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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兴无盛世——反思北魏“孝文中兴”
发表时间:2019-01-29    来源:学习时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作者:冯敏飞

  

  鲜卑族是今黑龙江、嫩江流域的游牧民族,逐步西迁,386年在盛乐(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建国立朝,史称“北魏”。 

  “王道衰而有能复兴”

  北魏第三任皇帝拓跋焘,即著名的太武帝,立志“启国承家,修废官,举俊逸,蠲除科繁,更定科制,务从轻约,除故革新,以正一统”,先后灭胡夏、北燕、北凉等,统一北方。然而,拓跋焘晚年脾气暴躁,诛戮过多,不仅给他本人带来灭顶之灾,也给北魏带来严重内乱。465年拓跋弘继位,即献文帝,时年9岁,由冯太后摄政。471年拓跋弘禅让太子拓跋宏,即孝文帝。拓跋宏时年才4岁,冯太后继续摄政。其两任间,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使北魏如王观国所谓“王道衰而有能复兴”,统称“孝文中兴”。

  中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改革成功的典范。北魏刚从部落酋长联盟发展为国家,各方面较落后。到这时期官吏还没工资,得依赖贪污、掠夺和皇帝随意奖赏养家糊口。随着建政稳定,战事减少,掠夺的机会也少,问题越来越突出。于是仿汉制行俸禄,在原来户调之外每户增调3匹、谷2.9斛,内外百官以品级高低定俸禄等次。从此,再贪绢一匹即处以死刑。立竿见影,官风民风大为好转。

  东汉以后,户籍分为士族与庶族。庶民要向官府缴纳60%的租税,士族与荫户可以不缴。问题是还有人冒充荫户,租税流失严重。于是北魏颁“均田令”,不论官民,平摊赋税。此令限制了土地兼并,让自耕农比较稳定地占有土地。国学大师钱穆评论:“此乃魏孝文帝根据中国读书人而改革经济制度,故寓独特的历史文化精神,与西洋不同。”均田令历经北齐、北周到隋唐,实行约300年。

  北魏建国后,利用宗主管理地方。宗主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显然不是长久之计。486年创建“三长制”,5家为邻,设一邻长;5邻为里,设一里长;5里为党,设一党长。三长制与均田制相辅而行。从此,中央政府的管理到达基层。后来,三长制成为北齐、隋、唐时期乡里组织。黄仁宇说,拓跋宏“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为:重新创造一个均匀的农村组织,非如此则大帝国的基础无法立足”。

  “改革开放”是一个现代词。其实,历史上的“汉化”与“胡化”,换言之就是改革开放。各民族都有所长有所短,少数民族向汉族学习,汉族也向少数民族学习。这在历史上是常见的事,不改革开放才不正常。

  儒家热衷于“华夷之辨”,要放下面子虚心向少数民族学点东西十分不易。汉服峨冠博带坐轿子显得高贵,可是骑马就成问题了。汉服一上马就露膝盖,就要受冻,到北方根本吃不消。所以,战国时赵武灵王引进胡服,却遭强烈反对。赵武灵王耐心开导诸臣:“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坚定实行胡服骑射改革,提高军队战斗力,成功抵御北方威胁。可是直到南宋,朱熹还批评“今上领衫与靴皆胡服”,主张“要辨得华夷”。

  汉文化曾经长期在东亚遥遥领先,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少数民族要学习,也是阻力重重。鲜卑拓跋部与曹操友好,送太子沙漠汗到洛阳为人质。后来,晋武帝司马炎好心让沙漠汗回去,酋长们高高兴兴入塞迎接。没想到物是人非,沙漠汗不知不觉已汉化,引起酋长们的担心:“太子说话穿衣都不一样了,将来做大酋长,肯定要改变我们的传统,怎么办?”彼此一商量,把沙漠汗就地杀了,鲜卑族第一次汉化就这样夭折。拓跋焘统一北方后,重用汉族谋臣崔浩,明确宣布:“日后凡属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都应先征询崔浩的意见!”可是崔浩按汉族世家传统整理北魏氏族,并按儒家“秉笔直书”原则续修北魏国史,鲜卑贵族就受不了了,纷纷指责他暴扬“国恶”,以致他本人被杀不算,同族远近都受连坐,汉化又一次失败。

  孝文中兴取决于一个特殊因素:冯太后本身是汉族人,史称“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猜忍,能行大事”。冯太后去世之后,拓跋宏仍然不遗余力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开国之初将都城南迁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已经很接近中原了,可他还觉得不够,亲政后第一件事就是再南迁到洛阳,与汉族“零距离”。光有“硬件”不够,还得有“软件”,紧接着,全面摒弃鲜卑旧俗,再全面采用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如禁止鲜卑贵族、官员及家属着胡服,改穿汉服;禁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改说汉语;将鲜卑族姓氏改为汉族姓氏;采用汉族官制、律令;学习汉族的礼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国等等。

  双重优越性

  李鸿章曾惊呼所处之世乃“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李鸿章所指的是中华文明遭遇史无前例的外来文明——西方文明的侵袭。就华夏民族来说,其实早就遭到过千古之变,即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早在公元前十余世纪,周人的祖先就常遭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犯。商朝以来的中央政府,几乎没有不将它列为头等大事的,经常集中力量予以打击,有过多次重大胜利,但从没根绝其患。两汉之时,游牧民族入侵还只是劫掠,偷袭、抢劫一番就跑,跟内地神出鬼没的土匪一样。汉军反击,很难预料能在什么地方追上,常常在沙漠瀚海里辛辛苦苦追一两千里地,却连敌人影子都没追到。

  其他游牧民族跟原来匈奴差不多。但这时期,一些游牧民族开始不游牧了,并且突破部落联盟形式,开始创建自己的国家。所谓“五胡乱华”,游牧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不仅入塞而且占地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权。这些割据政权大小不同,共同点是与汉人政权对峙,甚至要争“中国”之正统。汉赵开国皇帝匈奴人刘渊就公然说:“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自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他们居然也会引用“天命靡常”的儒家理论了,与他们的前辈判若两人。拓跋宏明确北魏继承的是晋政权,并问大臣:“你们希望朕远追商、周呢,还是想让朕连汉、晋都不如?”他们不认为自己只代表某一夷族,而直接以中华正统自居,比流亡的东晋更能代表中国。这是一种崭新的趋势,而且方兴未艾,千余年后至清朝而至高潮。

  “五胡乱华”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往往得到部分汉人的认可及参与,甚至可以说是在汉人手把手指导下建政。事实上,北魏、契丹等与南方政权之争很难说仍是“华夷之辨”,而是中华正统之争。拓跋焘字“佛狸”,事实上他真有几分狸猫式的狡猾。向柔然进攻的时候,部下提醒他注意南方的汉人,他则哈哈大笑回答:“中国人都是步兵而我们是骑士,一队小马和初生的犊,如何能够抵御虎或者成群的狼呢?至于游牧的柔然人,他们夏令在北方游牧,事后向南方转移,至冬季则向我们的边境抢劫。只要在夏天去攻击他们的牧场,在这个时候,他们的马匹已经不中用了,传种的马要追寻雌马,雌马要照顾小马。只要在那时攻击他们,断绝他们的水草,几天之内,他们就要被俘或者被歼了。”

  对此,法国历史学家雷纳·格鲁塞概括为“双重优越性”:以中国方法对付野蛮人和以野蛮方法对付中国人。

  矫前秦之枉过正

  氐族建立的前秦是第一个统一北方的非汉政权。他们知道中原“民心思晋”,便努力汉化,要求官吏“学通一经,才成一艺”,恢复太学等等。不过,王仲荦在《魏晋南北朝史》指出,“前秦在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其实没有作出融合的措施”,结果,淝水之战后,原先归附前秦的其他民族纷纷反叛,北方重陷分裂。

  正是吸取前秦的经验教训,北魏全面汉化,力争汉与鲜卑民族一体化。然而,他连儒家的糟粕也一并收纳。拓跋宏将正在被历史抛弃的汉族士大夫门第制度强行搬到鲜卑社会,生硬地制造出新的门第:第一等膏梁门第,三世中出过3个“三公”……第六等丁姓门第,三世中出过侍郎。汉人到后来都弃之如履的东西,他也要捡去当宝贝。

  499年拓跋宏驾崩,太子元恪继位,即宣武帝。元恪一上任就忙于扩建新都洛阳,再忙南伐,等他注意力从外部转向内部时,才发现民众强烈不满。北部六镇聚集了大批军功赫赫的人才,但由于用人只讲门第,他们升迁无望,又不适应汉族语言与习俗,纷纷反叛。奉命平叛的大将元颢是拓跋弘之孙、元宏之侄,根正苗红,他自己却叛逃,并在南梁支持下称帝,反戈一击,敲响北魏的丧钟。孝文中兴虽取得巨大成功,但由于无法平衡国内矛盾,无法再推动下去,中兴没有演变成盛世,王朝的命运也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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