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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一粒种漫山木麻黄
发表时间:2015-04-15    来源:人民网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谷文昌的生前事身后名

本报记者 吴 焰 赵 鹏 孔祥武

今年清明,东山县群众又一次自发到老书记谷文昌墓前祭拜。谢汉杰摄

 

  题记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毛泽东 

  清明,敬宗祭祖。94岁的何赛玉则不是,她带着儿子、孙子、重孙一家十几口,拜的是外乡人谷文昌,而且这一拜,已经几十年。

  60多年前,福建省东山县山口村,是远近闻名的“乞丐村”,何赛玉一家每年外出逃荒,她的亲人,就死在逃荒路上。这段历史,让她刻骨铭心。“如果没有谷文昌,我们村、我们家当年还在要饭。我们家没有祖坟,谷公就是我们家的‘祖’。”重重的闽南口音,满是浓浓的感情。

  不只何赛玉一家如此。从1987年谷文昌的骨灰迁到东山,“先祭谷公,后祭祖宗”,就在这里相沿成习。

  谷文昌,一个在时间上距我们如此“遥远”的人。一个河南林县的打石匠,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随部队南下至福建。在海岛东山县工作14年,任过10年县委书记。曾因工作出色被省委书记点名调任省林业厅副厅长,“文革”期间被下放当过公社大队社员。

  如果活着,今年,他整整100岁。

  直到去世前,他仍改不了家乡口音,一家人依旧习惯吃面条烙饼。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异乡干部,遗言“请把我的骨灰撒在东山”“我要和东山的百姓在一起,和东山的大树在一起”。1987年,他魂归东山,当地百姓泣泪相迎,自发捐资建纪念馆、塑雕像,自愿为他守一辈子墓。

  34年过去,他从未离开过人们的视野,走出人们的记忆。岁月的洗礼,反而让他的形象愈加清晰挺拔,愈加撼动人心。

  一个人的生命能有多长?一个人的生命能有多重?

  谷文昌来告诉你。

  “不把人民拯救出苦难,共产党来干什么!”

  身为党员干部,只有牢记责任,为党分忧,为民谋利,才能谋出个“百年犹得济苍生”

  轻轻踏上陵园台阶,静静来到谷文昌墓前,黄石麟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小心翼翼插在墓前一个石雕的香炉里。香炉上,刻着几个字——“谷公,人民敬仰”。

  这位东山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退休后,专心致力于谷文昌精神研究。每隔一两天,他都要到谷公墓前转转,与谷公“对话”,说说过去,谈谈现在。“越了解谷文昌,越感到他的伟大,越思念他。”

  墓前香炉,一度是个谜。不久前刚获知,此炉是当年杏陈镇一位名叫陈春和的老人所铸。老人现在83岁了,面对记者,连连摆手:谁打的、谁送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谷公活在我们心里,东山人敬他爱他。

  如果不是谷文昌纪念馆里收集的那些史料照片,我们难以想象,这个富饶美丽的生态海岛,昔日竟是“沙滩无草光溜溜,风沙无情田屋休”的荒凉沙岛。

  一年四季6级以上大风多达150多天,森林覆盖率仅0.12%;百年间,风沙不断吞没家园,天花、眼病泛滥,外出当苦力、当乞丐的十之有一;当地有7个“蔡姓”村,被风沙埋得只剩4个。这是解放初《东山县志》上的记载。

  1950年,谷文昌随解放军南下支队,解放了离台湾最近的闽南海岛东山。旧社会的“三座大山”被推翻了,但压在东山人祖祖辈辈头上的风、沙、旱“三座大山”,还横亘在面前:群众分到了土地,但种不出粮食,分地又有什么用?

  下乡路上,当时还是县长的谷文昌,碰到一群村民,身穿破衣、手提空篮,一打听,要去乞讨。乞讨?!东山解放都3年了,居然还发生这样的事。“我这个县长,对不住群众呀!”

  “不把人民拯救出苦难,共产党来干什么!”“挖掉东山穷根,必先治服风沙”,东山县第一次党代会上写下决议:“十年内全面实现绿化,根本解决风沙灾害。”

  半世纪后,谷书记的接任者,已到了第十八任。在现任县委书记黄水木看来,这绝不只是“历史”。

  “什么叫‘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但永远不变的,是执政为民的理念与情怀。当年老书记的选择,就是最生动的示范!”

  然而,实现这个奋斗目标,谈何容易?

  沙刚搬走,风一吹,又埋上。只能靠造林来固沙。造什么林?相思、苦楝、黄桦……十几种树轮种了个遍,无一成活。

  屡战屡败,有人气馁。“这沙灾,连神仙都治不好,听天由命吧。”

  谷文昌对天发誓:“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屡败屡战,再聚人心。1955年,谷文昌担任东山第三任县委书记。干,一任接着一任干;种,一茬接着一茬种。

  为了找到合适的海防林种,谷文昌和技术人员翻尽资料,大海寻踪。听说广东电白县成功种活了一种名为木麻黄的树,谷文昌立即派人前去。捧着树苗,他像孩子捧着地瓜一样兴奋。

  “上战秃头山,下战飞沙滩”。1958年一开春,一连4天,数十万株木麻黄遍植全岛。

  然而,失败又至。持续一个多月的倒春寒,冻死了几乎全部树苗,也寒透了所有人的心。几近绝望之际,技术员小林告诉谷书记,白埕村有9株还活着!谷文昌抚摸着那几株新绿的幼苗,就像抚摸婴儿的脸蛋儿,“能活9株,就一定能活9000株、9万株!”

  希望,从这点点绿色开始。成立三人技术小组,开展“旬旬造林”试验,气温、湿度,风向、风力,详细记录在案。晴天种,雨天更种。终于,9株木麻黄,变成了20亩丰产试验林,又海潮般向各村漫去……

  东山从此有了这样壮观的场面:一下雨,广播里马上播送造林紧急通知,各级干部带头冲进雨幕。百里长滩,千军万马,歌声与风声齐飞,汗水与雨水交织。

  一心向着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会给他让路。

  3年过去,421座山头、3万亩沙滩,尽披绿装,万亩防沙林、水土保持林,在童山、赤地、沙丘上傲然崛起,环护着田园村舍。

  “神仙都难治”的风沙,被共产党治服了。人种树、树保地、地生粮、粮养人,东山从此,美丽化蝶。

  如果说,治沙造林给东山人带来的是有形的财富、享不尽的“红利”,那么另一项德政,更实实在在地收获人心。

  溃败台湾前,国民党残部疯狂抓壮丁,从仅有1.2万余户的东山,抓走4792名青壮年,留下了日夜思儿的白发爹娘、倚门望夫的新婚少妇、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

  这些壮丁家属人数众多,遍及全岛。

  依照两岸当时硝烟对立的情势,这些壮丁家属是不折不扣的“敌伪家属”。一旦扣上“敌伪”帽子,就是阶级敌人。

  “壮丁们是被捆绑走的,他们的家属是受害人。” “共产党人要敢于面对实际,对人民负责。”时任东山第一区区委书记的谷文昌,向县委建议:把“敌伪家属”改成“兵灾家属”。

  东山县委经认真调研并报上级同意后,采纳了这个建议,一律称作“兵灾家属”,并决定对这些家属,政治上不歧视,经济上平等对待,生活困难给予救济,孤寡老人由乡村照顾。

  两字之差,天地之分。一项德政,十万人心!

  两年后的“东山保卫战”,验证了这一切。

  1953年7月,国民党部队万余人突袭东山,我守岛部队不过千人,兵力悬殊。东山群众特别是妇女,肩挑手拎,车轮滚滚,为前线运水送粮。刘阿婆家里曾被抓走3名壮丁,她不仅挑水支前,还隐藏保护了两名负伤的解放军战士。

  “国民党抓走我们的亲人,共产党把我们当成亲人养。哪怕做鬼,我也愿为共产党守岛!”保卫战后在评选立功受奖的东山群众时,那些失去亲人的妇女竟占了一半以上,刘阿婆也荣获一等功臣。

  东山之胜,胜在民心!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担当是最大的责任。

  “兵灾家属”后代、现在的“寡妇村”纪念馆老馆长黄镇国,有着切身体会。“老百姓最质朴。你为百姓谋利,你替群众解忧,他们就真心拥护你。”

  今年86岁的靳国富,是当年与谷文昌搭档的县委副书记。他感叹:基层干部离群众最近,是党的宗旨的具体执行者,党的政策的一线传播者。群众看我们党,形象好不好,与民亲不亲,就看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的言行,对政策的执行落实。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个道理,是当年刻在我们骨子里的。现在,也万万不能忘。”靳国富说。

  “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指挥不在第一线,等于空头指挥”

  身为党员干部,怀揣公仆情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就和你心连心

  每当想起与谷文昌的最后一面,朱财茂止不住泪盈眼眶。

  那天,曾担任东山县委通讯员的朱财茂,前往漳州,探望正与癌症做最后斗争的老领导。两人聊着聊着,谷文昌说到了树:“我前不久才知道,木麻黄的寿命不长。你回到县里反映一下,要记得更新换代,否则,风沙再来,东山人民又要受苦啦!”

  “唉,都什么时候了,自己的命都顾不上了,满脑子还想着老百姓。”朱财茂语带哽咽。

  追寻谷文昌的故事,有一些谜般的地方。

  其时,风沙灾害不仅困扰东山,也是沿海地区共同面对的大难题。从平潭到东山,沿海各地都成立了国有林场,积极破解防风固沙难题。

  可为什么,沿海防护林的成功,偏偏是在自然条件最为恶劣的东山率先实现?

  当时在福建省林业厅造林处工作的曹如杨非常好奇。决心到东山探个究竟,见见那位“造林书记”。

  书记下乡了。嗯,等他回来。

  天渐渐暗了,书记还没影。县委同志笑了,“谷书记最讨厌那种只会拿着阴阳盘东转转西看看、华而不实的‘风水先生’做派了,几天之内,可能都不会回来……”小曹抓起小包直奔村子。

  那时没车,靠的是自行车和走路。这一追,追了两天,从白埕到西埔,跑了大半个东山。每到一处,不是听村民说“书记刚走”,就是“哎呀,谷书记上星期刚来”。

  人没见着,小曹却有了答案:能这么沉得下去、靠前指挥的干部,啥问题不能解决?

  谷文昌爱说两句话。一句,“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一句,“好的动机不一定收到好的效果。要把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必须深入群众,吃透情况。”

  当年的公社党委书记林子策记忆犹新。大饥荒时,谷文昌到村里了解灾情。中午开饭,桌上只有番薯和几碗清澈见底的稀粥。队长不忍,偷偷蒸了碗米饭。谷文昌一惊,谢绝了:“我是党的干部,就得和群众吃一样的饭、受一样的苦、干一样的活,群众才会信任我们。”

  当年的通讯员陈掌国印象深刻。每次下乡,谷文昌至少要交三个朋友,一个老贫农、一个队长和一个最困难的农民。全县60多个村400多名生产队长,他几乎都能叫出名字。

  东山谷文昌纪念馆里,有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每位参观者必会久久驻足。那是1970年,下放到宁化县的谷文昌,被任命为隆陂水库的总指挥。照片中,一脸病容的他抬着巨大石条。石重杠沉,压得他上身佝偻,肩膀与头紧贴着怀中的大石。

  这可是56岁的老人啊!

  身边人常劝,你是领导,年纪又大,不用冲在一线。谷文昌反驳,“发号召容易,真正干成一件事却不那么容易。事业要成功,领导是关键,指挥不在第一线,等于空头指挥。”

  他总说,“关键时刻,干部在不在场效果大不一样”。植树造林,治理风沙,修建水库,战天斗地的场景里,总有他瘦削的身影。“谷公带头,哪能不听?”许多人回忆起当年“一声令下,人人出动”的场面,激动不已。

  有作为不能乱作为,苦干不是蛮干,实干更得会干。那一年,宁化县革委会下命令,水库提前上坝填土,向国庆献礼。此时涵管清基尚未完成,强行填土隐患巨大。顾不上头顶着一顶“走资派”黑帽,反复征求技术人员意见后,谷文昌向县领导据理力争,终于说服他们,延缓了施工进度。

  “这是个尊重知识分子、尊重科学规律的人!”在那个一不小心就被“白专”的年代,谷文昌的执着担当与实事求是,让无数技术人员感激知遇之恩。

  “跟着谷文昌干,我们都愿替他‘卖命’。”人心,斗志,就这么紧紧聚起。

  一个爱民如子、为民请命的“不惜命”书记,一支“肯卖命”的干部和技术人员队伍,一方热土下“同一条心”的百姓,汇聚起来的这股巨大能量,什么难关冲不过,什么险滩涉不了,什么梦想不能实现?

  谁是真心实干的,谁是玩虚弄假的,群众心里明镜一般。谁把群众放心中,群众自然会拥他在心中。谁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群众也会和他同一条心。

  谷文昌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

  身为党员干部,无论何种境遇,理想支撑主心骨,信念稳作压舱石

  一头短短的白发,根根直立。虽年过古稀,却直率如当年。“谷公是个好人,他真真切切地改变了我一生。”

  被“改变”的这个人,名叫张瑞栋。宁化县一名普通的水利工程师。

  在记者离开宁化不久,老张特地寄来一封信。信里说:你们好好写,老谷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一个真正能够改变人思想的共产党员。不靠说,靠做。

  谷文昌留下的工作笔记上写有这样两句:“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

  这是他一生的信仰!

  入闽前,谷文昌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第五大队第三中队党小组长。部队原来的任务是接管苏沪杭,情势突转,上级要求他们随军南下,接管福建东山。听说语言不通,气候湿热,“三个蚊子能炒一盘菜”,很多北方人犯怵了。

  谷文昌第一个举手:“共产党员,党说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他对‘共产党人’这几个字有深刻的理解。”福建解放军长江支队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李晋榕十分感慨。

  张瑞栋和谷文昌相处的日子仅一年多,时间很短,却影响一生。

  1969年冬,时任省林业厅副厅长的谷文昌,全家下放至闽西北偏远的山区——宁化县禾口公社红旗大队。7个多月后,对农田水利颇为内行的谷文昌被任命为隆陂水库的施工总指挥。在那里,小张认识了老谷。

  逆境最能见襟怀。

  张瑞栋原是水利局水利规划队员,被精简下放回乡务农,后又调入指挥部任施工技术员。从一个县技术员变成一个大队农民技术员,从挣工资的变成了挣工分的,小张闹起了情绪。

  老谷觉察后,跟小张谈心。“我是经过沟沟坎坎的人,但我始终坚定,任何时候都要相信党,相信党组织。”“我都愿意为改变禾口穷苦面貌拼上这条老命,你是禾口人,有什么理由不为父老乡亲出力呢?”

  换别人,小张会认为这是说教,可说者是老谷,他听进去了。

  因为老谷,就是这么做的。

  下放期间,谷文昌每月准时交纳3元党费,他从没忘记自己是名共产党员。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是他的新战场:到生产队当农民,夫妻俩一年拾粪积肥上万斤;守在田里检查虫害,领着技术员日夜试验,终于让所在村子,在全社第一个实现了亩产过《纲要》,全村人也终于吃粮从年头吃到年尾不断顿。“谷文昌,谷满仓”,名字就这么传响。

  被“点将”到隆陂水库任总指挥,本来被安排住旧祠堂,但谷文昌坚决不肯,要和80位民工一起睡工棚,竹片当床板,稻草当褥子。每天清晨5点起床,打石、挖土、挑土、推土,什么都干……

  “一个56岁的老革命,一个省厅级大干部,论委屈,老谷岂不比我更大?”

  小张从此安心。这一安,便在基层一线安了30年。因工作出色,他被评为福建省劳动模范。张瑞栋也牢牢记住了那句话:无论任何时候、什么岗位、任何境遇,都要相信党,牢记自己是党的人。

  真正的信仰,是从心里长出来的!

  对党忠诚的人,党更不会忘记。

  从福建到浙江到中南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过谷文昌,还在一篇题为《“潜绩”与“显绩”》的文章中,称赞他“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今年1月,与全国200多位县委书记座谈,在叮嘱大家要做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四有”干部时,总书记又一次深情谈起谷文昌。

  在福建,至今还流传着“谷文昌与两位省委书记”的故事。

  一位是叶飞。东山造林成功,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叶飞闻知,大为赞扬。1963年,在全省“年度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上,叶飞点名谷文昌介绍东山经验。不久,谷文昌调至省林业厅任副厅长,轰动全省。

  另一位是项南。1981年1月30日,谷文昌在向家人留下“埋骨东山”遗愿后,与世长辞。闻知此讯,刚刚主持省委工作的项南,立即赶到医院,向谷文昌遗体告别,叮嘱《福建日报》在一版发消息,并亲自动手,在版样上改标题。

  “谷公让我们看到,信仰这东西,不抽象,很具体,有时就是说的一句话,干的一件事。”曾长期在谷文昌身边工作、退休前担任东山县委组织部部长的林木喜,很是感慨。他经常问一些年轻干部:换个位置,换个情境,你能像谷文昌那样吗?

  “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

  身为党员干部,永握戒尺,公私分明,为官心中“畏”,才有群众心头“敬”

  楼下的玉兰,迎着春风灿烂绽放。二楼窗户外往来的嘈杂,清晰可闻。谷文昌的小儿子谷豫东,不时地看看手表,惦记着即将放学的外孙女……

  这是漳州芗城新村一座110平方米的普通旧房,谷文昌的五个子女们,聚在一起,像今天中国亿万个家庭一样,普通、平淡,但是和睦、快乐、满足。

  今年春节前夕,东山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沈志雄,按照惯例,准备去漳州看望谷家。但谷家子女却婉言谢绝了。

  理由是:去年母亲走了,他们没有资格再享受东山县领导年年来看望的待遇。唯有更好地按父亲母亲生前要求的去做,才能告慰老人。

  说者平静,闻者动容。

  这样的事,并非首次。

  谷文昌去世后一周,爱人史英萍便拆除了家中的电话,连同谷文昌的自行车,一并上交:“这是老谷交代的,活着因公使用,死后还给国家。”

  公与私,情与法,利与义,谷家人想得明白,活得本分,划得清楚。谷家家风中照见的,是谷文昌生前恪守的当官底线。

  谷文昌定下“为官两原则”:“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哪怕排除万难也要做到;凡是对党威信有损害的事,哪怕再小也不能做。”

  他常对身边人、对家里人说,“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

  蹲点湖尾村,谷文昌和村民一起劳动,一起喝地瓜汤,原本就有胃病、肺病的他,得了水肿病,痛得在床上打滚。警卫员看不下去,溜回县委秘书室开证明,买回一斤饼干。一向好脾气的谷文昌发火了:“赶快退回去!群众在挨饿,我怎么吃得下?”

  到外地开会,安排好了住房,却常常不见人影。他嫌住宿费贵,干脆和通讯员一起,找了家一晚1.2元的房同住,“怕浪费公家的钱”。

  调到省城,他随身只带两个旧木箱和两瓮咸菜。家里也只是添置了几把藤椅、一张石桌。别人奇怪:怎么不买木制的?“我当林业厅副厅长,家里一下多了好几件木家具,我怕别人说是揩公家油,以后别人还不都得跟着学?”

  怕?!这个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汉子,不怕牺牲、不怕艰苦、不怕风沙,却独独“怕脱离群众”“怕给公家浪费”。此“怕”才令党生威!一柄戒尺,划清公私;一面畏镜,照见党性。

  怕?!这个走到哪里就造福到哪里的县委书记,不怕失败、不怕委屈、不怕磨难,却偏偏怕党的事业干不好、党的形象受损害,此“怕”换来万民敬。谷文昌“文革”被斗,东山闻知,当地两拨原本内斗的红卫兵,达成共识,以拉回当地批斗为名,将谷公保护回来。当地一娃,不明就里,喊了句“打倒走资派谷文昌”,被路过的群众一巴掌扇过去:“没有谷公,你个小鬼哪能活到今天!”

  干部要过权力关,不易。过家人关,更难!许多贪官在忏悔时,几乎都谈道:不怕自己吃苦,就怕孩子受穷。对权力的敬畏,往往从家庭突破、失陷。

  谷文昌也爱家人,也疼孩子。只是,他希望让他们一生过得坦坦荡荡,睡得踏踏实实。

  妻子史英萍,同为南下老干部,解放初即任东山县民政科科长,1952年定为行政18级。可每次提职、提薪,老谷就动员爱人“让一下”。直到谷文昌去世后的第3年,才升为17级。

  身边的工作人员换了几茬,他没有提拔重用一个人;他招收别人进单位,偏偏不安排自己的5个子女入公职;哪怕是一辆自行车,他也不许他们碰一碰,因为它姓“公”……

  “也曾想过,如果不是谷文昌的孩子,我们的境遇会不会比现在好?”谷文昌的五个子女,除了长子退休前在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其他4位退休前都只是漳州最普通的科员、企业职工。甚至第三代,也多是普通的幼儿园老师、糖厂职工、单位司机。

  这样的“家规”“家风”,今天看来有些不近情理,可能还会被讥为“不食人间烟火”。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谷家兄妹对父亲有了更多的认识,从理解到崇敬,从崇敬到感悟。“我们的日子虽然平淡,但过得踏实。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一笔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

  如此“踏实”的感觉,谷文昌身边工作过的人,一样有。“跟着谷书记,可能不会升官发财,但是一定不会走错路。”

  “用权以廉、持身以正,谷文昌身上的这种宝贵品质,正是今天各级干部不可缺失的精神钙质。”沈志雄感叹,多一点对谷文昌的了解,就多一些“今天太需要谷文昌式干部”的感悟。

  离开东山前,记者再次来到谷文昌陵园。

  像东山人一样,点燃一根烟,小心翼翼地插进石制的香炉。香炉里,已经有了67根烟蒂。

  一人,一树,一林,一岛,远离故土,脚踏贫瘠,根扎千尺,任凭风雨,面朝大海,泽荫后世。

  人生一粒种,漫山木麻黄……

网站编辑:秦昊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