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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本务实知行并进——张栻的为学之道
发表时间:2017-03-08    来源:学习时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邹啸宇

  

  张栻(1133—1180),字敬夫,中兴名相魏国公张浚之子,南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他既是位勤政爱民、政绩卓著的官员,也是位在内圣与外王两方面皆有创获的理学家。无论是学问上的建构,还是现实的人生作为,他都十分强调“道”“学”“治”的一体。对他而言,为学与为政皆需以儒家之仁道为根本,二者是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前者在于立本明体,为后者提供根本原则和指导方向;后者则在于经世致用,使前者得以充分实现。而在这二者之间,张栻更重视为学求道的优先性与基础性。

  一

  隆兴元年(1163年)正月,宋孝宗即位不久,张栻以荫补官,辟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他的为政生涯自此开始,而其治学也进入了新阶段。尽管平素政务繁重,但是他不忽视读书为学之事,一有空闲就研读儒家经典、讲论先贤学说。虽一生短暂且事务繁忙,他却始终学而不厌、笔耕不辍,著有《易说》《诗说》《书说》《三家礼范》《中庸解》《论语解》《孟子说》《太极图说解义》《南轩先生文集》等著作,由此足见其对读书为学的重视。张栻不仅强调自我的为学功夫,而且还将重学的观念及其所认定的为学宗旨、为学方法推扩开来,希望同僚们都能够遵学重教。为此,他大力推动书院、学府、祠堂的修建(如城南书院、濂溪先生祠堂、三先生祠堂等),并撰写了大量的“学记”“书院记”和“祠堂记”,如《静江府学记》《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濂溪周先生祠堂记》等。张栻之所以如此遵学重教,主要在于他认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以至于平天下,未有不须学而成者,实生民之大命,而王道之本原也。”在他看来,无论是修身、齐家,还是治国、平天下,都必须本于“学”才能够实现。由此他认为,官员、学士都应当效法先王,于学“勤勤恳恳,若饮食起居之不可须臾离也”。张栻的实际人生即是本于这种观念而展开的,既发愤治学、乐以忘忧,又以学为本勤政为民、鞠躬尽瘁。

  二

  对于张栻而言,读书为学绝不是为了功名利禄,也不是为了修饰人生。他曾针对因异端邪说盛行而导致的虚浮、功利的学风指出,“学者当以立志为先,不为异端惑,不为文采眩,不为利禄汩,而后庶几可以言读书矣”。在他看来,唯有淡泊宁静、志存高远者,才能够读圣贤之书、为圣贤之学。若易于被异端邪说所迷惑,或只是为修饰文采、装点门面,抑或仅仅为稻粱谋、为利禄计,则是无法真正去为学求道的。读书治学的目的,在于明人伦职分、识善道美德,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方面在于内圣成德,另一方面在于外王经世,而这两者又都统摄于仁道善德的明达与坐实。唯有明确了这一根本宗旨,一切读书为学之事才有确当的原则和方向,才有持续不已、源源不断的动力。正因为如此,所以张栻强调为学应当以立志为先。他指出:“学者可不以尚志为先乎?志如木之有根,必有是而后可以有进也。”因此,在他看来,读书为学当以居仁由义、达道至德为旨,当以安身立命、经世致用为志,旨明志立而后才能真正有所自得。

  三

  就为学的内容而言,张栻所言之“学”包括人伦道德之理与修齐治平之事两面。他认为:“学之所务,果何以外于人伦哉!”并指出:“夫民人社稷,固无非学,而学固不独在于书籍之间。”所以,依张栻之见,为学既包括读书明理的活动,亦涉及为人处世的方面;既涵盖内圣成德之教,又兼摄外王经世之治。当然,对他而言,“为学之要,不越乎修德讲学、徙义迁善而已”。

  在为学的方法上,张栻尤为强调“反本务实,知行并进”。他认为,为学求道者应当“以务实反本为要”,应当“致知力行,趋实务本,不忽于卑近,不遗于细微,持以缜密,而养以悠久”,而不能骄矜虚浮、好高骛远。

  所谓“反本”,是指为学应当首先于本源处、本根处下功夫。“本”在张栻这里,一指仁心、仁道、仁德,二指修身正己之事。他说:“道莫不有本焉,务其本则为善学者矣。盖人道以亲亲为大,而莫先于事亲。……身者,天下国家之本也。有以守身,则其所施皆是理也,然则乌往而不得其所守?”若就人伦道德之理而言,则亲亲之仁当为首重,故要明人伦、尽人道,就应当以事亲为先;若就修齐治平之事而言,则修己治身乃为本要,故立家、立国、立天下皆须以修身为本始。这即是说,为学求道应先于人伦之本根处着力,于世事之切近处下功夫,不可舍本逐末、浮游无根。若本根不立,则读书为学终究只是表面功夫,难以真正有所进益。所以张栻慨叹道:“本乎本乎!学者其不可务乎?”

  “务实”也是张栻在为学功夫上所特别注重的一点。在他看来,儒学是“真可以经世而济用”的“实学”,而“实学贵于践履,隐微之际,无非真实”。既然如此,那么研习儒学、体究儒道,就必须重视躬行实践。否则,就是“骄矜浮虚不务实者”,这些人是无法论说儒学的。张栻曾对当时儒林内部所存在的贪高慕远、空谈虚论的虚浮学风作了大力批判,如其“窃虚声以自高,而不克践其实”“妄意高远,不由其序,游谈相夸,不践其实”等论述,即是就士人们空谈心性的问题而发。针对这一问题,张栻主张学者们应当“略文华、趋本实,敦笃躬行,循序渐进”。其所谓“务实”,不仅强调于人伦日用当中实行践履,而且强调依循始终条理渐次升进。他说:“所谓循序者,自洒扫应对进退而往皆序也,由近以及远,自粗以至精,学之方也。如适千里者,虽步步踏实,亦须循序次而进。”因此,唯有既身体力行而又循序渐进,才能务实;唯有务实,才能明道识理、积善成德。

  张栻固然强调“学贵力行”,但他并未轻忽“致知”的重要性,而是认为致知与力行相辅相成、互促互发,二者应当兼用其力而不可有所偏忽。他说:“致知力行,互相发也。盖致知以达其行,而力行以精其知……”又说:“知之进,则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则知愈有所进……盖致知力行,此两者工夫互相发也。”显然,在他看来,致知、力行之间乃是相互依存、相互促发、相互成就的关系。正是基于对知行关系的这样一种辩证认识,所以张栻主张“致知力行,学者所当兼用其力”。当然,他所说的“知”“行”主要是就道德修养功夫而言的,在此意义下,二者的互动关系更为紧密。

网站编辑:穆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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