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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之道 务在举贤——中国古代吏治的镜鉴
发表时间:2018-12-25    来源:学习时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作者:王学斌

  

  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重视吸取历史经验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历史记述了前人的成功和失败,重视、研究、借鉴历史,了解历史上治乱兴衰规律,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启示”。就吏治问题而言,我国历史有着极为丰富的素材,鉴其得,察其失,可为当前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镜鉴。

  三国蜀汉政治家诸葛亮曾主张治国理政“务在举贤”“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如此方是正确选拔人才之法。可见选人用人自古便是传统吏治的关键内容。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无论国家治理,抑或地方治理,选人用人都是不可或缺、重中之重的工作,恰如东汉学者王符所形容的,“治世不得真贤,譬犹治疾不得真药也”。

  回首中国历代王朝鼎革变迁,人才往往是第一位的因素。汉高祖刘邦在总结西汉建立的成功经验时,认为关键所在便是得人:“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汉初三杰之综合素养,在当时众多俊杰中属于上上选,他们的功业造就了西汉开国的气象与规模。

  无独有偶,唐代盛世局面的出现,也多与政府善于得人密切相关。唐太宗以亡隋为戒,用人唯贤,于是决策时有房谋杜断,纳谏时有魏徵、马周,用兵时有李靖、秦琼,集一时之贤能,迎来了贞观之治。唐玄宗延续太宗之风,在吏治方面严加整饬,善用良材,先后任命姚崇、宋璟、韩休、张九龄诸人为相,朝局趋于稳定,终于形成了杜甫《忆昔》一诗中所描绘的开元盛世,政治制度上“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经济建设上“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文化发展上“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社会秩序上“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堪为古代治世的典范。

  与此同时,值得后人深思的是,盛唐走向衰落,也与人才使用密切相关。玄宗执政后期,宠信李林甫、安禄山等佞相乱臣,危机暗中累积滋长,导致安史之乱爆发,政局混乱不堪,“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百姓流离失所,“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难怪杜甫哀叹“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人才关乎国运兴衰,关乎事业成败,“治乱必于斯,兴亡必于斯”,需要认真总结与研究。

  用人之要,选贤任能

  《管子·立政》专对国家治乱之原有过精到剖析:“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倘若大臣的德行与地位不相称,功劳与俸禄不相称,能力与官职不相称,让具有能力的小人擅权上位,那么这个国家极可能陷入是非不明、政令不通、正道不行、祸乱不已的险境。这实际上提出了为政者该如何权衡官吏德行与才干关系的命题。

  降至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开篇就借春秋末年晋国荀瑶(时人尊称智伯)覆亡的教训,对德才关系进行了系统讨论。在司马光看来,“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他才华出众,但德行有亏,走向绝路纯属咎由自取。司马光将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者堪称“圣人”,有德才弱者是“君子”,有才无德者视之为“小人”,无德无才者只能归为“愚人”。众所周知,在古人心中,圣人不常有,但用人问题一直存在,所以一旦遭遇人事任免提拔,“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在今人看来,这种宁要无能之辈,不用有才之人的做法,恐怕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事业的进行。然而,司马光此主张的背后,有着更为深沉的忧虑与思考:“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干,是德行的辅助资本,德行,是才干的中心统帅。二者合则双美,分离却未必两伤。因为德行胜过才干之人,他至少是个君子,如果才干盖过德行,他便是“挟才以为恶”的小人,其后果不堪设想。自古以来,乱臣贼子,大多“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荀瑶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言及此处,司马光又补上一句,希望主政者在用人方面,“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真正拿捏清楚德才二者的关系。可惜历来统治者往往难辨善恶,重用小人,政局最终无可收拾。是故司马光“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观点的提出,透露着他阅尽前史后的清醒与无奈。

  殷鉴并不遥远,距离司马光差不多二百年前的唐朝中期,就发生过小人作恶的悲剧。当时朝中有两位重臣:刘晏与杨炎。刘晏颇有政德,为官清明,史书有载其“常以办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同时他精通财政,体恤民艰,任职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广军国之用,未尝有搜求苛敛于民”,为安史之乱后唐朝经济恢复与民生稳定作出了卓越贡献。按照司马光的标准,刘晏算得上德才兼备之人。杨炎才干突出,也是理财高手,史上著名的“两税法”即由其推行。不过他心胸狭隘,汲汲于权力,上台后肆意打击报复同僚。因与刘晏政见不合,杨将公事异议化为私人恩怨,多次造谣,终于借机将其构陷致死。此事发生后,朝野上下一致为刘晏鸣冤叫屈。多行不义,四处树敌,杨炎终落得个被朝廷赐死的下场。《旧唐书》中对杨的盖棺之论便是:“睚眦必仇,险害之性附于心,唯其爱憎,不顾公道,以至于败。”杨炎虽亡,然有德之人已逝,略有起色的政局也被其再度搞得乌烟瘴气。

  由此可见,选用人才,“要严把德才标准”。无论是荀瑶还是杨炎,都缺乏必要的政治品德和个人私德,势必会对国家产生负面影响。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政治过硬,方堪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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