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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大地雄心
发表时间:2015-07-07    来源:人民日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在常人的眼中,中华大地是什么样子?

  是起伏的高山,是连绵的大河,是壮阔的草原,是茫茫的大漠,是一幅幅美景组成的波澜壮阔的画卷。

  在测绘队员的眼中,中华大地是什么样子?

  是一个一个的点。点有千千万万,数也数不清。

  每一个小点,都有一组详细的数据,标示着它的精确信息和地理位置。别小看这些地理数据,飞船上天、跨海大桥、西气东输、南水北调、三峡工程、青藏铁路、数字城市……国家每一项重大工程,都离不开它的支持。

  而这无数小点,组合在一起,就代表着中国。

  这些点,不论在高山,在大河,在草原,在大漠,都必须有人一个一个走上去,架起仪器,读取数据,编入档案,画出地图。

  干这个活的人是谁?就是以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以下简称国测一大队)为代表的测绘科技工作者。

  国测一大队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专业测绘队伍。从1954年成立之日起,有队员就怀有这样一个梦,要测遍中国每一寸国土。

  为了完成这个梦,一个人不行,那么一支队伍去;一代人不够,那么几代人前仆后继上。

  转瞬间,56年过去了。他们24次进驻内蒙古荒原,28次深入西藏无人区,37次踏入新疆腹地,徒步行程已有500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1250多圈。有不少老队员,徒步测量走过的路,超过2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5圈。

  他们累计完成国家各等级三角测量1万余点,建造测量觇标10万多座,提供各种测量数据5000多万组,获得近半个中国的大地测量控制成果,用血汗乃至生命绘出祖国的壮美蓝图。

  现在,测遍中国每一寸国土的梦,依然未停。

  大地雄心,继续在倔强而执着地跳动着。

  天与地 雪和沙

  在极限环境里工作,是我们国测一大队测绘队员的本分。

  —— 一名老测绘队员

  狂风席卷着冰雪砸在任秀波的脸上,眼前一片模糊,气温是零下30多摄氏度,已经走了7个小时,他的脸失去了知觉,腿也麻木得不听使唤,脚下的冰爪仿佛凝固在崖壁上,使尽浑身的力气才能挪动一步。

  这是2005年5月21日,海拔7700米,珠穆朗玛峰北坡。一个26岁的青年身背十几公斤的重力测量仪器,正在艰难地攀登。

  虽然到一大队只有7年,但是长期的野外测绘作业,已让任秀波习惯了面对身体和环境的极限。进队的时候,任秀波就听老队员说过:“在极限环境里工作,是我们国测一大队测绘队员的本分。”

  这些年里,任秀波尽了本分,他经历的极限不算少。

  一次在藏北无人区,暴风雪夜里,车坏了,他和老队员一起,30多个小时没吃东西,在冰原上走了40多公里,成功求生,不但又回去救出了队友,还完成了重力测量任务;

  还有一次在西藏阿里,在海拔5000多米的甜水海测量点,强烈的高原反应让任秀波虚脱了,呕吐了两天,胃里的东西吐完之后,居然开始吐血。为了不影响作业进度,他硬是挺到48小时联测结束之后,才下撤到新疆叶城。

  以往每一次面对极限,年轻的任秀波总有强大的信心,他相信自己能扛过去,就像那些经历过同样极限的老队员一样。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因为没有老队员经历过。就是在全世界,也没有专业测绘人员,到过如此高的海拔高度。

  云朵在脚下飘动,不远处的珠峰峰顶雪白而圣洁。离天如此之近,脚下依然是祖国的大地。任秀波仰望苍天,双脚发力,可背上的仪器却重逾千斤。

  在海拔6500米以上,任秀波已经待了40多天。他的脸已被强烈的紫外线灼伤,成了棕褐色,有多处开裂;他的身体极度消耗,严重营养不良,体重下降了20多斤。

  这么多天的适应、等待和忍耐,就是为了把测量延伸到祖国大地的顶端,延伸到世界之巅。

  重新精确测量珠穆朗玛峰的高程,是中国测绘人的梦想。极度虚弱的任秀波不甘心,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走到下一个宿营地,但是他要试一试,拼死也要试一试。

  面对极限,任秀波超越了自己。在极度缺氧和暴风雪中,任秀波一步一步走到了海拔7790米的2号登山营地。

  当其他登山队员因为极度疲劳都躺在帐篷里休息时,任秀波却在帐篷外,冒着暴风雪,喘着粗气,在没有任何供氧设备的情况下,架起重力仪,测出重力值,并用GPS接收机测量了该点的三维坐标。

  从此,共和国测绘史上诞生了新的高度——7790米。这也是世界测绘史上新的高度。 

  几天后,记者在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见到了任秀波。他说:“我尽了国测一大队队员的本分”。

  本分!很简单的一个词。

  对国测一大队的队员来说,这个词,意味着当你面对极限、面对艰辛、面对困难、面对危险的时候,绝不退缩。这个词,还意味着必须要习惯在天地之间的任何地方工作,不管这个地方是冰雪荒山,还是黄沙大漠,是高山峡谷,还是海岛礁盘,是水乡泽国,还是戈壁草原……

  在地温高达60多摄氏度的新疆火焰山中,大地如蒸笼,一天喝20斤的水,队员们依然感觉焦渴难忍,头晕眼花;

  在寒冬中的北疆阿勒泰山区,最冷时温度达零下45摄氏度,队员们操作仪器,为了保持观测精度,却不能戴手套;

  在阿尔金山里,黑蚊子云雾般地围着人和牲口叮。一匹白马转瞬间叮满蚊子,成了黑马,黑马在地上打个滚,死蚊子的血又把黑马染成红马;

  在中国海拔最低的吐鲁番艾丁湖,海拔负154米,温高风大,测绘队的一头骆驼被大风刮跑,追了近100公里才找到; 

  在远离祖国2万公里的南极冰原,为了填补我国南极测绘的空白,队员们为了几个数字,在大雪中坚守4天4夜;

  在可可西里,泥泞的沼泽充满危险,一辆车一天陷了30多次,挖了30多次,一整天只走了3公里;

  在藏北无人区,因为缺氧,队员头疼欲裂。为了止疼,队员把头卡在钢架床的床头钢管之间,这样卡住,外面一疼,里面的疼就不觉得了……

  有一年,一组8名队员在塔克拉玛干南缘作业。每天观测时,毒蚊子成群结队如轰炸机般在队员头顶盘旋。一次,累极的队员们在红柳滩夜宿,刚一着地便睡熟了,等到天亮爬起,每个人浑身上下被蚊子叮满了红包,痒得钻心。一个队员拿干树皮往身上一擦,鲜血直流。等到完成任务从戈壁深处走出来时,大家的脸庞都小了一圈。平均每个人瘦了11斤。

  有人说,那一段测绘成果是用88斤新鲜的血肉换来的。

  “我们干的工作,是天和地之间的大活”,一位老队员说:“再说细点,就是四句话:坚守在荒天野地,生活是幕天席地,工作中战天斗地,为祖国经天纬地。”

  其实还应该补上一句,他们的坚守感天动地。

  生与死 哭和笑

  “父亲,我没有见过你,听说当年你是渴死的,今天我来看你,给你送点水。”

  ——吴永安  

  在国测一大队队史室的墙壁上,我看到了一份触目惊心的名单。这是从1954年到1989年,牺牲在野外岗位上的测绘队员,有46人。

  牺牲者中,有的渴死、冻死、病死,有的坠下悬崖,有的掉入雪窟,有的遭遇雷击……

  他们大多英年早逝,有的死得很壮烈,有的死得很平淡,但他们都牺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他们的遗骨留在了西部大地偏远的测区,其中大多数连墓碑也没能留下。

  在北京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一楼大厅里,放着一台老式的测绘仪器,它有个名字,叫“宋泽盛仪器”。这台仪器背后,有一个让人动容的故事。

  在北疆阿尔泰山脉深处,有一座山名叫尖山,陡峭险峻,怪石嶙峋。1959年7月一个黄昏,国测一大队作业组长宋泽盛,带领几名队员,连续工作了两个通宵,终于完成了尖山山顶的测绘任务。

  崎岖山路宛如一条羊肠,紧缠在山腰上,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太疲惫了,一名队员在下撤途中,一不小心,背上沉重的经纬仪撞上了峭壁,立刻重心不稳,连人带仪器向悬崖边滑去。

  走在后面的宋泽盛一个箭步冲上去,用双手托住下滑的队友,使出全身力气将队友往上推。队友和仪器安全了。宋泽盛的身体却失去平衡,他脚下的碎石不断地滑落。当队友们伸出援手时,宋泽盛的指尖从他们手前滑过,大家眼睁睁看着他坠落到几十米深的山崖下。

  宋泽盛牺牲后,大家把这台仪器以他的名字命名,争相使用,以此来表达对他的怀念和敬仰。

  牺牲者当中,有一个人是被土匪杀害的,他的故事至今让人揪心不已。

  1963年7月,在甘肃南部的腊子口大山中,钟亮其遭五六个土匪围堵绑架。土匪逼问测量组驻地,严刑逼供中,钟亮其眼被打瞎,身中数刀。为了小组安全,他宁死不屈,只字不吐,惨遭土匪杀害。一个星期后,队员们在白龙江边的沙滩上,发现了钟亮其遍体鳞伤的尸体。几个月后,这些土匪被抓获,世人才知道了钟亮其牺牲的经过。

  钟亮其是烈士的后代,家中的独生子,牺牲时还不到30岁。

  国测一大队年过70的老一代的测绘队员,在接受采访时,都会提到一个名字——吴昭璞。说起他,没有人不掉泪。

  1960年4月底,31岁的技术员吴昭璞带领一个水准测量小组来到新疆南湖戈壁。

  红褐色的沙石一望无际,烈日当空,一具具骆驼的庞大白骨分外扎眼。天上,没有一片云;地上,没有一滴水。气温超过40摄氏度,地上的沙石更热得烫脚。

  一天早晨,意外发生了:装满清水的水桶漏了。桶空了,断水了,离这里最近的水源地在200公里外。

  茫茫戈壁,这意味着什么,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沉默中,吴昭璞做出决定,他把仅有的水囊递给一位年轻队员:“必须马上撤离,你们两人一组,认好路线轻装外撤,我留下看守仪器资料,等着你们带水回来。” 

  “这样不行,你太危险……”有队友想争辩,被吴昭璞制止,“大家早一分钟走出戈壁,就多一分生存的希望。”

  队友们依依不舍地走了。他们竭尽全力,3天后回来了。 

  等他们找到吴昭璞时,被眼前悲壮的情景震撼——

  帐篷里所有的牙膏吃光了,所有的墨水喝干了。吴昭璞口含黄沙,十指深深插进沙土。身高1米7的吴昭璞,已干缩到不足4尺;原本英俊帅气的小伙儿,武汉测绘学院的高材生,如今静静地躺在戈壁滩头。

  他的手表,还在滴滴答答地走着。

  他的身后,资料整理得整整齐齐;他沾满汗渍的衣服,严严实实地盖在测绘仪器上。

  他最后告别为之奋斗的测绘事业时,是多么恋恋不舍。

  这一天正好是5月1日,是劳动者的节日。

  队友们心如刀绞。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3斤红毛线。

  这是几周前,他在鄯善县城买的。当时就要进戈壁了,遇到集市,吴昭璞想给远在湖南农村老家的妻子和还没出生的孩子买点东西。看到这个红毛线,他很喜欢,就问了价钱。可是店主一看他的打扮,“远看像讨饭的,近看像逃难的”,就不客气地回了一句:“你买不起就别问。”

  吴昭璞没有动气,他只是回了一句,“你有多少毛线,我全买了。”

  带着3斤红毛线,吴昭璞进了戈壁,再也没有出来。后来,这3斤红毛线,被队友寄回了他的湖南老家。

  多年以后,吴昭璞的遗腹子吴永安长大了,他来到位于西安的国测一大队。当年吴昭璞的队友,一看到永安身上穿的那件鲜红的毛衣,眼泪就忍不住掉了下来。

  他们都认识,这件毛衣上的毛线就是当年那3斤红毛线。这毛线的颜色,他们刻骨铭心。

  吴永安后来也成了一名国测一大队的测绘队员。他第一次去野外出任务,就申请去了父亲牺牲的南湖戈壁。

  在戈壁外的荒滩上,永安没有找到父亲的墓。由于道路变迁,当时又没能立碑,当年埋葬父亲遗骨的地方已经成为乱坟岗。只知道是这一片,不知道是哪一个。

  永安买了两个几十公斤的大塑料桶,满满装上水。他抱着水,撒到了乱坟岗上。“父亲,我没有见过你,听说当年你是渴死的,今天我来看你,给你送点水。”

  在46名牺牲者当中,宋泽盛、钟亮其、吴昭璞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名字至今被人传诵。还有十几名队员,连名字也没能留下来。只知道他曾经牺牲,却不知道他姓甚名谁。

  社会在发展,测绘也在进步。条件在改善,装备在更新,观念在提升,自1989年至今的20年里,国测一大队极少发生队员牺牲的情况。

  但是,有些东西是改不了的,而且永远也无法改变。

  那些高山、荒原、大漠、戈壁……恶劣的自然环境,一代代的测绘队员,都无法逃避,必须去面对。

  还是在吴昭璞牺牲的南湖戈壁,时间是30多年后,中队长张全德带领着张朝晖等10名年轻的测绘队员,在这里工作了42天。

  一杯早上倒的开水,晚上回来还是热的;带去的巧克力,很快都成了巧克力酱;连木箱也受不了这种干燥炎热,不断地开裂,铺床的竹排也一根根地折断。

  刚出锅的馒头,很快就能干透,一口咬下去,把牙齿能硌出血,咬过的馒头往白纸上一按,就是一枚鲜红的印章。只好用水冲着吃,每咽一口如同往食道里塞锯末。

  整整42天,队员们都成了黄风怪。所有抬杠的话都说完了,笑话也说完了,经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发呆。

  大漠戈壁中的生命不容易,活着的东西都让人尊敬。有一次,大风刮进来一只蜥蜴。可能太热了,蜥蜴总是三条腿着地,还不停换腿。队员刘建是转业军人,他看着蜥蜴换腿,竟感觉像是在给他敬礼。他站直了,“啪”,也对着蜥蜴,回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就连苍蝇这种小昆虫,队员们也觉得是个伴,不忍心伤害。

  就在作业即将结束前2天,张朝晖病倒了。因为蔬菜断了很久,他出现了严重的缺钾症状,肌肉麻痹,走路总摔跤,碗端不起来,后来连说话都困难。

  队友们决定连夜把他送出去。开了一夜的车,中队长张全德抱着张朝晖,怕他昏迷太久,就高声吼起秦腔。

  张朝晖至今还清晰地记着那段秦腔声,大嗓门,不着调,但是每次想起来,心里暖和。

  长时间跟野外队员在一起,就会发现他们的一些秘密:每个队员都会抽烟,因为孤独和寂寞;很多人也要用卫生巾,因为长期在高原,几乎人人都有轻重不同的痔疮……

  对于在野外的测绘队员来说,什么是幸福?

  每天早上起来,能用热水洗把脸,吃个热饭;出测回来,能及时喝上一杯热水,这就是幸福。

  今年刚加入一大队的王涛第一次来西藏,他把感受写成一首诗,第一句是:“以前总对生活要求太高,现在只要给我四面墙,房顶不要都行。”

  长时间在野外,没有发钱的机会,更没有花钱的机会。每当发工资的时候,测绘队员都会感到幸福,因为半年到10个月的工资会一次性发给他们。

  当然,最大的幸福还是能顺利完成测量任务,辛苦没有白搭,汗水没有白流,心血没有白费。

  虽然很苦,但是测量队员们早已习惯了苦中作乐,苦中找乐,苦中品乐。

  队员王文胜的感受很有代表性:“我们工作虽然有点苦,但是我们见证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壮美风景,这些经历谁能有。”

  同样重要的是,跑野外锻炼人的性格,让男人肩膀更宽,心胸更开阔。

  “在野外战天斗地,未必不是幸福。”

  先与后 变和守

  凡是苦活、累活、重活、危险的活,干部先,队员后,老队员先,新队员后。

  ——国测一大队不成文的军规  

  不了解国测一大队的人,总是好奇一件事:为什么活再苦、再累、再重、再危险、再艰难,这支队伍都拿得下来,而且出色地完成?

  跟随他们在青藏高原走了100多天,记者发现了这个“秘密”——这支队伍有一种独特的、代代相传的团队气质。

  这种团队气质始于干部,又影响到每个队员,逐渐演变成国测一大队的内在气场和工作哲学。内在气场的核心也是干部,工作哲学则体现在先与后、变和守两对关系上。

  凡是苦活、累活、重活、危险的活,干部先,队员后,老队员先,新队员后,这是国测一大队不成文的军规。军规虽然从来不成文,但已经自然而然地融入进每个人的血液。必须遵守,没有例外。

  干部上了,队员们不自觉地,会跟着干部上。当队员逐渐也变成干部,就会有新的队员,也跟着他上。

  张朝晖至今还记得1986年黄河支流上的一个情景:小组在甘肃刘家峡水库作业,要越过黄河一条较大的支流,才能到测量点上。组长是40多岁的赵景昂,他二话不说,把衣服脱下来,跳进河里,要游泳过去。可水很急,他一下被冲走了十几米。爬回岸上后,他让大家把皮带接起来。他拉着皮带先游过了河,然后从附近老乡家借了两个梯子回来。他把梯子搭起来,跳进水中,举起梯子,让大家从梯子上爬过了河。

  这是真正的人梯,张朝晖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画面。

  王文胜也忘不了第一次进藏作业的情景。中队在珠峰大本营开会,分配测量任务。最难的一个测量点叫三七点,海拔超过6000米,要穿越绒布冰川,还要在点上坚守好几天,非常艰苦和危险。

  会开得很短,中队长刘志良也不善言辞。他说:“谁是党员,哦,王忠良是,那好,你和我,咱们俩上三七点。”

  “以前以为这是电影里的镜头,但是它就在我身边,很简单,很平常”,王文胜说:“一大队的人都朴实,没什么大话,但是真干活,也真出活。”

  在国测一大队,不管你什么职务,什么学历,只要有活来了,所有人都一起上,没有人例外。

  2005年珠峰复测,一大队的领导干部都冲在一线。大队长岳建利担任珠峰高程测量现场总指挥,在珠峰大本营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队员们轮流乘车去百公里以外的定日县洗澡、打电话,岳建利却一直坚守岗位,寸步未离。

  2005年5月13日,记者跟踪采访珠峰复测行动时,在从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撤往海拔5200米的大本营的途中,遇到了国测一大队副大队长陈永军。

  他告诉记者,在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登顶测量要用的觇标上的冰锥断了,情况紧急。预计两三天后队员就要冲顶了,马上要用觇标,陈永军决定自己连夜把冰锥送上去。

  在深夜里攀登到海拔6500米,相当危险。其实,陈永军可以让更年轻、体力更好的队员承担这个任务,但是他宁可自己受苦。“我是副队长,这是我的本分。”

  陈永军靠着顽强的毅力,9个多小时徒步16公里,深夜12点,把冰锥及时送到了前进营地,保障了珠峰冲顶顺利实施。

  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时代,在国测一大队的工作哲学中,变与守的平衡始终是队领导最关注的。

  一方面,国测一大队坚持变:跟踪世界最新的科技手段,更新科技装备,改革管理机制,同时大力提倡和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

  比如这几年的西部测图工程,国家测绘局要求零伤亡,每一部车的位置北京指挥部都知道,必要时可以弃车,保人是第一位的。

  另一方面,国测一大队坚持守:团队气质不能变,协作精神不能变,严谨作风不能变……

  “这就好比水准测量”,国测一大队党委书记刘键说,1975年他刚进队,当时一个水准小组一年只能测200公里;现在科技水平提高了,一年能测1000公里。

  但是有两点,一是水准测量方法没变,依然要靠步行完成,依然是仪器前后每距35米架一个标尺,一个点测完再步行70米到下一个点;二是全国12万公里长的基本水准线没变,不论科技水平如何提高,这些路都是不能省的,还得靠队员徒步,而且必须是往返。

  “既然方法没变,路没变,那很多东西也不能变。”

  大与小 国和家

  “我们测绘队员好比候鸟,绿叶发的时候出征,树叶黄的时候归来。”

  ——岳建利  

  你问国测一大队的队员,你爱测绘吗?十有八九都会用陕西方言告诉你:“有啥爱不爱的,干活就是咧!”

  这是他们的可爱之处,不会说大话,更不会唱高调。但是国家任务来了,他们却没二话,不讲条件,不讲困难,不讲代价,拿着包就出发。

  测绘队员张述周的妻子史玉萍感慨地说:“国测一大队的人怎么都跟中了魔一样,国家一有任务,老婆孩子就不管了,说走就走。”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心里其实都有一杆秤,分得清什么大,什么小,什么重,什么轻,谁也不说,谁都知道。

  一大队的人平时都很平凡,但是一有国家任务,特别是带有艰苦性、危险性的工作时,没有人会退缩。如果换做某些地方的队伍,可能会因为太难太苦,钱又不多,选择不干。但是,在一大队的字典里,没有退缩这个词,从上到下,都是好汉。

  中队长尚小琪,孩子刚出生第一年,他外业工作10个月;孩子2岁这一年,他外业工作8个月;孩子3岁这一年,他外业工作7个半月……妻子摔伤骨折,他也没回来,受伤的妻子还得自己照顾年幼的孩子。

  “我也想回去,但是不能”,尚小琪说,野外作业是一个集体工作,每个人都是集体的一分子。

  有队员出外业时曾遇到父亲去世,这样的事,如果提出来,肯定让他走。但是他没有提,因为他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人走了,小组就会停摆,任务就可能完不成了。

  “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工作第一,任何个人和家庭的任何事情,都要等到工作完成之后,再想办法补救。”这是国测一大队第二个不成文的军规。

  这个看似不近人情的军规,大家都会遵守。因为每个队员深知:测绘工作的性质决定,外业有时间要求,有费用限制,不能耽搁,要完成只能牺牲家庭,没有第二个选择。

  “我也想有第二个选择,但是没有。”这是国测一大队队员经常给家人说的一句话。

  当国和家出现矛盾的时候,唯一的选择就是:国大家小。

  “有时真觉得苦,有时也觉得愧对家人”,一名队员说,“但是卫星升空、神舟飞天、新建工厂和新修铁路都离不开我们,我们去过的地方很快会有新的建设,人们使用的地图上有着我们的心血,想到这些,我就找到了人生的价值。这工作,国家需要,人民需要,我们干这个工作,不丢人,有意思。”

  的确,测绘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但测绘者的身影又都隐在暗处。“走在龙头,位在龙尾”,就是对测绘工作的形象比喻。很多耳熟能详的工程其实都离不开国测一大队的支持:青藏公路,西气东输,磁悬浮,天津港,珠港澳大桥,杭州湾大桥……但是谈论起这些工程,却很少有人提起国测一大队。

  “还有人把测绘队员称为‘幸福使者’”,国家测绘局副局长宋超智说,因为测绘队员一来,这个地方就要搞建设了;有了建设,当地的老百姓生活会变好,还不幸福吗?但测绘的性质决定,测绘队员注定是一个给人幸福的先行者,而不是幸福的最先品尝者。

  测绘队员在野外很寂寞。

  寂寞确实很痛苦,比寂寞更痛苦的是对亲人的思念。出外业时,测绘队员的电脑背景,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家人的照片。

  几乎所有队员,都爱听这首歌,也怕听这首歌——《故乡的云》。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飘泊;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

  听这首歌,会想家,想家里的人;但听着听着,“歌词就像刀子,扎进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每个测绘队员,几乎都毫无例外,心里有同一种创伤——对家庭的感谢和歉疚。

  “我们测绘队员好比候鸟,绿叶发的时候出征,树叶黄的时候归来。”岳建利说,队员们一般春天离开家,在每年腊月中下旬才能赶回来。

  “没有怨言是不可能的,不吵架也是不可能的”,家属史玉萍说,但是每次丈夫回来,都忙着干这干那,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接送孩子……一个大男人,几乎什么家务都做,那种殷勤和关怀,又让自己感动。

  其实,国测一大队的队员都是如此,他们对家庭的责任感很强。

  作为一个测绘队员,他们的时间乃至生命都被硬生生的分割成两半。一小半给了自己的小家,一大半给了祖国这个大家。

  他们对此没有选择,有的只是热爱。两个家同样热爱。

  每年开春,他们都会经历同样一场煎熬,离开温暖的小家,投身到祖国的大家中。

  当他们在荒原旷野和荒山野岭上默默竖起测量杆的时候,也同时树起了自己的精神标杆和人生标杆。

  有的英雄在枪林弹雨中造就,有的英雄在波谲云诡中磨炼,有的英雄只是默默用双脚丈量着中华大地。 

网站编辑:秦昊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