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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抗战遗事
发表时间:2017-12-11    来源:中华读书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肖伊绯

  

  

  

  

  “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危急;紧接着,日军又在上海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妄图速战速决。此刻,著名学者陈寅恪(1890-1969)走出书斋,与北平学术界同仁一道,倾力为全民抗战呐喊主张。他联合吴宓、叶崇智、俞平伯、吴其昌、浦江清等学者,向当局请愿,公开致电,痛斥投降主义,请求政府坚决抵抗,表达绝不妥协之信念。这是一篇不为后世研究者所知,也至今未被提及的陈氏“佚文”,就刊发于1932年3月5日的北平《世界日报》之上。

  该电文被记者冠以“陈寅恪吴宓等电国府,质问对日方针”的醒目标题,公诸于众。在此,酌加整理,转录全文如下:

  陈寅恪吴宓等电国府质问对日方针

  “不主妥协即抵抗

  不用岳飞即用秦桧”

  清华燕京两大学教授陈寅恪等,因淞沪我军退却,深为激愤,特于昨日致电洛阳国府,请速定一贯主张,原电录次:

  洛阳国民政府钧鉴,沪战连日退却,传说原因不一,是否政府实行妥协,今日之事,敌兵在境,岂可作城下之盟,置东省失地淞沪牺牲于不顾,政府对日,当有一贯主张,不主妥协,即主抵抗,不用岳飞,即用秦桧。若用秦桧,即请斩蔡廷锴,以谢日本,万勿明战阴和,以欺国人。家国飘摇,生灵涂炭,瞻望京洛,哀愤交并。陈寅恪,容庚,吴宓,叶崇智,俞平伯,吴其昌,浦江清(三日)

  从报道中提及的“昨日”与记者落款的时间“三日”来看,可以确知,陈寅恪等致电政府的时间为1932年3月2日。原来,当时驻南京的国民政府,在“一·二八”事变爆发次日,即仓促筹划,宣布迁都洛阳。大批政府部门的急迫撤离,不可避免的引起社会恐慌,一时人心惶惶,“中国速亡论”的悲观论调也不绝于耳。陈寅恪等的这番通电,正是在国府迁都洛阳之后不久发出的,正是对当局不抵抗政策、投降主义倾向的直接痛斥。将蔡廷锴率领的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比作岳飞,将那些悲观论者、投降派,比作秦桧,要求政府速作决断,给国民一个明确交待。当然,这样公开质问政府决策的电报,是没有得到任何当局正式或非正式答覆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期报纸的同一版面上,与陈寅恪等通电同时发布的,还有一则“各校积极援助十九路军”的报道,还提到了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的援助抗战之实际形动。报道称“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因鉴于沪战发生,各方捐输,多偏重于慰劳助饷方面,对于伤兵救护一层,似有偏废。且近日沪上来人及来信,亦均以伤兵医药不足为言,适值斯时协和医院华籍医士百余人有赴沪组织伤兵救护医院之议,因绌于经费,尚未完全实现。该会遂议定由全体同人,每月捐薪五千元,暂以三个月为期,即以此款协助”。作为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一员的陈寅恪,应当也在捐薪之列,以实际形动支援前线,为十九路军的伤兵救护工作助力。

  在捐薪议案集体表决通过后,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还以集体名义,发布了致国府公开电报。郑重建言政府,反对撤兵妥协及成立中立区,并提请收复东北失地。这封集体公开电报,应当是清华教职员全体签名通过了的,陈寅恪自然也应当知情并签名了的。

  与《世界日报》同一天出版的《清华周刊》第五二九号,全校师生对日寇侵略行径的愤恨,对国家运命的关切,也无不流露于字里行间。从中可以看到,自发的行动与有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都在积极开展中。如陈寅恪的友人,国文系教授、著名学者刘文典还曾即兴讲演“日本侵略中国史”;审计委员会成立抗日救国会,在学校有限的经费中也拔出专款用于抗战宣传;广大师生也多有撰文或讲演,或发表时局观感,或斥责日军暴行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期《清华周刊》的学术类论文栏目,陈寅恪的一篇短文位列首篇刊出,题为“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全文只有500余字,此时此刻撰成并发表,究竟又有何深义呢?原来,俞曲园,即俞樾,俞平伯之父。他逝世于1907年,数年后,有人传出他在逝世前写了九首“预言诗”,还曾自言:“余死后二百年世界,尽在此矣”。对这组奇特的“预言诗”,有人疑为伪作,有人惊为奇著。但1932年,俞平伯对此诗曾加以注解,陈寅恪此刻又为之加上跋语,似乎真伪问题可以搁置不论了,遗诗的内容却着实耐人寻味。

  陈跋中称:“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既为当然,则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此诗之作,在旧朝德宗皇帝庚子辛丑之岁,盖今日神州之世局,三十年前已成定而不可移易。”这实际上是肯定了“预言诗”的预言,认为俞曲园可能在30年前就预见到了日寇侵华的重大事件。陈跋中所谓“三十年前已成定而不可移易”之说,可能就与俞诗的第二、第三首相关联,诗云:“无端横议起平民,从此人间事事新。三纲五常收拾起,大家齐作自由人”;“才喜平权得自由,谁知从此又戈矛。弱者之肉强者食,膏血成河遍地流”。如今看来,这两首诗的确是在写推翻帝制、民国建立之后的中华大地,并未真正安宁稳定,而又呈现战局四起之状。诚然,1930年代之前的战局,主要是各军阀之间的割据纷争所致,而陈寅恪作诗跋之际的最大战局,即是日寇侵华危局之下全民族抗战。

  应当说,“预言诗”与中国抗战之间的时局契合,可能只是巧合。但这一巧合,却充分映照着以陈寅恪为代表的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原本深居书斋、埋首故纸中的学者们,此刻或激奋或哀沉,或明言或暗喻,都在表达对日寇侵华的愤恨,都在忧思国家民族的未来。更为巧合的是,陈寅恪等坚请抗日的通电,与预言诗的诗跋,在同一天发表出来;一是发表在北平市内的主流报纸之上,一是发表在清华大学的校内周刊之上。虽说这可能确属巧合,但确也应证着在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国家危亡之际,以陈寅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自觉承载着的“救亡之责”。他们不但在教育界、学术界内奔走相告,还以一己之力向民众与政府大力呼吁着,抗战救亡确已刻不容缓。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北平也随即沦陷。在日军直逼平津之际,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陈寅恪毅然随校南迁,几经跋涉,坚持教学与学术研究,与师生们共赴国难始终。

网站编辑:穆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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