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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血性”的“文化符号”
发表时间:2017-10-11    来源:中华读书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叶平

 

  读完陈歆耕的《剑魂箫韵:龚自珍传》,我脑子里首先跳出“血性”这个具有精神硬度的词语,接着眼前会交替出现三个人物,准确地说是三道炫目、凌厉的闪电:一个肌肉饱满、浑身通红、挥锤打铁的风雅硬汉;一个“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的酒鬼;还有一个是横眉冷眼、黑白两色的木刻肖像;一尾“飘忽、机智、慎独、阴性”的豹子。风雅硬汉是魏晋名士嵇康,贪杯的饮者是阮籍,木刻肖像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不必说,他们身上都有豹子般的“血性”气质,不同的是,豹子是单纯的血性之勇,他们则是精神高地的探路者。龚自珍无疑是他们的同道。

  我眼前还闪出一些熟悉的面孔,这些堪称“中国文化符号”的面孔,都与龚自珍颇有神似之处,或者说,从他们身上都能找到龚自珍的影子。比如行吟者屈原、隐者陶渊明、史圣司马迁、文豪苏轼等等。纵横比较之后,感觉龚自珍是这样一个人——在人格形象上取嵇康之刚,阮籍之柔而特立独行;诗文才情又融屈原之悲、陶潜之幽、司马迁之直、苏轼之豪而自成一家。

  仔细辨识,龚自珍的面貌和神态更像阮籍——“短矮精悍,两目炬炬,语言多滑稽,面常数日弗沐”(矮源《羽琌山民逸事》中所言)。“性不喜修饰,故衣残履,十年不更”似乎也不夸张。

  醉汉阮籍又是怎样?他留在人们视线里的总是一付无形的醉态,常常驾木车驱瘦马,载一坛酒、且饮且行,不知来处去途,走到无路可走时,号啕大哭,哭得尽兴,擦干眼泪再向另一条路走去。倒不是因为他的木车无路可走,而是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就是这样,大半生都在寻路,却总是无路可走。路遇友人摆酒相请,只管尽情酣饮,不谈时事。醉而无语,乃大智,大智若愚,乃大忍,大忍则无敌,无敌则无祸。在杀气弥漫,“天下名士去其半”的血风腥雨中,能被皇权恩宠得其善终,且不失名士之风,也只有阮籍一人。

  阮籍从骨子里说是个诗人,写得不多的诗却清透超脱。如果说他有做官的天才,秘诀只有八个字——“口不言事,自然高迈”。听上去很简单,却极少有人做到。

  龚自珍就做不到。他懂得“祸从口出”的至理名言,在乱世之时,说什么都不安全,可是什么都不说,又怎么会让人欣赏?金子深埋泥沙中,与泥沙有何两样?他虽与阮籍是同道人,但言行完全另类。他的外祖父段玉裁曾告诫他“做名臣不做名士”,他也是这样定位自己人生的,但命运没有成全他。段玉裁不幸而言中了,虽然龚自珍后来的儒家典籍研究《大誓答疑》被清代官方定为学术经典,但龚自珍还是没有在他外祖父弘扬光大的朴学路子走下去。他也没能步父亲后尘,在官场顺风顺水、大展宏图,相反,倒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桀骜不驯、不歌即哭的大名士。

  所谓名士,说得通俗点,就是不拘小节、放浪形骸的诗人习气,不同于学者的谨严,有别于官场的圆滑。任性使气,褒贬人物,目空一切,不拘小节。所有这些,都是龚自珍招牌式行为。这使他在嵇康冷暴力式的拒绝和阮籍装聋作哑的不合作之间,走出了一条狂傲自负、嬉笑怒骂皆在诗文的荒野小道。像一个流浪江湖的歌者,在闹市一角,放声高歌,不管场面大小,听众多寡,只管全神惯注地,用抒情诗唱出此时此刻内心的声音。一个吃皇粮、拿俸禄实录的官吏,内心没有大痛苦,没有足够的人格力量,是断然不会如此另类的。

  这样一个不识时务的狂人,人生自然不会顺达。时人送龚自珍一个外号“龚呆子”。其实,这个“呆子”就是说破“皇帝的新衣”的独醒之人——总是不去琢磨各种脸色和眼神,不知权衡个人得失,禁不住要对荒唐的朝政和官僚的不作为、乱作为发出警示和讥讽的言论。

  《剑魂箫韵:龚自珍传》的作者,以作家、批评家的双重身份,调动多年从事编辑、文化研究的积累和经验,进入那个特定的时代现场,进入主人公个体人生和文学世界,极尽可能地向读者呈现出一个血肉丰满的龚自珍。整个传记构思精致,结构严密,史料可信;写作上删繁就简、避轻就重,在浩繁的史料中,选取一些有趣的故事、新鲜的情节来解读龚自珍的诗文,通过与其有密切交往的师长、亲友,包括情人来还原龚自珍的精神风貌、内心痛苦和多面人生,用文化的视镜对传主的身世和命运研机析理,从而确立了近代思想先驱龚自珍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塑造了一个“血性”凛然的“文化符号”。从真实性和文学性两个层面,使作品得以成立,并以鲜明的个性,在众多传记文本中面目清晰可辨。

网站编辑:穆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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