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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庚:《政论》中的治世良方
发表时间:2017-10-11    来源:学习时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政论》成书于东汉末年,为崔寔所撰,至北宋时全书散佚,部分内容保存于《后汉书》《群书治要》《意林》等文献中。清人严可均加以整理,收入《全后汉文》。《政论》的主要内容是针对东汉末期社会腐败动乱的现实提出革除弊政的主张,不仅在当时有补偏救弊现实意义,对于今天的国家治理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德法兼治”。东汉到了桓帝继位时期,“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凋敝,人庶巧伪”。社会风气败坏,人心奸诈虚伪,东汉政权岌岌可危。如何匡正时弊?崔寔认为:要济时拯世,救弊扶正,就要“量力而举,度德而行”,根据当时社会风气的现实情况,“宜参以霸政,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他认为人主和朝廷没有尧舜一样的品德,所以变革不能完全效仿上古尧舜时期理想的“德治”社会,要走“王道参以霸政,德治兼法治”的道路。“严之则理,宽之则乱”。他举例说,汉宣帝“严峻刑法”,结果海内肃清,天下太平;汉元帝“多行宽政”,结果埋下了汉王室走向衰落的祸根。当然,他并不反对“仁政”,但认为乱世与治世的治理方法应有区别。他说:“盖为国之道,有似理身,平则治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治国的方法,如同养生,身体健康则致力保养,有病则治疗。刑罚,是治理乱世的药物和石针,道德教化,是维持太平世道的米饭和肉食。用道德教化来清除残暴和腐败,就是用米饭和肉食来治病;用刑罚来管理太平世道,那就是用药物和石针来保养身体。治理国家要审时度势,与世推移,应变趋时,不泥于古法。

  “严惩奢靡”。崔寔批评了当时无节制的社会风气,阐明了奢靡的危害性,主张通过严格的制度惩处奢靡之风。他分析了奢靡有三个方面的危害。一是影响人的性情,“莫不乐富贵荣华,美服丽食,铿锵炫耀,芬芳嘉味者也”,不控制则欲望无止境。二是不利于农业生产。社会崇尚奢侈,华丽无实用的东西被人看重,而农业生产遭到轻视。“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农夫辍耒而雕镂,宫女投杼而刺绣”“躬耕者少,未作者者众”,造成土地荒芜,粮食歉收。三是影响丧葬习俗和孝道,败坏社会风气。有些人下葬要使用贵重木材的棺材、墓中多埋珠宝,杀牛羊祭奠,唱挽歌,修筑高坟,建大庙;有些人盲目攀比,减省对于父母的供养,大量购置办丧事的物品;有些人贪图办丧事风光的虚名,不顾老人的饥饿寒冷;有些为了大办丧事,耗尽家财。奢侈之风影响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使大多数人沉湎其中而靡费家资。从前的圣王远虑深思“患民情之难防,忧奢淫之害政,乃塞其源以绝其末,深其刑而重其罚”。

  “取信于民”。崔寔认为东汉官府常常失信于民,造成整个社会诚信缺失,秩序混乱。他说,官府对待百姓,多有不合理之处。比如,役使工匠,从民间集市招工时,往往设计诱骗他们,东西做成后,却不给工钱,故意拖欠。那些工匠“老弱冻饿,痛号道路,守阙告哀,终不见省”。不能及时要到工钱,他们就不愿意做工。官府强行去抓起来威逼利诱,他们就消极怠工,弄虚作假,做出来的器械就低质粗劣,不合用,白白浪费了财物。老百姓上行下效,官府“罚则不恕,不罚则不治”。这样一来,“风移于诈,俗易于欺,狱讼繁多,民好残伪”。

  “安固长吏”。意思是制定用人政策,稳固基层官员。东汉吏治腐败,民怨沸腾,朝廷屡次下达“恩泽之诏,垂恤民之言”,但是法度条令有失养民的道理,以至于“劳思而无功,华繁而实寡”。崔寔认为东汉末年用人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任期太短,任免调动频繁。尧舜时期,每三年考核官吏政绩一次,三次考核后决定升降,以此来“表善简恶”,使得官员尽心尽力。汉代也是三年考核一次,但是东汉末年时,一年之中,郡中换了几任太守,如“云扰波转,溃溃纷纷”,即“走马观灯”式地换,让“吏民疑惑,不知所谓”。急功近利的短期考核制度,迫使一些官员急于求成。办事不择手段,作风粗横蛮暴,这样一来,“残猛之人遂奋其毒,仁贤之士劫俗为虐”。崔寔建议适当延长基层官员考核的期限,保持官员队伍的稳定性、施政的连续性。第二个问题是“重刑阙于大臣,而密网刻于下职”。对朝廷重臣不用重刑,对基层官员严法苛责,以至于下级官员争着揭发别人的小毛病,吹毛求疵,有些甚至诋毁污蔑忠良。崔寔认为应该有安定基层官员的措施,“原其小罪,阔略微过”,让他们安心做好地方治理工作。

网站编辑:穆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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