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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报:钢铁战士大地情
发表时间:2015-07-07    来源:解放军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英雄交响曲

 

  好一首奉献者之歌

  一人、一事、一时的英雄,尚且不易。

  一个群体,历经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和琐碎生活的消耗打磨,仍能始终保持英雄本色,屹立在时代的精神高地上,更令人感佩。

  国测一大队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自建队始,他们薪火相传,英雄辈出。高山大川记录着他们的功绩,沙漠雪地写下了他们的奉献。50多年来,一大队大部分时间工作在异常艰苦的大西北无人区,承担过各种艰巨、复杂的国家重要测绘任务,经受住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畏惧退却过,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精神和过硬的思想作风,胜利地完成了各项测绘任务。他们满怀着艰辛和自豪,这里边既有欢乐,也有痛苦;既有汗水,也有收获。在年复一年的分离团聚中生存、奋斗、发展;在妻儿的期盼和等待中磨逝着自己珍贵的青春年华。是什么样的力量一直在支撑着他们坚定地行走在苍茫大地上?

  支撑他们这种力量的,有事业心、有责任感,也不排除个人的奋斗与追求,但向深处追寻,最终铸成他们精神世界的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爱国奉献情操。他们走遍山山水水,踏遍四面八方,风餐露宿,栉风沐雨,测量祖国的大好河山,描绘祖国的锦绣宏图,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而辛勤奔波,奏响了一曲感人的奉献者之歌。

  我们的共和国即将走过一个甲子,在燃放礼花、尽情欢庆的时刻,我们不应忘记,那些像一大队这样隐在繁华、热闹背后的奉献者们。他们或许不起眼,甚至不为人所知,但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伟大历史的书写才有了可能。

  当岁月从时代的指缝划过,那些虚华的、名噪一时的人与事,都烟消云散了。

  那些默默的、勤奋的劳动者,却沉淀下来,成为开创伟大时代的奠基石。

  ——题 记

  他们的故事,是一首艰辛、苦涩而又雄壮的奉献之歌。

  他们的故事,是一首凄美、悲壮而又动人的生命礼赞。

  他们的故事,是一首澎湃、激越而又凝重的英雄交响曲。

  序曲——历史的诉说

  【基调:低缓,而又浑厚】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百业待兴。

  带着一纸集体转业的命令,一群风华正茂的军人汇聚到祖国大西北,怀揣共同的理想和如火般炽热的激情,在古都西安组建了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

  在50余载的沧桑岁月中,这支身上始终流淌着军人血液的英雄测绘队伍走遍神州,在杳无人烟的高原、戈壁、沼泽,都留下了艰辛跋涉的身影,用生命在广袤的大地上书写着一行行英雄史诗,被国务院授予“功绩卓著、无私奉献的英雄测绘大队”荣誉称号。翻开大队工作日志,可以看到,他们足迹所到之处,最高的地方海拔高于7000米,最低的低于海平面154米;最热地方温度达摄氏零上50多度,最冷的地方达摄氏零下40多度;最远的地方是2万公里之外的南极。粗略估算,他们徒步行程达500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1200多圈。

  在默默无闻的付出中,在与险恶的自然环境和难以言说的孤寂的抗争中,在与妻儿家人年复一年的分离与团聚中,这支队伍绘就了引以为傲的辉煌与荣耀:

  他们累计完成国家各等级三角测量1万余点,建造测量觇标10万多座,提供各种测量数据5000多万组,得出近半个中国的大地测量控制成果,他们的技术和产品已广泛地应用于国土资源、城市规划、水利、交通和国防建设等领域。

  他们,顶天立地,不愧是共和国建设和发展的“开路先锋”。

  第一乐章——如诗的足迹

  【基调:热烈、大气,史诗般磅礴】

  人们更多地关注那些台前的东西,却很少去探求它们背后的奥秘。

  比如,人们知道的或看到的,往往只是升天的导弹、卫星、火箭,建好的隧道、公路,城乡的繁荣以及信息时代的新貌。

  却很少有人知道——

  导弹、卫星、火箭上天前,需要作重力测量;

  开山筑路之前,需要作水准测量;

  地质找矿、重大水利工程建设、防灾减灾需要测绘保障;

  城市的科学规划、农村建设以及信息化工程也需要测绘冲锋在前……

  这些成就的背后,都离不开测绘的基础性支撑。

  从事大地测量的国测一大队,就是测绘队伍中的一支“尖兵”。

  他们,曾六上珠峰,精确地测量了珠峰的高度。

  珠穆朗玛雪峰,世界第一高峰。但该峰的精确高度到底是多少,一直众说纷纭。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使用的珠峰海拔高度竟然是由外国人测定的。

  1975年5月27日,中国登山队从北坡登上珠峰。而承担此次测量任务的就是一大队。这次他们测出了珠峰的准确高程为8848.13米。这一数据公布后,得到了联合国和世界各国的公认。珠峰的海拔,自此由我们中国自己来确定。

  2005年5月22日,一大队队员沿着30年前先辈的足迹再次登上珠峰,运用现代测量手段,重新测得珠峰岩面高度海拔8844.43米。

  在完成珠峰测量任务返回途中,一大队队员碰到来自上海的一位老人,他问大家:是你们测量了珠峰高度吗?确认以后,他向所有队员行了一个军礼,激动地高喊:你们是英雄!你们为中国人争了光!

  他们,曾两下南极,填补了中国对南极测绘的空白。

  1984年11月,我国政府派出南极考察队,首次在南极大陆开展科考、建站活动。当时的一大队工程师刘永诺参加了此次科考,这是中国第一次把测绘点布设到2万公里之外的南极,制作出了中国第一张南极地形图。

  20年后的11月,一大队优秀的中生代员工何志堂、张世伟,乘“雪龙”号极地考察船,前往南极长城站和中山站,完成了绝对重力测量和相对重力测量。

  他们,踏遍高原,参与了国家一等水准测量。

  按照一大队高级工程师宋眩的描述,一等水准测量就是以山东青岛的国家水准为基点,向西、北、南按一定的布局,沿着设计线路,测绘出一条水准线。这一条水准线长12万公里。12万公里的水准线在测绘时,仪器的前后每隔35米设一个标尺。一个点测完再步行70米进行下一个回合的测绘。也就是说,12万公里长的水准线测绘基本上是靠步行来完成的。

  一大队承担任务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荒凉的青藏高原。常人在这里坐车还有高原反应,而一大队队员在进行水准测量时,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区徒步千里,还要肩扛沉重的仪器,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他们,数次进入西部无人区,参与了西部测图工程。

  南疆沙漠、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地区这片约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有世界最高峰、举世闻名的大峡谷、可可西里无人区,还有许多被视为生命禁区的西部高寒地区。一度,由于测绘投资能力以及技术等原因,这些地区一直没有1∶50000比例尺的地形图。这不仅严重制约了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也影响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并给国家安全带来隐患。从2006年开始,国家启动了西部测图工程,计划用5年时间完成西部5032幅空白区地形图的测绘任务。敢打硬仗的一大队又承担了急难险重的任务:青藏高原部分地区1∶50000比例尺的地形图测量以及地表覆盖调绘。

  他们,还参与了国家重力基本网、国家天文大地网、国家GPS网、中国地壳运动监测网和中蒙、中巴、中尼边界勘测等重大测绘工程。

  他们用渗透着鲜血和汗水的足迹,在苍茫大地上写下了璀璨的诗行。

  第二乐章——年华的苦乐

  【基调:深沉、宁静,如旷寂的星空】

  这群在大地上艰难跋涉的人,他们把苦难嚼在舌根下,把欢笑绽放在脸上。

  2009年盛夏的一天,记者在西安见到了年逾古稀的尚尔广老人,他是一大队第一代队员,那群奉命集体转业的测绘兵中的一员。

  老人是传奇,更是见证。忆起往事,老人仍然思维敏捷,谈兴甚浓。

  老人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测绘装备十分简陋,队员在野外作业所需物资的运输主要靠骆驼、牦牛、架子车,在荒凉的戈壁、浩瀚的沙漠、险峻的高山、苍茫的荒原,队员们身背沉重的测量仪器,真可谓历尽艰辛。

  在老人的印象中,那个年代虽然苦,可人们的身上都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和英雄主义气概,真的是迎着困难上。“哪里困难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让老人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在湖北某山区搞测量,他在爬山时不小心被困在山腰上,上也上不得,下也下不来,远看就像悬在空中。当地老百姓看见了,还误以为是“神仙”下凡。“哪有什么神仙啊,其实就是我嘛!”忆起往事,老人呵呵一笑。

  往事有乐,更有痛。让老人伤心的是,不少战友倒在了测绘的路途中。

  宋泽盛,尚尔广在总参测绘学校的同学、好友,两人一起转业来到一大队。50年前的8月1日那天,在新疆阿勒泰尖山测绘区,为了救助随时会滑下山的队友,他坠入几十米深的悬崖壮烈牺牲。

  钟亮其,转业军人,在1963年测绘途中被土匪残酷杀害,他是烈士的后代,家中的独苗,牺牲时还不到30岁。

  ……

  在一大队的历史上,先后有36名职工和10名雇工为测绘事业而献身。这些牺牲者中间,无论是壮烈的死,还是无声无息的死,没有一个被追认为烈士,甚至很多人死后连一块墓碑都没有。但,他们的生命在历史的天空中呈现出一种姿势:那架设在测绘路途中的一座座觇标,就是他们的生命耸立在大地上的一座座丰碑。

  时光荏苒。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测绘手段日新月异,后勤保障“水涨船高”,有了GPS测量仪,有了三菱越野车,工作环境不像过去那么艰苦、险恶了,可大地测量要求必须在野外工作的现实没有变。

  对野外大地测量的辛苦,记者很快有了切身的领略。

  7月的内陆平原,正是夏花绚烂至极的日子。而在平均海拔4500多米的藏北高原,则是另一番风光:山顶上千年不化的积雪,说来就来、打在脸上生疼的冰雹,提醒着人们这里是“生命的禁区”。 当记者驱车7、8个小时从拉萨来到黑昌公路那曲段时,正赶上一大队作业小组在这里实施水准测量任务。他们是今年4月份进藏的,已在藏北待了3个多月了。记者正欲采访,原本湛蓝的天空突然乌云翻滚,似乎在酝酿着一场暴雨。

  “这儿的天气就像孙猴子的脸,说变就变。”副中队长柏华岗话音刚落,倾盆大雨就从天而降。队员们连忙把伞打开,用衣服把测绘仪器盖住,小心地把它们转移到车上去,而队员自己浑身都淋湿了。在一大队有这样一个传统:仪器高于一切,要像爱护生命一样去爱护仪器。测绘仪器精密度非常高,任何外在的细微影响都有可能会破坏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在一大队组建之初,由于仪器贵重,从国外进口一台很不容易,为了保护仪器,有的队员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雨一时半会没有停歇,还夹杂着冰雹。柏华岗驾车带着记者离开测绘点,来到了他们的临时宿营地——位于黑昌公路一个叫巴角道班的地方。所谓宿营地,就是在一块空地上扎了两顶帐篷,一顶是宿舍,一顶作厨房和储物室。

  帐篷在高原上如同大海中的一叶小舟,在风中摇摆,在雨中舞蹈,在雹中颤抖。帐篷内,摆放着几张床,被褥有些潮湿。柏华岗告诉记者,昨天也是突然下了场暴雨,队员们都在外施工,帐篷没有扎实,结果雨水都进来了,淋在被褥上。“队员们晚上就是裹着潮湿的被褥,在接近零度的气温下入睡的。”柏华岗说,其实这还不算什么,复测珠峰那段日子才是真正的苦,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不是我们想吃苦,想过苦行僧一样的生活,而是特殊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具有不怕牺牲、敢打硬仗的顽强斗志。”

  苦中也有乐。有一次,他和一位藏族向导一起上山找点,原计划当天就返回,结果迷路了,一直到天黑都找不到路,于是只能在海拔5800多米的山上就地宿营。他们铺上随身携带的气垫,直接钻进了睡袋。那晚,天空繁星点点,月亮如圆盘般悬在空中。“看上去要比内地大很多,真的很漂亮,我怎么也睡不着了。”柏华岗说,这么好的风景,相信其他人是没有机会看到的。

  一大队的人乐观地说,经常在野外奔波,辛苦归辛苦,可也得到了很多大自然的馈赠,体验到了率性的快乐。

  张朝辉,一位颇有幽默细胞的一线作业组长。他告诉记者,有一年他在新疆南湖戈壁搞测量。时值夏季,酷热无比,地面温度达摄氏50多度,带去的蜡烛都化得软成一团。在那样的环境下,笑声依然不断,他们每天从野外测完回到帐篷里,都把衣服脱得光光的,几个大老爷们儿互相开玩笑说,这是最美的生命雕塑。

  在苦难的环境中,他们体验到了生命最深刻的喜与乐,他们是荒原野岭的“主宰”,尽兴释放着生命的能量。

  这就是测绘人特有的浪漫情怀吧。

  第三乐章——家园的欢愁

  【基调:柔情似水的小提琴协奏,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

  家园,于人的意义,不仅是身体的一个栖息地,更是孤寂心灵的慰藉。一大队的人对家园的记忆,夹杂着离愁和欢乐两种色彩。

  在计划经济年代,一大队的人自嘲地把自己比喻为“候鸟”,每年春天绿叶初绽的时候出征,等秋天树叶黄的时候归来。

  后来,发展市场经济,任务更多了,这种春去秋来的规律也被打破了,队员往往每年腊月中下旬才赶回家来,以致大伙儿娶妻生子差不多都“扎堆”在这个时间。

  对家人,一大队的人总是怀着深深的愧疚之心。

  王新光,一大队党委办公室主任兼工会副主席。在记者面前,这位已40出头的中年汉子侃侃而谈,谈他到香港和阿尔及利亚执行测量任务的精彩传奇。

  末了,记者问他: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没有了刚才的神采飞扬,默然,黯然,犹豫了一会儿,他一脸凝重地说:“未能送老父亲最后一程。”语毕,他的眼眶湿润起来。

  那是2005年4月13日,王新光的父亲,一名老测绘人因病去世。当时,王新光正在执行珠峰测量任务,深明大义的母亲向他隐瞒了这一消息。

  直到4月21日,在珠峰大本营,王新光才从其他队员的言谈举止中感觉到自己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便跑去问带队的大队长岳建利。在证实了自己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他跑进帐篷大哭一场。岳建利让王新光下珠峰回西安,通知大队部再换一个人上来,王新光没有答应,因为他知道时间紧迫,再换新人有可能会拖累整个测量计划。他留了下来,他想让父亲在九泉之下分享他胜利的喜悦。在珠峰测量交会的时候,他紧守着其中一个重要的测绘点,胜利完成了测量任务。

  回到西安后,王新光的大哥将他父亲治丧期间的所有音像资料抱到他跟前,对他说,想父亲的时候可以看看。王新光拒绝了大哥的好意,他没有勇气再去看父亲最后一眼。“我是工会副主席,以前大队谁家有什么事我都帮着张罗。没想到老父亲走了自己一点力都没出上。”回忆这段往事,对王新光来说也是折磨。

  在一大队采访,类似的辛酸故事几乎俯拾皆是。

  远在西藏的崔新忠,得知爱人摔伤住院、孩子早产夭折的消息,悲痛欲绝,可他把悲痛深埋心底,继续留在野外完成了余下的测绘任务。

  司机黄长安的妻子在预产期快来时,独自一人拖着笨重的身子向医院走去,结果他们的儿子出生在公共汽车上。

  工程师李俊杰结婚十几年,因为野外出测,没在西安过过夏天,没看过妻子穿裙子是什么样子。一年冬天,在家里他非要妻子穿上连衣裙给他看看。

  一大队的人告诉记者,他们许多人的孩子是绑在床上长大的。当野外测绘队员结束工作,风尘仆仆满怀喜悦走进家门时,年幼的子女望着爸爸陌生的面孔,怯生生地叫他们“叔叔、舅舅”的事常有发生。

  都食人间烟火,谁不儿女情长。不是测绘队员心肠硬,也不是他们缺少感情,这些在野外曾因见到一只鸟而激动得流下眼泪,看到一根电线杆而高兴得跳起来的测量队员,为了祖国的测绘事业,别无选择。

  按照一般理解,长期的聚少离多,难免会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说这话的是雷莉,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的一名讲师,一大队三中队中队长尚小琦的妻子。

  2009年7月7日晚,在尚小琦刚分到的宽敞明亮的新居里,记者见到了这对年轻的夫妻。尚小琦寡言,爱笑。相反,身上洋溢着知性气质的雷莉却很活跃,讲述了他们从相识、相知、相恋,到幸福地走进婚姻殿堂的浪漫过程。

  “说实话,我们这些家属真的不容易。是2006年冬吧,他在阿尔及利亚执行测绘任务,有一次,我在下课回家的路上摔了一跤,跌骨折了。伤未好,不到3岁的孩子又得了肺炎,一度高烧39度。这些情况我当时都没有告诉他。”雷莉说,她养伤期间,有几次和丈夫视频聊天,本想向丈夫诉下苦,埋怨几句,可看到丈夫在异乡憔悴、疲惫的面孔,顿时心就软了,反过来一个劲儿地安慰他。

  一旁的尚小琦,一直注意聆听着妻子的讲述,不时向她报以歉意的微笑。虽然他常年在外,一家人很难凑齐,但贤淑的妻子给了他完整的爱和暖心的温存。

  原一大队工程师、73岁的郁期青老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和老伴马上就要迎来“金婚”纪念日了。老两口已商量好准备出去旅游,再度一次“蜜月”。“一定要好好地弥补一下过去对她的亏欠。”说这话时,这位三上珠峰测量的老英雄一脸的柔情,满眼都是憧憬的光芒。

  很奇怪的是,有些家属虽然有时也会抱怨几句,开玩笑地说当初是“被骗”了。但当你严肃地问她们后悔不后悔时,她们又都很坚定地说“不”。在她们眼里,自家男人可能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可却真是一个顶天立地、胸怀宽广、踏踏实实的男子汉。“下辈子,还要找这样的老公!”

  第四乐章——薪火的延续

  【基调:明快、催人奋进,昂扬的主旋律再度响起】

  在采访中,记者有过这么一种感觉:一大队的英雄事迹,在这个浮躁、功利的当代社会,听上去怎么都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遥远。

  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新一代,能接受自甘奉献、以苦为乐的一大队吗?这是记者一直在思索的,因为它关乎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薪火如何相传?

  从刘亮身上,记者似乎找到了一点答案。

  1982年出生的刘亮,是一大队测绘技术员中的新生代。

  见到刘亮,是在海拔5300米的唐古拉山上。当时,他刚完成藏北高原东巧东GPS测量任务,又马不停蹄来到唐古拉山测量点。采访那天,天气还不错,没有突降冰雹、暴雨,只是高原的阳光着实强烈,晒得脸上火辣辣的。一身工作服的刘亮,个头不高,眼睛不大,却透着精明。

  刘亮曾设想过很多职业,唯独没有测绘。“父亲在一大队搞了一辈子测绘,我对测绘这个行业打小就很了解。”刘亮说,他不想像父亲那样辛苦奔波。

  所以,高中毕业后,刘亮选择了一个时尚的职业:在西安一家酒吧里做调酒师。年轻的他很享受那种灯红酒绿的生活。父亲却觉得这是“不务正业”,他想让儿子接过他的衣钵,到一大队去搞测量。儿子当然是坚决不同意。于是父子冷战。他在酒吧干了三年,父子关系紧张了三年,连话都很少说。

  突然有一天,刘亮发现父亲老了,脸上皱纹多了,步伐也慢了,老态龙钟了。那一刻,他觉得再和老人家对着干,于心不忍。他向父亲妥协了,自费到郑州测绘学校读了两年书,2007年毕业后来到了一大队。

  第一次野外出测,就是到新疆搞地籍测量,跑遍了库尔勒、阿克苏、喀什等地方。他几乎在新疆待了整整一年,非常孤寂,想家的念头不可遏制。

  最终他还是挺下来了。“没有命令,不能回去。如果擅自回去,那就是逃兵。而一大队历史上是没有逃兵的。我不能开这个耻辱的先例。”刘亮说,在新疆野外测量的这段经历,让他开始真正了解一大队,特别是其英雄历史和文化精神。

  以前,从父亲的身上,对一大队他的理解就是苦。现在,尽管条件还是比较艰苦,可他体会到了一种别样的情感:测绘人的荣誉感,以及测绘人的兄弟情。

  “没有攻不下的山头。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些老队员总是这么说,并带头冲锋,我从未见他们气馁过。可能就是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一点点地熏陶着我,让我也变得坚强起来。”刘亮说,队友们之间那种可以生死相托的兄弟情,更是让他感动,大家每次野外出测,一起齐心协力把工作做好,有时候空闲下来就在帐篷里大口喝酒,海阔天空地侃大山,打发了寂寞,也加深了感情。

  “如果说一开始我是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来到一大队的话,那么现在,我是为了荣誉感和事业心。”刘亮诚挚地说,这里有一种潜移默化的“精神氛围”。

  在一大队,像刘亮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大部分也都经历了从茫然到适应的这么一个过程。相比较前辈们身上那种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他们对大地测量这份职业的理解更为现实。

  “我正在沿着我们测绘前辈们光荣的足迹前进。我不想把他们的路说成什么‘平凡中的伟大’,把他们的品格说成什么‘至高无上’,把他们的行为说成什么‘可歌可泣’。至少,他们为了工作要战胜别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忍受别人无法忍受的孤独和寂寞,冒着生命的危险在风霜雨雪、高山峡谷中摸爬滚打。我要告诉前辈们的是,我已经在路上了。”这是一位年轻的测绘队员第一次野外出测后,在日记中袒露的心声。

  事业后继有人,让人欣慰。

  发展战略的转型,则让人遐想联翩。

  一大队现任大队长岳建利,是大队历史上的第一位博士。此前的大队长大多是从野外一线提拔上来的,岳建利是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的高材生。

  2002年底,走马上任大队长的岳建利鲜明地叫响了“技术必须领先”的口号。在全队大会上,他忧心忡忡地说:没有技术,何以立足!

  “艰苦奋斗是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可是我们也不能只靠吃苦精神,测绘毕竟是个科技含量较高的行业,还是要立足技术的不断创新。”岳建利说。

  这些年,一大队走上了科技兴队的发展之路。他们从国外引进GPS测量技术,取代了常规的三角测量、测距和天文测量三个工序,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过去100个人两年的工作,现在20个人几个月就能完成。

  大队每年选派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参加各种形式的再教育。现在,全队各工种的具体负责人几乎清一色是35岁左右、学历较高的年轻人。

  ……

  一大队的人,一直在大地上不停地奔波。

  今后的路,谁也无法预知。

  但我们知道,一大队的辉煌历史会昭示他们的光荣未来。

网站编辑:秦昊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