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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雅文:走近阳光背面的孩子
发表时间:2017-07-12    来源:文艺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刘秀娟

 

  最早得知作家张雅文要写一部关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报告文学,是第九次全国作代会期间。听到她的采访计划,大吃一惊。年逾七旬,曾做过心脏大手术,仍旧热情饱满地投入到“行走的文学”中。她的激情,她的坚毅,她的担当,感动了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在那之后,我一直惦记着这部“大书”,这样的题材是我们的文学少有碰触的,却又是当前我们社会的一大痛点。这些阳光背面的孩子,他们如何走向深渊?他们能否获得新生?和刚刚结束采访的张雅文交谈,能感觉到她难以平复的心绪,几个月来观察、采访、思考,让她感觉到一种特别迫切的力量在推着自己前行。

  刘秀娟:之前听您讲过这个题材的创作计划,感觉是一部需要花大力气的作品。是什么契机让您开始观察和思考青少年犯罪问题?您自己对这部作品有什么样的期待?

  张雅文:我关注青少年犯罪问题由来已久。当年,我的孩子还小,我家住在北方一座小城的城乡结合部,治安很差,是当时有名的“贼城”。我邻居家的好多孩子都因犯罪被判刑了。有的就在我先生工作的法院判的,我家左边邻居的孩子被判了4年,右边邻居的孩子因盗窃被人杀了,再右边一家邻居的孩子在法庭审判时跳窗逃跑。我每天提心吊胆地看着自己的孩子,不许他们出去玩耍,很怕他们学坏。我就是从那时开始关注青少年犯罪问题的,他们犯罪与环境与父母的管教有着直接关系,犯罪与否仅一线之隔。小孩子懵懂无知,大人稍一放松,他们可能就糊里糊涂地犯罪了。

  青少年犯罪问题很严峻,我希望自己能创作出一部引起全社会高度重视的作品。我采访的是大墙内的青少年犯,思考的则是大墙外更多的年轻人。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国家的希望,少年强则国家强。我不是出于猎奇的目的,而是本着一位母亲、一位作家的良知,来对待这次采访和创作。当然这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

  刘秀娟:您从什么时间开始采访?跑了多少未成年犯管教所,采访了多少人?

  张雅文:我是从2016年12月8日开始采访的,前不久刚刚结束。前5个省市是先生陪我去的,后来家里有事,就我一个人跑了,去过上海、浙江、广东、广西、云南、陕西、内蒙、河北、山东、黑龙江、北京11个省市的未成年犯管教所,以及山东和黑龙江的两所女子监狱。这半年来采访了未成年犯、监狱干警及未成年犯亲属等大约200人。

  刘秀娟: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您的感受肯定是非常复杂的。能简单给我们描述一下您所经历的一些细节吗?比如,这些孩子会不会抵触作家的采访?

  张雅文:这是我创作30多年来,最刻骨铭心的一次采访。一连数月,我走进监狱,倾听一个个少年犯的故事,真是痛心。每天与那些满脸稚气却背负着抢劫、杀人、强奸、运输毒品、组织卖淫等各种罪行的少男少女面对面地交谈,倾听他们讲述犯罪经历,探寻他们心灵深处的脉动,确实是难以形容的触目惊心。

  说起来,让这些未成年的孩子揭开自己最痛苦的伤疤,触痛他们最隐秘的心灵深处,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每当看到那些少年带着惶惑、迷茫、甚至抵触的眼神走进来,我就像他们祖母一样伸出手去,握着他或出汗或冰冷的小手,亲切地唤他:“孩子,别害怕,坐下来,跟奶奶讲讲你的故事。”有的孩子渐渐放松下来,有的孩子却紧张得浑身发抖。有的孩子向我敞开了心扉,有的却低着头迟迟不肯开口。有的少年讲到痛心处,忍不住大哭。看到他们哭,我也跟着哭。他们跟我孙女的年龄相仿,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眼中的泪水。

  这些少年虽然犯了罪,有的甚至是命案在身,可是他们的错误人生,让我这个老母亲、老作家不能不深思,不能不发出叩问:这些天真少年,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到底是谁之过?

  刘秀娟:从您简单的介绍中,我能感觉到您的采访涉及到各种类型的未成年犯。虽然个体的不幸各不相同,但是这个过程中,您一定也在思考一些共性的问题,肯定也努力去挖掘、分析、概括犯罪的原因和根源吧?

  张雅文:这是一个很深刻、很复杂的问题,不是几句话所能说清楚的,更不是我这个作家所能阐释明了的。我只能谈谈采访中遇到的各种令人惊怵的案件,以及我个人的看法。

  我觉得,首先是社会大环境,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遭到破坏,存在着“一切向钱看”的扭曲价值观,这是我们整个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许多人丧失了起码的做人底线,人性中的贪婪与恶念,像魔鬼似的疯狂肆虐。采访中我发现,很多孩子犯罪的教唆犯不是别人,而是他们的父母。我采过的一个犯罪少年,父亲因贩毒被枪毙,母亲被判死缓,他完全重复着父母的犯罪人生,因贩毒被抓不久,女友生下一个男婴,而他才17岁。他与父亲惟一不同是他犯罪时尚未成年,因此没有被判处死刑,但是要在监狱里度过漫长的铁窗生涯。我还采过一个女孩,父母组织妇女卖淫,逼迫未成年的她寻找卖淫的少女。结果,女孩因强迫卖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其父母分别被判处十年半有期徒刑,一家三口全部被关在监狱里,母女俩的监狱只有一墙之隔,少女却拒绝见母亲,将母亲的来信全部撕掉,一封不留。这样的案例并非个案。我采访到好几对父子或母女分别被关在不同的监狱里。除了家长教唆之外,村、屯、乡镇组成犯罪团伙也是一大特点,如制毒村、贩毒村、制假村、抢劫村、利用幼童盗窃村……法律上,未成年犯盗窃不会被判刑,有些人就利用孩子去犯罪。一个刚满15岁的制冰毒少年犯,出生在制毒村,他们村里几乎家家都参与制冰毒,他是被亲属拉入伙的。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健全的家庭关系:母离异、单亲家庭、留守儿童、隔代抚养、母爱缺失、溺爱或暴力等诸多原因,都是导致未成年孩子犯罪的重要原因。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说:问题孩子的家庭,大致有三种情况:一、生而不养;二、养而不教;三、教而不当。

  我采访过一个少年,因强奸后掐死邻家一女童而被判刑。我问他掐死女童时害不害怕?他说不害怕,他还在女孩床上躺了半天呢。我问他后不后悔?他说不后悔。我觉得这个少年对他人的生命毫无怜惜之意,是一个冷酷无情、毫无人性的家伙。然而,当我问到他的父母时,他却突然号啕大哭,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我起身将他搂在怀里,让他趴在我的胸前,他大哭了好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说出这样一番话:“俺、俺妈太苦了!俺、俺爸天天打俺、打俺妈,往死里打!俺爸就知道喝酒、赌博……俺被抓进来不久,俺爸也被判刑了,电信诈骗……俺死了都无所谓……俺最心疼俺妈……呜呜……”没想到这样一个冷酷无情的少年,对自己的母亲仍有柔软的心,可见本性也许并非恶魔,是家庭点燃了他性格中残暴的一面,他如此无视他人的生命,正是源于其父亲同样无视他和母亲的人权和生命。

  刘秀娟:我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叫《少年犯》,表现了改革开放之初青少年犯罪的社会问题,曾轰动全国。相比过去,您认为现在的青少年犯罪有什么不同的特征?

  张雅文:一是暴力犯罪增多;二是网络环境成了一个很大的诱因。这二者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的。我曾采访过一个少年犯,他从小遭受父亲家暴,最终走上施暴的道路,最后致他人死亡。这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少年,他对我说出这样一番人生感悟:“我从小遭受父亲的暴打,懵懵懂懂地觉得,父亲打我就因为他强大。稍大一点,上网又看到网上游戏全是打打杀杀的暴力,发现只有强大的暴力才能打败对手,才能成为强者;在学校,只有身强力大能打架的人才能称霸;社会上混成老大的人,全是心狠手辣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人物。于是,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上只有暴力才能解决问题。直到进了看守所,我才第一次发现用暴力解决问题不行了,才第一次发现能用法律来解决不公的问题。”他没有讲出多么高深的理论,却道出了一个少年深受暴力伤害与影响的切身体会。

  好多辍学的少年都是从网吧走向犯罪的,上网要用钱,吃饭要用钱,喝水要用钱,上网购置“高档装备”要用钱。总之,少年没钱了,几个网吧结识的哥们儿一商量:“抢!”犯罪就从这里开始了。人所共知,网瘾已成为中国少年的一大公害。一个醒悟的暴力犯罪少年,对我说出这样一句话:“网络暴力害了我们这一代人。”

  刘秀娟:社会环境也好,网络环境也好,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彻底改变。对孩子来说,健全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最不能缺失的,它能给孩子提供一层“保护膜”,让他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有判断、自省和自救的力量。您接触了这么多孩子,对这个问题肯定也有自己的思考,作为个体,我们应该如何尽可能地防范未成年犯罪?

  张雅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采访中,几乎所有的犯罪少年都会说出这样的话:“没想到会犯法……”“想到犯法,但没想到会判这么重……”几乎个个都是法盲。所以,家长和学校不能光盯着分数,首先要教育孩子,要懂得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将来他们才能成为一名守法的公民。

  我不是教育方面的专家,只能根据采访中遇到的普遍情况,向年轻的父母提两点建议:

  第一,切记不要过分宠爱、娇惯孩子。采访中我发现,相当多的犯罪少年都是从溺爱开始的,无论是父母还是老一辈,都毫无节制地满足孩子的一切欲望。毫无判断能力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就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世界就应该这样,以自己为中心,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当他不能得到满足时,其结果可想而知。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

  第二、初中是孩子的青春叛逆期,是人生“转型”的关键时刻,好多未成年犯都是在这阶段学坏的,辍学、上网、结识社会混混,混入各种少儿不宜的场所……希望父母要陪伴孩子度过这段青春期。

  另外,尤其要预防成年罪犯有预谋地利用孩子的单纯善良实施犯罪。比如:上火车时,让未满14周岁的孩子捎带毒品;让孩子寻找卖淫对象;甚至让其充当打手,等等。总之,青少年教育问题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应引起全社会高度的、全方位的关注,避免悲剧发生。

网站编辑:穆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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