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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新文明
发表时间:2017-06-27    来源:学习时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韩庆祥 陈远章

  

  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就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与世界都需要的礼物。当今“如果”已经成真,中国果真蹚出了一条新路。其提供给中国与世界的“礼物”,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  

  西方文明难以破解当今世界困局

  在人类文明发展长河中,就文明对世界的影响力而言,从欧洲发轫的西方文明尤为耀眼。从启蒙时代到现代的300多年,世界在西方文明主导下,社会生产力发展远远超过了以往人类历史发展的总和。然而,自进入21世纪,西方文明开始备受挑战,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更是把世界推入乱象丛生的境地。

  当今世界,人类面临诸如经济长期低迷、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加深、军备竞赛和核竞赛升级、战争危险加剧、恐怖事件频发、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系列全球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经济存在的三大突出矛盾都未得到有效解决:一是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二是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三是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这意味着影响世界发展的动力、平衡、治理三大根本机制出了问题。其深层根源,是西方文明的逻辑出了问题。

  西方中心论是西方文明的逻辑起点,这是导致世界困局的理论根源。西方中心论奉行“一元论”“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即西方世界是“主”、非西方世界是“客”,西方世界是“我族”、非西方世界是“异类”,西方世界是“先生”、非西方世界是“学生”。它标榜西方价值的普世性和西方道路的唯一性,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真正的文明,西方标准就是世界标准,非西方世界应向西方世界看齐。在这种逻辑中,“客随主便”“我族歧视异类”“先生教训学生”自然是西方认为情理之中的事。西方列强主宰和分割世界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就是这种逻辑的产物。按照这种逻辑,某些国家强推“普世价值”、借助武力输出“颜色革命”、出兵干涉主权国家内政这些闹剧,都是所谓名正言顺的“正义之举”。而事实上,西方文明蕴含着“对立”“对抗”的基因,世界因此被切割成相互冲突的对立体。如此,国际秩序很难持续下去。

  自由主义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这是导致世界困局的人性根源。自由主义主张个人利益和自由最大化,鼓吹私有制,倡导“市场万能”和“民主神话”,纵容物欲横流的消费主义,注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世界著名物理学家霍金指出: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长期处于机械唯物主义观念掌控之中,它只相信世界是物质的,只看得见有形的物质,只追求物质和物质享受。在西方文明牵引下,人类几乎走上了一条追求物质享受的不归路。值得警醒的是,西方鼓吹的“民主神话”在世界各地正在破灭,“市场万能”的梦想屡被“市场失灵”的现实所击破,流行多时的新自由主义正在夕阳西下,它有添乱之嫌而无治乱之力。世界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局部战乱的升级、世界贫困人口的急剧增加,都标志着西方文明已深陷危机。

  资本扩张是西方文明的行动旨趣,这是导致世界困局的制度根源。世界进入近代以来,资本就像脱缰的野马横行于世,推动资本主义从商业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再到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升级,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把世界带入险境。因为资本逐利、扩张和增殖的本性,使资本主义形成了以牺牲资源、环境、生态、人的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的生产方式,形成了以金融霸权、文化霸权和军事霸权控制世界的统治方式,加剧了地区发展的不公平性、非均衡性和不可持续性,引发了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下的结构性、累积性、依附性发展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直接导致了以转移经济危机为目的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冷战之后又相继爆发海湾战争、波黑内战、科索沃冲突、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这些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沉重灾难。

  如此来看,作为世界困局之始作俑者,西方文明难解当今世界困局,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终要破产,人类呼唤新理论和新文明。

  中国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针对当前我国学术界缺乏学术自信、理论自信且在理论创新上存在的某种“肌无力”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构建“理论中的中国”。

  在与西方交流交融交锋过程中,“西方中心论”话语体系对我国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致使一些人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出现了对西方学术的依赖,“耕了西方地、荒了中国田”,即对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缺乏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没有真正形成我们自己的概念范畴体系和表述体系,没有真正形成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没有真正构建起中国自己的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核心理论。我们有让世界知道的“舌尖上的中国”,却没有构建起让世界知道的“理论中的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要真正解决挨骂问题,就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构建“理论中的中国”,以有效提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国际话语权。要构建“理论中的中国”,最基本同时也是最核心的,就是要构建能为世界作出贡献的中国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我国发展起来但还不发达、不强大的历史方位中提出的一种具有原创性和标识性且能为世界作出贡献的中国理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既是针对国内因某些领域和方面公平正义供给不足、治理现代化相对滞后而产生的某种分化问题提出的,更是针对国际霸权主义横行而导致的全球创新动力不足、贫富差距扩大、全球治理滞后以及出现的“三大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提出的。公平正义供给不足会导致社会创新乏力、利益分化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治理现代化滞后会造成诸多难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从而影响民族复兴;霸权主义横行会导致整个世界创新动力更加不足、贫富差距更加悬殊、全球治理更加滞后。不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阻碍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而且会使整个世界陷入困境。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国担当的勇气和信心,既勇于破解国内难题,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又勇于担负起重建世界秩序的使命和责任,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具有战略意义和世界意义的理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强调世界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统一性,超越了西方的“一元论”,具有解决中国和世界难题的立论基础。人类社会、世界各国在历史、传统、文化、国情、制度等方面都具有差异性和多样性。同时,世界各国之间也具有统一性,即具有共同性,都要遵循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还对美好愿景具有共同追求。统一,是在承认和尊重世界多样性前提下的统一;多样,是统一性中的多样。强调统一不要忽视多样,强调多样也不要忽视统一。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也是统一性的多样。这样来认识和把握世界,既有利于使世界充满活力,又有助于使世界达至和谐。如果只强调统一而不注重多样,就易走向霸权主义,只强调多样而不注重统一,就会导致世界的对立和分裂。习近平总书记从多样寻求共同,他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既尊重世界差异性,又注重世界统一性。这就克服了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只强调“一”而排斥“多”的方法论弊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强调平等包容,超越了西方“主体”统治“客体”的哲学思维。中华文明具有极大包容性,能够将各种文明的优秀因子加以黏合,这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优势。同时,中华文明富含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优质基因,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些基因、优势和经验不仅可以成为实现民族复兴、促进世界和平的战略资源,而且可以成为当今全球治理的独特资源,以救西方文明之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在强调平等包容、主权平等,而不是“主体”统治“客体”;主张和而不同、仇必和解,而不是居高临下强加于人,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主张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成员,提倡以和平合作、包容普惠的发展模式代替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发展模式。这些都可以纠正以“一元论”、“主体”统治“客体”为哲学基础的霸权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个人对他人、社群、自然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个人高于一切;既尊重个人权利、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又注重社会和谐,还强调国家富强。这些既可以应对自我中心主义泛滥,也有利于克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先天缺陷,并且更好地服务于人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的内容具有严密完整的逻辑。第一,坚持共利共享,超越零和博弈,建设利益合作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一个利益合作共同体,合作共赢,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是首要内容。国家之间交往首要看的是国家利益,只有具有共同利益才会展开合作。由于各国之间具有共同利益,所以要实现利益上的共享共惠。经济全球化已把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大家都在一条船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可以独善其身。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着力改变近现代以来世界秩序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则,变革现行国际秩序的不公正不合理部分,高度重视联合国的作用,提高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为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贡献了中国智慧。第二,坚持共识共商,在国际交流中合理管控意识形态分歧,建设价值共同体。价值关乎共识,没有共识,只有分歧,难以共同协商并形成共同体。共同价值关乎价值共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前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须在价值上达至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这一重要论述,阐明了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社会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等关系的共同价值准则,也是人类共同努力的方向。全人类共同价值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凸显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又承接全人类共同文明成果,凸显了世界潮流、国际视野、全球共识,为人类描绘了多样统一、平等互鉴的新图景,打通了人类不同形态的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之间的隔膜,正本清源地表达了中国立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为人类文明发展指明了航向。第三,坚持共建共进,超越唯我独尊、你输我赢,建设行动发展共同体。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共同发展,需要各国参与共建,付诸行动,各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多惠及其他国家和人民。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中国走出了一条在开放中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第四,坚持共治共处,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建设安全共同体。要发展,也要安全,二者相辅相成,可谓和平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国家和,则世界安;国家斗,则世界乱。我们要完善机制和手段,更好化解纷争和矛盾、消弭战乱和冲突。国家之间要构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大国要管控好分歧,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只要坚持协商沟通、真诚相处,“修昔底德陷阱”就可以避免。第五,坚持共有共赢,超越结盟思维,建设合作共同体。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利益交融、安危与共,日益成为一个合作共同体。因此,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的实质是追求包容普惠。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多次在国际重要场合发表主旨演讲,提出“秉持普惠原则”“建设一个包容、普惠的经济全球化”“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等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普惠概念,把普惠作为建设持久和平世界的根本原则,作为推动建设经济全球化的核心理念,作为打造人类发展的一种模式。这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贯穿其演讲的哲学核心理念,就是倡导普惠价值。这种普惠价值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质和核心,是对共同价值的解释、展开、说明。

  近代西方为世界输出的是西方中心论,在当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为世界贡献出了超越西方中心论且能为世界带来福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蕴含中华新文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在寻求一种不同于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发展的再生之路,是在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三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进而是为了重建新的世界格局。这实际上蕴含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而注重多样性、平等性、包容性、普惠性的中华新文明。

  在世界文明谱系中,能与西方文明相提并论的,无疑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一般称为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明和内陆文明,起源于夏商周三代之前,成型于秦汉,兴盛于隋唐,宋明时达到顶峰,其博大精深的文明成果为人类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无论是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还是走出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中华文明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清朝后期统治者的封闭僵化,中华文明在西方工业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冲击下迅疾走向衰落。在近代历史上,中国盛极而衰,中华文明也因此背负骂名,曾经成为中国的沉重“包袱”。全盘西化论因此泛滥,至今仍有一定市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国内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国际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正发生着凤凰涅槃式的变化。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实质上就是当代中国为人类和世界作出重大贡献的一种中华新文明。无论是古代历史上的“华夏中心论”,还是近代以来的“西方中心论”,都不符合时代发展趋势,都无益于人类永续发展和世界持续繁荣。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世界意义,在于它辩证扬弃中华传统文明,超越西方文明,为人类和世界发展贡献一种中华新文明,且回答了“中国能为世界贡献什么”这一当年的梁漱溟先生和毛泽东同志之问。中华新文明既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人民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母体,又合理吸纳西方文明等一切外来文明中的有益成分,还面向未来。中华新文明具有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气度,它坚持吐故纳新、博采众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世界多样统一性、博弈性、不确定性和挑战性为现实依据,以辩证思维、共同体理念、平等包容为思想方法,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根本立场,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以建设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合作共同体为核心内容;它着力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文明,着力建设人民共创共享共治的全要素文明,着力建设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全球文明。因此,它站在人类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上,是化解世界冲突、管控国家分歧的“定海神针”,是引导经济全球化走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作者韩庆祥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一级教授,陈远章系中央党校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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