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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安:他还在采集种子的长路上
发表时间:2018-06-26    来源:人民日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那朵盛开的藏波罗花——钟扬小传》:梁永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写作这书是一场修炼,被感染,被改变,被推动。

  2017年7月15日,我到杭州西溪湿地现场倾听“一席”的演讲。9位讲者中,钟扬是第二个出场,他的题目是《种子方舟》,讲述他在西藏16年找植物种子的故事。尽管同为复旦大学的教师,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如此全面地介绍自己的西藏经历。当时的感受是太艰难、太漫长,也太惊险,一般人做不到。两个多月后的9月25日,突然听到他在内蒙古意外去世,怔怔地独坐了半天,整个世界都特别寂静。

  不久,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约见,希望我来写一本关于钟扬的书。他们三位的神色都充满痛惜与期待,看得出是他们从内心里想出的一本书。受他们的感召,也没有多考虑,就接受了这个提议。随后开始进行采访。在西藏大学采访钟扬的博士生德吉时,她回忆跟着钟老师采集种子,到了6000米左右的雪线附近,高原反应越来越强烈,钟老师嘴唇都紫了,但还是率领团队向上攀登。看着钟老师的身影,大家都忘记了自己的难受,辛苦里面也充满快乐。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翻看钟扬在这里工作时出版的三本书,钦佩油然而生:钟扬撰写这三本科学论著的年龄分别是26岁、28岁、30岁,才华横溢。他到复旦以后,完全可以守在最先进的实验室里,攻克一个又一个尖端科研难题,然而他选择了西藏,到植物学家从未去过的雪山和峡谷采集种子,这是为什么呢?

  一路采访,答案渐渐清晰,看到钟扬的足迹,每一步都踏在空白上:生物分类学中的数量分类与程序、青藏高原的种子、西藏大学的生态学学术团队培育、面向市民们的科普、研究生培养的改革、有教无类的大学教育创新、上海的红树林……他所探求的,都来自时代的紧迫需求,却很少有人倾尽全力。他身上具有探险家、创业者、播种人的综合气质,总是自觉地站在社会发展火车头的位置上。他的复旦同事深深感叹:“他是这个时代稀缺的那种人!”一语千钧,道出了钟扬这位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内质。

  传记写作的方法有很多,这本书曾经想写成“评传”,夹叙夹议,从不同的人生角度、不同的历史背景评说钟扬的价值。也曾想写成一本生活气息浓厚的成长史,将钟扬的一道道年轮具象化。经过一系列采访和资料阅读之后,感觉钟扬教授的追求中,最重要的关键词是“选择”二字,应当从这个时代命题中追溯他的生命历程,写他那些人生十字路口的判断和行动。他是“文革”后的第三届大学生,个人生涯紧紧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滚滚大潮。如何追随历史的发展,做出无负于时代的抉择?这是他不断深思、勇敢实践的问题。“时代造就了他,他又推动了时代”——整本书的思路,都落定在这一点。

  个人面对时代的选择,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的思索,更是面对历史的无尽深情。“家国情怀”——采访中不止一次听到人们这样谈论钟扬。在武汉植物园,他昔日的同事李伟感叹:“我们同样是坚持不懈的科研工作者,但钟扬做得更大、更开阔,根本的原因,是他有面向时代的大情怀。为了这份情怀,他愿意付出一切。”这情怀给钟扬带来一个“弱点”:不擅于拒绝别人,对于四面八方的热情邀请总是一概应允。这正是他的人间热度,他愿意天真而虔诚地投入到自己选定的事中,爆发出非同寻常的行动性。

  更令人赞叹的是,钟扬的家国情怀,并不只是一种炽热的感情,在情怀之下,是高度契合时代需要的科学素养,是一流专业水准的科学家境界。曾有文章统计了钟扬的科研成果:不但有300多篇学术论著,而且质量非常高。钟扬不但自己在科研道路上奋力登攀,他还将培育西藏大学的生物学、生态学科研队伍当作义不容辞的使命。在西藏采集种子,很多人觉得这很有诗意。但在采集种子背后是对西藏学术梯队的培养和生物学、生态学学科发展的促进。钟扬到西藏大学之后,紧紧抓住“科研”这个核心问题,积极推动教师申请国家科学基金,拓展生物学、生态学的科研方向,取得重要成果。

  钟扬说:“我曾经有过许多梦想,那些梦想都在遥远的地方,我独自远航,为了那些梦想。”他并没有远去,写完这本书,静静看着窗外,绿树已经长满枝头,隐约看到,钟扬还在我们中间,还在课堂上眉飞色舞地讲故事,还在采集种子的青藏高原上……

网站编辑:穆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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