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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前半生
发表时间:2018-05-11    来源:文汇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张新颖

  

沈从文(左)与张兆和

 

  继《沈从文的后半生》之后,张新颖带来的这部沈从文前半生的传记,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变动的时空中叙述沈从文生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叙述他的辗转流荡,他的“传奇”与他的平常,他的“人格放光”与他的精神痛苦,他与时代密切相连却持续强韧地保持紧张的“对话”——这是一个人自己的故事,也是牵涉各种社会关系,承载文学、思想和感情的重量,交织进现代中国复杂纹路里的故事。

  一

  一九三三年八月初,沈从文与张兆和同到北平,暂时寄住西城西斜街杨振声家,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工作场所也在这里。“一天杨家大司务送沈二哥裤子去洗,发现口袋里一张当票,即刻交给杨先生。原来当的是三姐一个纪念性的戒指。杨先生于是预支了五十元薪水给沈二哥。后来杨先生告诉我这件事,并说:‘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哪有还没结婚,就当小姐的戒指之理。’”

  很快,沈从文就租下西城府右街达子营二十八号,与张兆和筹备起婚礼来。

  八月二十四日,他给大哥寄去喜帖,报告近况:

  我因为初初搬家,处置一切,极其忙碌。我们两人到今天还不曾缝一新衣,必等其大姐来安排。结婚以后兆和每日可过北大上课,我则每日当过杨家编书,这编书工作,报酬每月虽只一百五十元,较之此时去作任何事收入皆少,但所编之书,将来版权则为私有,将来收入,必有可观。并且每日工作,时间不多,欲作文章,尚有余暇,故较之在青岛尚好。近来此后天津大公报即邀弟为编副刊,因条件不合,尚未谈妥。若将来弄得成功,人必忙些,也更有趣些。近年来也真稀奇,只想作事,成天作事也从不厌倦,每天饮食极多,人极精神,无事不作,同时也无一事缺少兴味,真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耶?

  九月九日,婚礼在中央公园水榭举行。“三姐穿件浅豆沙色普通绸旗袍,沈二哥穿件蓝毛葛的夹袍,是大姐在上海为他们缝制的。客人大都是北方几个大学和文艺界朋友。”也许是因为不怎么讲究仪式,张充和的记忆里“没有主婚人、证婚人”,其实是由张兆和三叔张禹龄证婚,由胡适主婚。周作人写了副喜联:“倾取真奇境,会同爱丽思。”沈从文的表弟黄村生从厦门、大姐夫田真逸从张家口赶来,张兆和大姐元和、四妹充和、大弟宗和参加了婚礼。

  新居“小院落,有一枣一槐。正屋三间,有一厢,厢房便是沈二哥的书房兼客厅”,“新房中并无什么陈设,四壁空空,不像后来到处塞满书籍与瓷器漆器,也无一般新婚气象。只是两张床上各罩一锦缎百子图的罩单有点办喜事气氛,是梁思成、林徽因送的”。

  婚后“家中空气极好”,沈从文十月初向大哥描述道,“妈若见及弟等情形,必常作大笑不止,因弟自近年来处处皆显得如十三四岁时活跳,家中连唱带做,无事不快乐异常,诚意料不到之情形也。”几年前他就开始说自己“老了”,现在竟如十三四岁之少年,唉声叹气的习惯一变而为“连唱带做”,幸福的强烈程度及其对人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十一月中旬,沈从文又向大哥谈及家庭的日常生活:

  这里一切皆好,有时三个人一同过北海图书馆去,我在小房子,他们在大房子,看书到十二点时,又一同回家。且来回皆走路,不以为累。有时则我过杨家编书,他们在家看书,总而言之则是无日不看书,一时虽仿佛无多大成绩可言,久些则大有进步了。

  二

  (编者注:一九三四年一月,沈从文回凤凰探望母亲,并在短暂的行途中创作了《湘行书简》。)回北平后,沈从文即刻接续上《边城》的写作。《国闻周报》从一九三四年元旦起连载这部中篇,四期后中断;三月十二日恢复连载,四月二十三日载完。前后共载十一次。

  动笔时正在新婚后的幸福期,如此开篇: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小小院落中一槐一枣下,放一张红木小方桌。“一面让细碎阳光晒在纸上,一面也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所见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边黑脸长眉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良善式样。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完全排泄与弥补。”

  续写时母亲死去,非常悲伤。小说里的祖父死了,翠翠喜欢的人离乡远走,溪边的白塔倒塌了。四月中旬收尾作结,却并非全然伤感,反而转生出沉隐的力量:

  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青年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四月二十五日,《大公报·文艺副刊》刊出《〈边城〉题记》:

  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

  照目前风气说来,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种作品是极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前者表示“不落伍”,告给人中国不需要这类作品。后者“太担心落伍”,目前也不愿意读这类作品。这自然是真事。“落伍”是什么?一个有点理性的人,也许就永远无法明白,但多数人谁不害怕“落伍”?我有句话想说:“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这本书的出版,即或并不为领导多数的理论家与批评家所弃,被领导的多数读者又并不完全放弃它,但本书作者,却早已存心把这个“多数”放弃了。

  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他们真知道当前农村是什么,想知道过去农村有什么,他们必也愿意从这本书上同时还知道点世界一小角隅的农村与军人。我所写到的世界,即或在他们全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然而他们的宽容,他们向一本书去求取安慰与知识的热忱,却一定使他们能够把这本书很从容读下去的。……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三

  一九三六年沈从文发表《习作选集代序》,其中这样谈到《边城》:

  这作品原本近于一个小房子的设计,用料少,占地少,希望它既经济而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在这段解释的前面,有这样“指责”读者的话:“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那么,作者在作品背后隐藏的,到底是什么呢?

  许多年后,时代大转折迫在眉睫的一九四八年,沈从文为《边城》写《新题记》,只三百多字,叙及不同时期与这部作品相关的经历和事件,最后说:“二十年来生者多已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记忆中亦淡如烟雾,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

  一九四九年,他在《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中又说到《边城》:“不幸得很是直到二十四年,才有个刘西渭先生,能从《边城》和其他《三三》等短篇中,看出诗的抒情与年青生活心受伤后的痛楚,交织在文字与形式里,如何见出画面并音乐效果。”又说:“这个作品原来是那么情绪复杂背景鲜明中完成的。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以及音乐和图画吸入生命总量,形成的素朴激情,旋律和节度,都融汇而为一道长流,倾注入作品模式中,得到一回完全的铸造。”这就说得比较清楚了,原来这个美丽精致的作品里面,融汇了作者个人 “年青生活心受伤后的痛楚”,“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

  叙述得更清楚的,是同时期这一类文字里面的《一个人的自白》。自白谈到个人从小由于家道中落和体质孱弱等等而形成的内向型性格,等到年纪稍长,接触到的现实愈发可怕,“一面是生活屈辱,一面是环境可怕,唯一能救助我的,仅有一点旧小说,和乡村简单生活和自然景物,小小的农家水磨拜访,掘药,捉鸟,捕鱼,猎狐等等小事,冲淡了现实生活一面。这两者却同样影响到将来的生命或工作,这就是在我作品中对平静乡村人民生命的理解基础”。“也因此,在十年后作品中出现的一切乡下人,即或娼妓,品性无不十分善良,为的是我所见到的那个阶层,本来全是善良的。与外人的关系,甚至于近乎‘家庭’的。因为正需要家时,我已没有家,什么时候由军营走入一个乡村土娼家坐坐,怯怯的坐在一旁,看那些人做做家务事,或帮她们烧烧火,切切菜,在当时,对我正是一种如何安恬与舒适。我需要的也就只是那么一点点温暖,属于人情的本来。我得到可说已十分富饶,它把另外一种可怕生活完全冲淡了,调和了。这点印象既在生命成熟时保留下来,到后自然便占了我作品主要题旨,由《丈夫》、《边城》都可见出。里面自然浸润有悲哀,痛苦,在困难中的微笑,到处还有‘我’!但是一切都用和平掩盖了,因为这也有伤处。心身多方面的困苦与屈辱烙印,是去不掉的。如无从变为仇恨,必然是将伤痕包裹起来,用文字包裹起来,不许外露。”——原来《边城》这样的作品是包裹了伤痕的文字,是在困难中的微笑。“一切都在‘微笑’中担当下来了。……这微笑有生活全部屈辱痛苦的印记。有对生命或人生无比深刻的悲悯。有否定。有承认。有《旧约》中殉教者被净化后的眼泪。”

  “微笑”担当了什么?“微笑”背后不仅有一个人连续性的生活史,而且有一个人借助自然和人性、人情的力量来救助自己、纠正自己、发展自己的顽强的生命意志,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没有因屈辱而生长出狭隘的自私、仇恨和报复心,也是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支撑自己应对现实、挫折和伤痛,来成就自己“微笑”的文学。

  (《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张新颖/著,上海三联书店 2018年2月版)

网站编辑:穆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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