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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绍新:爷爷董必武留给我的宝贵财富
发表时间:2019-01-07    来源:《党建》杂志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1975年4月2日,我的爷爷董必武去世了,那年我5岁,懵懵懂懂的,只知道家里的一位老人不在了,对他的印象却极为模糊。上学后,我在语文课本里读到了关于他的文章,心里除了有些小骄傲外,更多的是感到那是一段很遥远的往事。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有关爷爷的故事我了解得越来越多,记忆深处的那个身影也慢慢鲜活起来、厚重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爷爷一直坚持使用刚进城时分配给他的老式办公桌,几次搬家,工作人员都想换张新的,但他始终没答应。爷爷坐的是一把旧转椅,由于转轴松了,坐上去既不稳固也不安全,更别提转动了,可是他总不肯换,只是让人拆了底座,用木头重新做了4根椅腿,就这样一直坐到逝世前。爷爷平时写字,多用毛笔,笔头掉了,就用线或牛皮筋绑紧继续用。他练字从来都是用报纸,写诗、写文章也是以头一年用过的旧日历牌和节目单等废纸作底稿。

  爷爷在晚年患有多种疾病,地方上的一些负责同志请他到条件好的地方去疗养,但他都婉言谢绝了。他总说:“我一走动就要兴师动众,给地方人力、物力增加负担。”

  1972年冬,因爷爷身体每况愈下,中央批准他去广州休养。当时爷爷住在医院里,工作人员担心他长途旅行身体支撑不了,就提议坐飞机去,又动员我奶奶何连芝和子女一起劝他。但是爷爷坚持要坐火车,并且严肃地说:“这对我来说,是个原则问题!”随后,他详细计算了坐飞机会消耗的油量,并耐心地教育大家:“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建设时期,油产量还不多,坐飞机是要用很多油的。而在火车上挂节车厢,既不影响铁路运输,又可以看看沿途祖国的大好河山,何乐而不为呢?”他还再三叮嘱:“我老了,不能为国家和人民多做事了,所以今后无论办什么事,都要尽量少给国家和人民添负担。”“我们的国家人口多、底子薄,一穷二白的面貌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我们要力求节约。”

  爷爷在生活上厉行节俭,但是把钱花在助力民族振兴、培养下一代身上时,他却异常大方。地处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的武汉中学,前身就是爷爷与陈潭秋等人于1919年共同筹办的私立武汉中学。当年,爷爷怀着唤起民众、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宏图大志,毅然当掉了自己唯一的一件皮袍,将换来的20元钱充作了办学经费。如今的武汉中学,大门口矗立着一尊爷爷的雕像,雕像背后的墙上刻着4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朴、诚、勇、毅,这是爷爷当年亲自拟定的私立武汉中学的校训。当年,这所学校的很多学生就是在他的精心培养下,成为忠诚无畏的优秀共产党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爷爷在红安老家的一些亲友看他当上了政务院的副总理,认为他做了“大官”,陆续写信给他提出安排工作、调动工作、照顾生活等请求。对此,爷爷一律回信婉言拒绝,同时还向他们讲清不能给予照顾的原因。他在回信中说:安排、调动工作应向组织请示,不能向他个人请示;鄙视劳动、想不劳动或少劳动就有较好的收入和享受,是陈腐的甚至是很坏的旧观念;做工作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问题解决了,革命者的个人利益也就解决了;决不能把干革命、入党当作为个人谋利益的手段……

  后来,爷爷干脆写了一封通函,打印出来,分别寄给家人和亲友,对他们进行事先教育,打打“预防针”。

  1966年,爷爷在武汉接见武汉中学代表时,对他曾经写下的校训又作了解释:“朴就是艰苦朴素,诚就是忠诚、诚实,勇就是勇敢,毅就是要有恒心和毅力……”

  “朴、诚、勇、毅”这4个字深深影响着我,教导着我如何为人、做事。

  爷爷离开我们已经43年了。如今,国家的实力日渐雄厚,人民的生活日益富足,客观环境变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严格要求身边亲属子女的优秀传统不能丢。我们要学习爷爷的优秀风范,在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接续奋斗。

  (摘自2018年第5期《党建》,原标题为《爷爷董必武留给我的人生财富》)

网站编辑:穆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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