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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良书:治学需有历史想象力
发表时间:2018-05-25    来源:学习时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陈寅恪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这表明学术研究还需借助于历史的想象力。但历史想象与艺术想象有所不同,一切都要建立在“实证”之上。我们切不可拿“想象”作“证据”,“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这也是治学者应当牢记的“信条”。

  第一,治学须以历史学为根基。李大钊说:“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也就是说,要洞察现实的社会,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胡适之则把这种认识的思路,比作“祖孙的方法”。这一方法从来不把事物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把它视为“历史”的一个“中段”:“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孙子。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但历史也不是单纯事件的条块铺陈,它的背后还有“思想”,“有一个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把握它内在的“思想”,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原材料中发现有血有肉的生命。事实上,对许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与他个人经历并无直接关系。研究政治史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如果没有历史想象力的参与,他们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难以开展的。

  第二,历史想象是“构造性”的。这一点和艺术想象确有相似之处。钱钟书也认为,“史学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玄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仅同而可相通”。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创立的记史方法,比如刘邦之母大泽遇蛇、韩信下邳遇黄石公等,就颇具艺术想象的意味。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所赖以说明问题的一些“凭借”,如民族、国家、政党等,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存在”,但要把握它们,也要依赖于人的想象。按照安德森的话说,叫作“想象的共同体”。比如,研究民族,即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的全部同胞,或者和他们相遇,而是一种相互连接的意象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第三,历史想象不可“天马行空”。这是它与艺术想象的不同点。柯林武德说:历史的想象是“一种经过训练的想象,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事实真相,而艺术家则是为想象而想象”。因此,治学者一定要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他可以有深入而巧妙的推论,但必须时刻保持充分的自制力,以防止将事实纳入假想的框架。《红楼梦》研究中曾有过“索隐派”,他们借助离奇的想象,抓住书中的只言片语或某一个人物、情节,跟清代史事相比附,测字猜谜式地从中“索”出所“隐”的人和事来。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总之,治学者需有历史想象力,但不可以做“索隐派”,更不要去“影射史学”。

网站编辑:穆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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