到过“士志于道”。士的理想是什么?他们的理想是追求一个真正的道理、一个做人的基本原则。所以,士之读书治学的最高目的,不应该是为了一个学位,也不应该是为了以学问当作工具来求得私人的利益。那么应该为了什么呢?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王国维读书治学的目的了,他是“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读书治学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心思、理想解放出来。从哪里解放出来?从俗谛里边解放出来。俗,就是世俗;谛,就是道理;桎梏,是枷锁。那什么是世俗道理的枷锁呢?除了刚才说的要得到一个高的学位,得到一个高职的工作之外,还有像中国古代所说的“扬名声显父母”,说你要成为一个有名的人就可以使你的父母因为你而得到尊荣,这同样也是世俗的目的。陈寅恪先生说,我们真正的读书人读书治学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也就是说,读书是为了明理,是在追求真理。所以“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如果不能够自由地追求真理,那么生活就成为一种痛苦。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认为的王国维为什么自杀的原因了。

  王国维生于1877年,死于1927年,死的时候只有50岁。50岁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正是研究学问的黄金时代,是思想最成熟精力最饱满的时代,是会有很大收获的时代,而王国维居然就自杀了。在颐和园里有一个地方叫鱼藻轩,他就是在那里跳进昆明湖自杀的。王国维为什么自杀啊?那我们就须要讲一讲时代的背景了。孟子说得好,“颂其书,读其诗,不知其人可乎?”这是一个提示:读一个人的作品,你如果对他的时代并不了解,不知道他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人,你怎么能够明白他的作品呢?

  没有一个人能脱离他生活的时代。所以我要讲一讲王国维身处的时代。王国维生活的时代,是我们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政权正在走向衰亡的时代。晚清时代订立了很多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当时中国的土地,是列强急于想要瓜分的一片土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1842年就订立了《南京条约》。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又签订了《北京条约》。而王国维就出生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他是1877年12月3日(旧历十月廿九)在浙江海宁出生的。

  参考材料中,除了我在清华大学王国维先生纪念碑前的照片之外还有一张照片,那是1987年王国维先生最小的儿子王登明约我去海宁拜访王国维先生故居时照的。因为1981香港出版了我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然后中国大陆的广东人民出版社重印了这本书。王登明先生看了我这本书,特别约我到他的老家去访问。那张照片,就是我在他们的海宁故居跟王国维先生铜像的合影。然后还有一张,那是1988年我到台湾讲学,王国维先生的女儿王东明女士约我到她家里去,我们访谈的时候拍下来的合影。

  我刚才所说的,是王国维出生以前的时代背景。那么,王国维出生以后呢?王国维18岁的时候,就是1894年,光绪二十年,那一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海军完全失败,然后1895年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历史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在座的朋友们有谁知道?那是一件非常有名的大事。戊戌变法就是在1898年王国维22岁的时候发生的。而这一次试图挽救国家的变法,不幸失败了。

  在列强的侵略之下,国家虽然贫弱,政府虽然堕落,可是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却也有不少有血性有理想的年轻人在寻求办法挽救我们的国家。当时有一个人叫罗振玉,在上海办了个农学会。为什么办农学会呢?因为农业是一个国家立国的根本。孔子在《论语》上说过,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足食、足兵,民信之矣[w1] ”。是你先要有足够的粮食使老百姓吃饱了,还要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抵御外寇,然后还要使老百姓对你这个政府有信心。所以,粮食的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中国过去的旧社会,饥荒、战乱、土匪频起,老百姓常常是吃不饱的。我是1924年出生,今年实岁85,虚岁86。在我小的时候,常常在报纸上看到某某省市发生了饥荒,有的是蝗虫的蝗灾,有的是雨水的涝灾,有的是天旱的旱灾。老百姓那时候真是流离失所。没有粮食吃就吃草根,吃树皮,吃泥土——他们管那个叫做“观音土”,吃了以后会得“臌胀”,很多人都死去了。所以为了振兴农业,让老百姓吃饱,罗振玉就成立了农学会。——其实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有很多人都在寻求如何使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的办法。像我的伯父也曾到日本去留学,我的父亲考入北大的外文系,后来又学了航空。他们的选择,都是要学习新的学问来为国家效力。

  1898年戊戌变法之时,维新派在上海办了一个报纸叫《时务报》。王国维先生就在这一年他22岁的时候从海宁这样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来到了上海这样一个热闹的都会,进入《时务报》的报馆做校对的工作[w2] 。

  而这个时候的罗振玉呢?他在上海办了农学会。农学会本来是提倡农业的,可是当时我们中国科学落后,需要向西方和日本学习,而想要向西方和日本学习,首先不就得翻译人家的书吗?——其实这也是我父亲之所以当年进外文系学习翻译航空书籍的缘故——要翻译人家的书,就要培养翻译人才。所以罗振玉就配合着他的农学会,又成立了一个学社,叫作东文学社[w3] 。“东文”是东方的语文,当时这个是指日文。因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比较进步,学了很多西方新的科学知识。罗振玉成立了东文学社,聘请了一些日本人来做教授。那么当时的王国维先生就跟《时务报》报馆的领导汪康年要求说:我除了校对的工作以外,也需要自己进修,我要学一点新学科的知识,你能不能允许我每天下午用两个小时到罗振玉的东文学社去学习?汪康年答应了。于是王国维就进了罗振玉主办的东文学社,开始研习西方近代文化。

  刚才我说了,是日本先翻译介绍的西方文化。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向西方学习,我们是再透过日本来学习西方文化的。当时东文学社有两个日本教师,一个叫藤田丰八,一个叫田冈佐代治。日本的这位田冈佐代治先生是研究德国的康德、叔本华哲学的。王国维本来是因为看到国家的积弱而来寻求新学,谁知他进了东文学社之后,接触了这位日本教师,读到了康德、叔本华的哲学,从此就对西方哲学发生了兴趣。

  哲学所要解决的是人生的问题。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几十年,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发财享乐难道就是活着的目的和意义了吗?何况发财享乐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快乐的,有了钱以后也仍然会有很多烦恼。欧阳修的《秋声赋》说:“人为动物,惟物之灵”在所有的动物之中,只有我们人是最有灵性的。猫狗,你养的宠物,对你可能有感情,但是它们有思想吗?它们会不会想到人生的种种问题?这我还真是不知道。但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w4] ”,如果你只有饮食男女的欲望,你跟动物相差多少?所以,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一个大问题。王国维就这样一下子被哲学给吸引了,就开始对于康德、叔本华的哲学产生兴趣了。

  王国维在他的《静安文集》里面讲了很多关于叔本华的哲学,我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对此有详细的剖析。那么王国维他受了叔本华哲学的什么影响呢?我现在要念王国维引叔本华的一段话,给大家做参考:

  一切俗子……彼等自己之价值,但存于其一身一家之福祉,而不存于真理故也。惟知力之最高者,其真正之价值不存于实际而存于理论,不存于主观而存于客观,端端焉力索宇宙之真理而再现之。……彼牺牲一生之福祉,以殉其客观上之目的,虽欲少改焉而不能。(王国维《静安文集?叔本华与尼采》)

  “俗子”就是一般世俗的人,这些人所追求的是个人一身的幸福,或者再推广一下是他自己一家的幸福,他们追求的不是真理。只有真正有智慧的人,他追求的是真理,而不是眼前物质上的利益,他不是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他的目的是要探寻宇宙间真正的真理是什么。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他对现实的物质享受是不会很重视的。孔子说他的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w5] ”,那是孔颜之乐。孔子和颜回他们所乐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他们的“道”。真正有智慧有理想的人,是绝不会对物欲孜孜以求的,为了“道”的理想,他们甚至可以放弃那些一般人孜孜以求的东西。

  王国维后来在《哲学丛刊》的序文中还说过一段话:

  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又说:

  事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

  王国维先生对于学术并没有什么中外古今之区分的狭隘成见,而且他认为,无论你所做的事情是大是小,是远是近,只要你真是追求一个真理,就一定要忠实于你所追求的真理。什么是“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啊?这就是我以前常常引我的老师所说的,“余虽不敏,然余诚矣”。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我的文章也不见得好,但至少我说的话是真实的,都是发自我内心的话。一个人,不要总是欺世盗名,不要总是说好听的话。欺人欺己不但得不到真理,自己内心也不会平安。只要你忠实于真理,忠实于你自己,最后都会对人类的幸福有好处的。

  现在我们返回来接着讲陈寅恪先生所认识到的王国维,在碑文的最后一段他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现在有很多人不知道王国维,不知道王国维的学说是什么,不知道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好处和缺点是什么,更何况,王国维先生的说法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是完全正确的。我刚才说了,我说的话也不见得完全是对的,但至少我说的时候很诚实,并没有想要欺世盗名,说谎话去骗人。王国维先生也是同样。他的其他的学问是不是可商,我没有资格说,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我认为可商之处甚多。就是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他可以有他的缺点和可以商讨的地方。但是王国维他说词的时候是非常真诚的,他写的完全是他自己的见解,不像现在有些人写的那些书,常常是拿来骗人的。所以陈寅恪先生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载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认为王国维先生这种追求真理的、忠实于自己也忠实于学问的这种精神,可以与天地同期长久,可以和日月星三光永远地共明。以上我们所说的是王国维的时代与王国维先生这个人。下面我们就要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了。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在什么时候发表的呢?《人间词话》最初是在1908年11月,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的第一批,然后在1909年的1月和1909年的2月,发表了第二批和第三批。我们现在是2009年,距离王国维最初发表《人间词话》,整整一百年之久。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里边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表现得特别有光彩的文学成就,其实我还要说,人总是受时代的影响,不仅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作品,而且一个时代也要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啊。如果你生活在2009年,却没有2009年这个时代所应有的眼光和见解,那你就对不起这2009年!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也应该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王国维生在1877年死在1927年,所以他的《人间词话》受到了时代的局限,有很多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和我们现在可以说明的,王国维先生当时没有看到,没有说明。那么对于这种时代的局限,我们今天就应该有一个反思——王国维《人间词话》问世百年的词学反思。但这样一个反思,讲起来实在是很复杂的题目,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词哪里有词学?没有词哪里有词话?如果你对什么是词还不认识呢,那么对词学你能够反思到哪里去?所以,在讲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前,我们一定先要对词和词话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所谓“词话”,就是谈论评说词的著作。评论诗的叫诗话,评论词的叫词话。我们中国一向缺少有系统的、有逻辑的理论性著作,古人常常是点到为止。所以有人说,我们中国的学问,是为利根人[w6] ——就是思想非常敏锐的人——所说,你只要点到,他就明白了。所以古人谈诗论词常常没有一种逻辑的、思辨的模式,写出来的都是比较零乱的诗话、词话。

  你说我喜欢一首诗,这首诗“高古”,那首诗“自然”。什么是“高古”?什么是“自然”?什么是“神韵”?这都太抽象了,这是什么东西嘛?更何况,中国的词学又是非常容易引起人们困惑的一门学问。你要问为什么?那现在我们就不得不回头来先讲一讲词。

  中国的各种文学体式之中,最让人困惑的就是词。比较一下就知道,中国的文,有一个悠久的历史,上古的《书经[w7] 》,就是散文的记述,是当时商周时代的那些个政府的公文、公告、典章的整理。中国的诗呢,我们有《诗经》,那是一个把各地的歌谣都编辑在一起的collection。而且,它被编辑的时候有一个目的,在周朝的时候有采诗之官,他们采集各地的歌谣,以观民风。就是说,透过各地的歌谣来知道当地人们的风俗习惯,用来给周天子的政府作参考。这个诗集里的诗歌大概有300篇上下,所以叫做“诗三百篇”。可是从汉朝开始,诗三百篇就变成《诗经》了。就是说它被尊称为经,被当作一个有法度的、可以模仿可以尊崇的一部典籍、一部经书。而这就给诗抬高了地位。

  我们说诗是怎么样?诗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你内心的情意有所感动,但是你没有写下来,那不是诗,那只是你内心有一点儿诗意就是了。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你把它用言语写出来,那就是诗了。

  读了这些个诗,就可以知道你那个地方的人生活是快乐还是不快乐,是幸福还是不幸福,还可以知道你为什么快乐为什么不快乐,为什么幸福为什么不幸福。你的这些感情都在诗里边反应出来了嘛!而且《诗经》里面所编辑的还不只是各地方的民歌,《诗经》里边还有雅,还有颂。雅和颂,就与国风不同了,它不是各地老百姓的作品,而是政府官员的作品,是士大夫的作品。他们作一首诗是为了什么目的?有的是为了歌颂这个王朝而作的,有的是为了讽刺这个王朝而作的,是因为国家出了奸佞与小人而作的。所以诗就有了一些基本的功能,首先当然是要表达你自己内心的情意,那么另外呢?诗还有教化的目的。所以《毛诗?大序》说:“感天地、动鬼神,莫尚于诗也。”能够感动天地,能够感动鬼神,这诗歌的作用,真的是了不起的。

  所以,诗与文都有很悠久的历史传统,文章可以用于载道,诗可以用于言志。

  可是,词就很奇妙了。词,它师出无名,你找不到它的价值跟意义在哪里。好的诗我们会分辨:杜甫的忠爱缠绵,那是好诗;陶渊明的任真固穷,那是好诗。可是大家不知道什么是好的词,什么是坏的词。

  我以前其实讲过多次了。词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思,它就是歌唱的歌词。在隋唐之间有一种popular music,就是当时流行的音乐,叫做燕乐。大家都按燕乐的曲调来歌唱,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写自己的歌词。你喜欢哪个曲子,你就自己给那个曲子作一首歌词;他喜欢哪个曲子,他也可以作一首歌词。贩夫走卒、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写歌词。而这些个最早的歌词呢,它们没有被印刷,没有被搜集整理,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一直到晚清时代,才从敦煌那个洞窟的墙壁里边发现了这些手抄的歌词。那么在这之前所流传的最早的歌词是什么呢?是晚唐五代的《花间集》。西方译为songs among the flowers——在花丛里唱的歌。《花间集》是什么时候编的?它是在五代的后蜀广政三年编订的。广政三年,是公元的940年,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最早发表的时间是1908年,这差不多相距有一千年之久了。因此我们要把《人间词话》做一个反思的回顾,就要知道自从《花间集》出现以后,直到王国维以前,都发生了什么事。比如说在王国维以前有没有人评论《花间集》啊,王国维的评论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啊等等。而且,在一千年之久的时间里,仅以词这种文学体式的本身来说,就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最初的那些个歌词,本来是社会大众、贩夫走卒,什么人都可以写的。可是《花间集》里的歌词就不是那些人写的,而是有文化的士大夫们创作的了。而且《花间集》的编订是有目的的,这在这本词集的序言里边说得很清楚,《花间集》的序言说:

  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

  说是我们编订这些个歌词,是为了使诗人文士饮酒聚会的时候,有美丽的歌词给歌女们唱,有了这些歌词,就不必再唱以前那些庸俗的粗浅的歌词了。这本书里所编辑的,是诗客的曲子词。在诗人文士们聚会的时候,他们可以亲自为燕乐的曲子填写歌词,然后就给那些年轻美丽的歌女拿去演唱。即所谓“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欧阳炯《花间集序》)。所以你们看,这就是最早的文人词,它们是诗人文士在歌酒筵席上给歌女写的歌词。而在歌酒筵席上,你能够写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吗?那当然不能,所以早期的文人词写的都是美女跟爱情,整个《花间集》中五百首歌词,大都是写美女跟爱情。

  而有一件很微妙的事情,那就是一般情况下中国人对男女的事情是避讳不谈的,对爱情、情欲的事情是避讳不谈的。虽然也许他满心都是情欲,但是作为一个士大夫应该道貌岸然,嘴巴上是不能够谈这些的。诗要言志,文要载道,诗文里边当然不方便谈爱情。那么现在,由于出现了歌词这种体裁,它以美女爱情为主要抒写对象,所以士大夫们就可以大胆地把自己内心中对于美女跟爱情的向往都写出来了。而正因为如此,大家对词这种体裁的意义和价值就产生了困惑,很多人认为,小词是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小词是被轻视的。宋朝人编集子,很多人不把自己写的词编到里边去。陆放翁编进去了,但是他说:我小的时候年轻不懂事,所以就写了这些歌词,我现在非常后悔[w8] 。可见他也不以为这些歌词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学生,叫钟锦,从小就喜欢诗词,可是他报考大学的时候,考哲学系不考文学系。他说:“我虽然喜欢诗词,但是我不学它。尤其词,词是小道,这东西都写美女和爱情,没有价值,没有什么意义。”他后来做了我的博士生,出的第一本书是关于词学的,因为现在他忽然间觉悟改变了,他提出来说:“词是圣贤之学。”这又把词抬得太高了,词怎么从爱情歌曲的小道又变成圣贤之学了?这是钟锦,钟锦好为大言[w9] 。

  但是词里面果然有一种很微妙的东西,就是说,你本来没有心写什么圣贤的学问,你本来写的就是男女的爱情,可是,居然就有了圣贤的意思了!这就是其所以微妙的地方了,那为什么呢?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说了一段话:

  宋人诗不如词,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

  你看,宋代人自己都看不起词。像陆放翁之类的,连苏东坡都算上,苏东坡把词放在他的集子的最后作为附录,他前面长篇大论的都是载道的文章和言志的诗篇,词是不放在正经的卷数里的。宋朝只有一个人专力写词,那就是我在两个礼拜前讲的辛稼轩。

  词人里边,如果说有一个人可以和诗人中的陶渊明、杜子美、屈原相媲美的,那就只有辛稼轩。辛稼轩是专力来写词的,他当然也写美女和爱情,但并非仅仅是美女和爱情。

  我那次关于辛弃疾的讲演,是从西方的意识批评(Criticism of Consciousness)谈起的,这是西方一种比较新的文学批评,它曾经受近代西方哲学中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的影响。西方的意识批评提出说:每个人都有意识,但并不是每个诗人都有一个意识的pattern。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诗人都有一个意识的基本形态。

  文学批评,在西方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就以二十世纪这百年来说,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期,欧美所流行的是New Criticism,就是新批评。新批评是承认作品,否认作者,认为作品的好坏与作者为人的好坏没有关系。杜甫的诗好,不是因为他的忠爱才好,是因为他的诗的本身好。新批评主张,你一定要从诗歌本身的艺术来评定诗的好坏,而艺术与作者的人品无关。

  可是后来,西方的文学批评,就有现象学出现了。现象学认为,是我们的意识跟外界的现象接触了以后,我们从这些种种的活动认识了世界。世界没有我们的意识,就不成其为世界。因此这一派就重视到意识的活动。好,那当然,我们的诗歌都是consciousness(意识)的活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嘛!可是,你的意识的活动不一定有一个pattern——一个基本的形态呀。我认识两个很会写诗歌的小朋友,是姐妹两个人,一个十一岁,一个九岁,已经出了诗集了,写得非常好。她们看见什么就说什么,看见花开就说花开了,看见叶落就说叶落了,听见鸟叫就写鸟叫了。每个人接触了现象就一定会有意识活动。但这里边有没有一个pattern?没有一个pattern。

  而意识批评就说了,说每个诗人都有consciousness,每个人都情动于中就形于言了,但只有伟大的作者有一个pattern of consciousness。杜甫的忠爱与缠绵,这是杜甫的pattern。陶渊明的任真固穷,这是陶渊明的pattern。这些伟大的诗人,每个人都有他的pattern。

  而在词人里面呢?词人写的好像都是美女跟爱情。他们今天看见小莲,说小莲很漂亮,明天看见小苹,说小苹也很漂亮;今天跟你喝酒,觉得很快乐,明天跟他喝酒,也觉得很快乐;今天看见这朵花开,说它很美丽,明天看见那朵花开,说它也很美丽。他们见什么就说什么,见人说人,见物说物,见花说花,见草说草。但是,虽然没有一个pattern,你也可以是诗人,也可以写不错的诗,但你不会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伟大的诗人是有一个pattern的。屈原有一个pattern,陶渊明有一个pattern,杜甫有一个pattern。而在词人里边,只有辛稼轩是有pattern的。

  词和诗大有不同,词人和诗人也大有不同。当然,我们现在不能把野马跑得那么远。我刚才说到,词就是写美女跟爱情的,为什么有人居然说词里面有圣贤的道理,而且王国维还说宋人的诗不如宋人的词?要知道,词本来是不正经的,是作者听歌看舞时给美女写的歌词;诗才是言志载道,是作者的理想、作者的道德、作者的志意。为什么王国维认为宋人的那些个内容很正经的诗反而不如词呢?

  王国维说得非常好,他说:“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因为宋人他们写在诗歌里边的不像写在词里边的真诚。在写诗的时候,诗要言志嘛,一定要端起一个架子来,一定要说得很好,要说得冠冕堂皇的。每当有一个政治上的大题目,或者社会上的大事件,你也写一首诗,他也写一首诗,所说的话都是冠冕堂皇的,但是,他们内心中最真实的、最底层的那种活动,是不肯暴露出来的。王国维说,宋人写在词里边的比写在诗里边的更真诚,为什么?就是因为词脱去了“言志” 的约束——我就是给歌女填一个歌词,它不代表我的“志”嘛!

  我屡次讲过一个故事,说黄山谷常常写美女跟爱情的歌词,有一个学道的人法云秀跟黄山谷说[w10] :黄山谷先生啊,你多作点诗多么好呀,这词都是写美女和爱情的,你就不要写了。因为中国传统向来认为写这些东西是不正经的。可是黄山谷怎么回答?他说,这是“空中语耳”。什么叫“空中语”?空中语就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话。我写我跟一个美女有爱情,并不代表我黄山谷在现实中真的做了这样的事,我之所以这么写,不就是为了在歌酒筵席上饮酒作乐吗?

  可是,你要知道,正是由于你一心饮酒作乐,正是由于你不必写那些冠冕堂皇的言志的话,所以你的内心松弛下来。你写美女跟爱情,虽然你不见得有美女跟爱情的真正的故事,但你内心深处对于美女跟爱情的向往,那可是真实的啊!这正是词的第一个微妙的价值之所在:因为作者脱除了外在的约束跟限制,所以在词里反而常常能够把内心中最真诚的本色表现出来。

  可是,美女跟爱情,怎么会让后来的词学家看到了圣贤的意思呢?这是更奇妙的一件事情,更微妙的一种作用。谁看出来了?王国维他就看出来了,所以他说,宋人的诗不如词。

  当然王国维没有说圣贤,王国维从来都不说词里边有圣贤。说圣贤的是我那个学生钟锦,他最喜欢夸大其词。但是,词里面确实有一种非常微妙的东西。那东西是什么?我的学生说它是圣贤,这太夸大了。王国维也体会到了那个东西,王国维都没有敢说是圣贤,王国维说词里面有一种“境界”。

  

网站编辑:穆菁
read_image.jpg
舞之梦1.jpg
佤山雄鹰1.jpg
我是你的记忆1.jpg
水稻女儿1.jpg
农家欢歌1.jpg
领路人1.jpg
玛吉米的桥1.jpg
兵嫂1.jpg
爱在无影灯下.jpg
留守明天.jpg
竹竹站起来.jpg
看山工.jpg
老兵.jpg
百度.jpg
一诺一诺千金.jpg
孝女.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