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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的私“志”
发表时间:2018-06-12    来源:北京日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作者: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 游宇明

 

  我喜欢读名人书信,这些书信里不仅有他们色彩斑斓的生活,更有其与众不同的性情与操守。

  1941年,著名作家、收藏家郑振铎致信重庆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信中这样写道:“森公在此,每事请益,获裨良多,至感愉快!几于无日不聚,聚无不长谈。奇书共赏,疑难共析,书林掌故,所获尤多,诚胜读十年书矣。惟近有一事,殊使弟深感不安。为弟之立场计,不敢不慎重声明素志。盖顷从某友许获悉森公曾去函尊处,述何先生意,欲按月付弟以若干报酬。此事殊骇听闻!弟事先毫不知情……弟束发读书,尚明义利之辨。一腔热血,爱国不敢后人。一岁以来,弟之所以呼号,废寝忘食以从事于抢救文物者,纯是一番为国效劳的心。若一谈及报酬,则前功尽弃,大类居功邀赏矣,万万非弟所能闻问也……国难未已,分金均宜爱惜,我辈书生至今尚得食国禄,感国恩已深,虽此间生活程度颇高,然量入为出,差足仰养俯育,更不宜乘机取利,肥自肥家。读书养气,所为何事!见利忘义,有类禽兽。良知未泯,国法具在,务恳吾公成全弟之私‘志’,感甚!感甚!”

  为了让大家明白此信的前因后果,这里将相关背景交代一下。日军攻陷上海后,大量文物特别是中国古典文献遭到毁坏,幸存下来的,又被日伪及美英驻华机构高价收购或强抢,大箱大箱运往海外。看到祖国的文献遭逢如此劫难,暂留上海的郑振铎心急如焚,他联合同样具有家国情怀的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即信里提及的“何先生”)、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等人,暗中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全力抢救珍本、善本图书,并争取到中央图书馆和中英文教基金会的拨款资助。“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一年时,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国学大师徐森玉(即信中说到的“森公”)受命从重庆前来上海,秘密参与对珍贵文献的甄别、验收、抢救。这些爱国人士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可观的。1940年12月23日,郑振铎、徐森玉、何炳松联名向中英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朱家骅、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汇报说:“本月廿日止,已得……善本书总约三千种,内宋密三十种,密藏孤本不少”。郑振铎“奔走最力”,使用的公款又全部用来购买图书,车船、联络等费用“从未动用公款一钱”,徐森玉与何炳松深受感动,他们建议重庆当局给予郑振铎适当补助。郑振铎寄给蒋复璁的信,就是针对徐、何的建议而写的。

  读完郑振铎的来信,蒋复璁非常钦敬,他深知身在沦陷区的郑振铎生存非常困难,温声劝他收下这笔并不丰厚的补助。郑振铎回信说:“书生报国,仅能收拾残余,已有惭于前后方人士的喋血杀敌者矣。若竟复以此自诩,而贸然居功取酬,尚能自称为‘人’乎?望吾公以‘人’视我,不提报酬之事,实为私幸”,再次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笔钱。

  世界上应该有两种财物,一是不义之财,一是合义之财。所谓不义之财,就是没有蕴含足够的血汗,不符合道德、法律的钱财,不当补助、贪污、受贿、敲诈、欺骗所得都属于此类。所谓合义之财,是指以个人诚实的劳动作为支撑,无损公平正义和世道人心的钱财,中央图书馆准备给予郑振铎的那笔补助就是这种类型。拒绝不义之财,多数人可以做到,毕竟拿了这样的钱,可能遭人白眼甚至受到社会的追究。谢绝合义之财,一般人很难做到。原因很简单:人生在世,处处都需要金钱,拿了合义之财,对我们的生活有帮助,又不会引发别人对我们的负面观感。正因为如此,一个人能像郑振铎一样拒绝合义之财也就成了一种别样的高度。

  如今我们所处的社会跟七十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国家不再受人欺凌,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然而,少数人的道德水准却降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他们身居高位,衣有品,食有鱼,居有屋,出有车,却仍然不满足,不仅对合义之财锱铢必较,甚至还要对不义之财肆无忌惮地伸手,贪腐金额动辄上亿元甚至十亿元,其品质不要说跟当年的郑振铎们相比有天壤之别,就是跟普通人比,也应该愧煞。

  郑振铎先生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走向另一个世界,但他写给蒋复璁的信却像一盏长明灯,照亮着后来者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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