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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美学风范与新时代精神
发表时间:2018-03-14    来源:文艺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金 雅

  

  中华美学的诗性特质和诗意向度,历经千年的发展,有丰富的表述,相关概念、范畴、命题、内涵、旨趣等,也有具体的演化。但“趣”和“境”,作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美感向度,则一直具有鲜活的生命力。高趣至境,是中华艺术和人格代代传承的风范和标杆,在今天,也应与新时代的精神风尚相联系,着力充实发展其内涵,积极发挥其精神层面的导引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们的文化与学术,在这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充满活力富有生机的时代,既要不忘初心,又要变革创新;既要珍视自身优秀的传统和已经取得的成果,不能妄自菲薄,也需要直面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开拓前行,实现民族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彰显新时代精神的中华美学风范,引领当代艺术发展与生活实践,引领社会风尚与文化思潮,推动中西美学的互鉴和中西文化的对话。

  一

  中国古代没有“美学”的理论概念和自觉的学科体系,但中华文化有着泛审美泛艺术的特点,形成了尚美立美弘美的深厚传统,在世界文化与美学之林中独具特色。但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我们一度对西方美学资源过度崇信与依赖,简单搬用西方美学的原理、学说、方法、立场等,使得唯西方美学是瞻的状貌和民族美学虚无的心态滋长蔓衍,甚至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中西美学,各有自己的优长。西方经典美学以思辨性、逻辑性、理论性见长,注重认识的、实证的等科学客观的方法。中华传统美学则关注情感、诗性、价值等要素,注重体验、感悟、践行等主客合一的方法。西方经典美学以康德哲学的知情意三分为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石,它更关注的是美真的关联,关注外在的美的真理性。中华传统美学,是在泛审美的文化与哲学背景上的生成,有着浓郁的伦理情结,更关注美善的关联,关注美对人的意义。20世纪初以来,西方美学东渐,引入了真这个新维度。20世纪上半叶,中华美学发展进入第一个自觉的理论建设期和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峰期,涌现出一批迄今都堪称代表的美学大家,如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不仅引领了民族美学的现代风范,也产生了广泛的思想、文化、社会影响。这些大家广纳中西,融汇古今,关注现实,关怀民生,普遍主张真善美的三维关联,主张美对于人和人生的根本意义,主张超越纯艺术论的大美观。由此,初步奠定了中华美学的基本精神风范,包括以审美艺术人生统一的大美观、真善美贯通的美情观、物我有无出入交融的美境观等为代表的民族化美趣。中华美学的这种民族风范,具有突出的人文情怀、诗性情韵、现实精神、美育向度,体现了知情意行相统一的人生论美学品格,成为民族美学最具特色和价值的部分之一。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以西观中、以西论中、以西证中的立场与方法,使得我们对于自己的美学资源、历史传统、优秀精神,缺乏系统的整理与深入的提炼,中国古典美学与中国现代美学之间也缺乏有效的贯通与对话,或泥于以西学之法介绍西方美学,或简单以西学之法剪裁中国古典美学,其结果都导致对我们民族自己的美学精神和美学风范视而不见。

  中华美学风范,是中华美学精神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呈现,代有绵延传承,时有创化发展。今天,推动中华美学风范与新时代精神的深度交融,更好地发扬、丰富、提升、光大民族美学的时代风范,切实介入、指导、引领当代美学、美育、人生实践的发展,是民族美学在新时代面临的重要课题和实际问题,也是中华美学大有用武的价值所在。

  二

  新时代的中华美学,应弘扬审美艺术人生统一的大美风范,加强美学的现实关怀和实践导向。

  中华哲学以人生关怀为内核,富有浓郁的人生情韵,深刻影响了中华美学的精神风范。中华美学不尚以美论美的纯理论思辨,不以对美的问题的纯理论探究和美学理论体系的自我完善为最高目标,而是主张将美的理论贯穿于实践,强调审美活动、艺术活动与人的生命、生活、生存实践的合一,凸显了强烈的现实精神和突出的生存关怀。中华美学的视野是开阔的开放的。它直面广阔多彩的人生天地,涵融了人与自然、艺术、社会、自我之间创美审美的多维实践,在宇宙俯仰、时空纵横、物我交融、生命驰骋、艺术涵咏中绵展与深味。中华美学的概念命题往往不着美而言美,追求超越小艺术和纯(唯)美之阈限,崇尚审美品鉴、艺术品鉴、人生品鉴融汇的大美气象。“大艺术”“大词人”“大艺术家”“人生(生活)的艺术化”等概念命题,都是这种美学风范的体现,非常富有中华民族的特点,同时这些概念也有着深厚而普遍的人文底蕴,有着穿越时空的鲜活强劲的生命力。

  大美的风范,倡扬的是创美审美的实践主体不泥于自我小我之忧乐,不限于技巧形式之雕琢,逸出个人的小世界和艺术的小天地,关注现实,关怀民生,关爱天地万物,关切人类宇宙。人民情怀,民生关怀,都是新时代精神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华文化传统人文精神的新发展。人民大众的美好生活,不仅是指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基本人文素养的提升,精神世界的丰富,与自然的和谐,艺术化生活的普及等。中华美学的大美风范,在创美审美的视野、立场、方法、趣味、取向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引领意义。我们应该不断充实其新时代的新内涵,发挥其提升当代生活、人文精神、人格修养的独特价值。

  三

  新时代的中华美学,应光大真善美贯通的美情风范,突出美学的情怀担当。

  真善美相贯通,是中华美学与西方经典美学相区别的最为重要的理论内核之一。以康德为代表的知情意三分的经典理论美学范型,成为20世纪中国美学现代学科建设的理论基石,整整影响了中国美学近百年的主流形态。言即称康德,论即及无利害性,这在中国现当代美学界实非鲜见。由此,不仅导致了对民族美学的诸说、诸家、诸派所谓“功利主义”或“非功利主义”的简单划分与比附,也导致对民族美学的优秀精神视而不见,自卑虚无。事实上,中华美学在美论问题上,是很有见地和特点的,由此也形成了对真善美关系思考、论析、表达的独特风范。其中,非常突出而有价值的一点,就是主张真善美贯通的美情品格。美情的思想,在中华文化和美学中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国艺术和美学,与西方艺术和美学相比较,在重情与重理上,自古就是以情为尚的,情的分量明显偏重。所以,中国传统诗学自古就讲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中国古典艺术与美学,讲情是要以礼为规范的,所谓节情导欲。因此,中国古典艺术与美学中,也讲情理交融,这个理与西方式的科学理性之理不同,有着浓郁的伦理内涵。中国古典美学有个特别有名的命题,就是孔子讲的美善相济。中国古典美学的主流是以善为美的内核和前置条件的。中国现代美学从西方美学吸纳了真的命题和科学理性的研究方法。王国维第一个从现代学理意义上运用“美情”的概念,但主要是在康德的理性论的立场上。此后,梁启超、蔡元培、朱光潜、丰子恺等,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美情”这个词,但他们关于情趣(趣味)建构和情感(趣味)教育的命题,是对中华美情思想的重要推进。

  美情的意趣是中华美学独特而重要的精神风范,在理论上予以提炼建设,在实践中予以光大运用,在今天具有突出的意义。审美艺术,人生统一的大美风范,其核心的理论基石乃是真善美贯通的美情论。美情是与康德意义上的无利害的粹情(美)相区别的。后者的理论前提是思辨意义上的知情意三维的独立,由此也使得西方经典美学更多的是一种书斋中的美学,哲学的美学,思辨的美学,静观(心理)的美学。而中华美学的美情风范使其具有内在的实践意趣,知情意相贯通,以情蕴真涵善,践之于行,从而走向人自身的美化,走向生活的美化,走向实践的美学,美育的美学,人生论的美学。在艺术的层面,美情也与很多具体问题相关联,因为情始终是艺术的核心要素之一。当然,美情的理论与精神,其具体的展开,从当下来说,还很需要理论上的拓展、深化,也很需要在实践中的运用、自觉。对原生的日常情感予以加工、改造、提升、完善、传达、表现,养情、涵情、正情、炼情、提情、导情,都是创美审美实践中的美情之义,也是美情的具体指向。这对于提高艺术与生活实践的品格,提升人自身的情怀,直面当下种种所谓消解本质、悬搁价值的思潮冲击,建设新时代屹立于世界东方、彰显中国智慧的文化精神与社会风尚,均有着现实的针对性和深刻的理论意义。

  四

  新时代的中华美学,应拓展物我有无出入交融的诗性风范,体现民族美学追求高趣至境的张力向度。

  中华文化具有突出的诗性传统。它既不从纯粹思辨去寻求人生真理,也不向彼岸世界去寻求生命解脱;而是深深扎根于丰厚的生活土壤,又神往于高远超逸的情趣境界。中华文化倡扬天人合一、物我交融、有无相生、出入自由,崇尚道法自然、生而不有、身与物游、自在自得,从而构筑了既鲜活生动又高逸超拔的生命气象,内蕴着温暖的人生情怀和深邃的诗意情韵。这种深蕴内在张力的人间诗情,深刻影响了中华美学的精神风范,突出呈现为以高趣至境为重要象征的诗性美观,凸显了对物我有无出入关系的叩问与追求。中华美学的诗性美观,既非功利亦非出世,既不因超拔功利而否弃人间情味,也不因关怀生存而庸俗媚俗。它以创造与欣赏、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群体、有为与无为、有限与无限的诗性张力之构筑,确立了审美主体与实践主体合一的诗性命题,超越了用和非用的直接对峙,将以无为精神体味有为生活的诗性价值追求,化衍为生命和人生的终极意义,由此,不仅将创美审美的实践引向广阔的人生、绚烂的生命、多姿的生活,也将美的趣味和境界确立为人生超拔、生命升华、生活提升之引领,形成了高趣至境的价值向度。

  “趣”和“境”,是中华美学诗性风范的两个重要呈现维度。中国古典文论中,就有“趣”和“境”的运用。前者主要指艺术鉴赏时的主体美感取向,更多与作品的美感风格和主体的情趣指向相关联。后者主要指艺术形象的主客交融及其呈现的主体精神气象。两者都不是简单地从形式或技巧品鉴艺术之美,也不是把艺术中的诸元素分割开来作孤立的赏鉴,而是强调一种整体观,将作品与作者、客体与主体融为一体。由此,“趣”和“境”在中华传统美学中,也逸出了艺术的小天地,指向了涵育作者和作品的广阔生活,把作者和作品背后的人生,纳入了自己的视域,成为勾连美、艺术、生活的独特的民族美学范畴。20世纪,中国现代美学大家,如梁启超、朱光潜等,都尚“趣”,把“趣”和“味”“情”相联系,特别是与“情”的联系,有力推动了“趣”范畴的理论提升。王国维、宗白华等,则尚“境”,把“境”与“意”“界”相联系,特别是与“界”的联系,也推动了“境”范畴的理论提升。“情趣”和“境界”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美学两大核心范畴,展现了中华民族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对高趣至境的精神风范的诗意追求,一种超逸的人格风韵和超拔的生命姿态。中华美学的诗性特质和诗意向度,历经千年的发展,有丰富的表述,相关概念、范畴、命题、内涵、旨趣等,也有具体的演化。但“趣”和“境”,作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美感向度,则一直具有鲜活的生命力。高趣至境,是中华艺术和人格代代传承的风范和标杆,在今天,也应与新时代的精神风尚相联系,着力充实发展其内涵,积极发挥其精神层面的导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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