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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永远的榜样》:伟人之间(节选)
发表时间:2018-03-05    来源:党建网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李洪峰著《周恩来——永远的榜样》 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八章伟人之间

  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才能发挥出来。任何伟人的产生都不是孤立的,有他的时代条件,有他的社会背景,有他的群众基础,有他的组织依托。而作为政治领袖,相互之间的友谊和合作是极端重要的。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伟大实践,造就了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伟大人物。纵观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生的合作,一个精通理论,一个善于实践;一个高瞻远瞩,一个宽容大度;一个意志如山,一个变通如神;一个博大精深,一个海纳百川;一个格局宏大,一个气质非凡;一个举重若轻,一个举轻若重。两个人半个世纪的合作,堪称完美。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周恩来最离不开的是毛泽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不会成为今天的周恩来;毛泽东最离不开的也是周恩来,没有周恩来,毛泽东也不会成为今天的毛泽东。他们的境界和格局、能力和智慧、风格和气质,相生相济,和谐互补,造就了党和国家领导力量中的控制机制和动力机制的有效结合,谱写了中国政治史上的辉煌篇章。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时,曾经讲过,古老的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的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列宁的这个评价,用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合作和友谊上,也是恰如其分的。

  周恩来同毛泽东的合作,堪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领袖之间合作的典范。这是造就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样的伟大人物的必要条件,也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范例。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民族解放、民主运动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这座顶天立地、正大庄严的历史丰碑,碑身正面是毛泽东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毛泽东的字,虎踞龙盘,雄风万古;碑身背面是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书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周恩来的字,奇逸秀隽,浑然天成。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字,主题一致,风格不同,纲举目张,相得益彰,成为周恩来同毛泽东天造地设般和谐互补关系的最好象征。

  毛泽东年长周恩来5岁,两人生于同一时代。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伟大实践、博大精深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修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深造诣,造就了他们根本的共同点。他们都是伟大的爱国者,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们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有着坚如磐石的钢铁信念;他们都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政治上高瞻远瞩、远见卓识,行动上脚踏实地、坚韧不拔;他们都是时代造就的伟大历史巨人,怀抱救国家于危难、救人民于水火的厚重责任感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崇高使命感,胸怀大如海,意志坚如山;等等。苏东坡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任弼时说,谚云:世界无难事,只畏有心人。有心之人,即立志之坚者也,志坚则不畏事之不成。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一个没有受到献身的热情所鼓舞的人,永远不会作出什么伟大的事情来。这些根本的共同点,是使他们走到一起、结合到一起的根本思想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

  但不同的出身、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革命经历又使他们养成了不同的气质和风格。比如,毛泽东浪漫,周恩来实际;毛泽东质朴率真,周恩来文雅机敏;毛泽东大气磅礴,周恩来细致入微。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幽默风趣,但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和历史典故了然于心,常常信手拈来,俯拾即是,常用讲笑话的方式说明问题;周恩来则对现实洞若观火,他更喜欢摆事实讲道理,条分缕析,逻辑严谨地阐明自己的见解。毛泽东会一时兴起断然采取行动,而稳健的周恩来在采取行动之前却总是深思熟虑、三温四复。

  周恩来和毛泽东虽然都是南方人,但南方人和南方人也是很不一样的。毛泽东出生于湖南韶山一个中等水平的农民家庭,少年时期的游学生活使他很熟悉中国农村,又养成了特别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他深知农民的力量和土地的价值。湖南人爱吃辣椒,毛泽东也不例外,他把吃辣椒当成一种挑战,“不辣不革命”。他从童年起就下地帮父亲干活,只能在家里点着油灯断断续续读一些书,后来才进入省会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以后他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他一生酷爱读书,手不释卷,主要靠自学而成为自学成才的最高典范。他一生只去过两次苏联,再没有离开过中国。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他的父亲是旧官吏,自己是家中的长子。他出生时,虽然家道已中落,但那样的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是重视的。周恩来由于家庭原因,少年时期就离家从南方到了北方,先后在沈阳、天津读过书,后来又到过日本、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欧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周恩来早年就受到外国的影响。在总理任上,他又多次出访,足迹遍布五大洲。有人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不同性格比喻成“湖南辣椒”和“绍兴黄酒”,是不无道理的。

  从两人的革命经历来说,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名望高于毛泽东,在社会上也是一位影响更大的共产党人。但是,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大浪淘沙”,使周恩来自觉而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领袖,只有他能使红军重整旗鼓、转危为安,他对毛主席的雄才大略深信不疑,心甘情愿以自己的才能辅佐毛泽东;而毛泽东则一生注重大处着眼,从来不屑于琐碎事务,经过长期考验,他也确信最复杂的问题只有交给周恩来才放心。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说:长征的另一发展,是毛泽东从周恩来身上找到最亲密的同事以及未来的政府总理。周恩来是个才华出众,有非凡魅力的人物,本能地保持中间立场,以便把组织维系在一起,而同时又聪明得很,从来不想当第一号人物,去和第一把手争夺宝座。他在中共中央当了48年政治局委员,这个打破了世界纪录。周恩来是世界上伟大的政府总理之一,对党和党的领袖赤胆忠心地工作。费正清的认识是中肯的、符合实际的。

  在我们党内,毛泽东和周恩来,谁也离不开谁。毛泽东最离不开的是周恩来,没有周恩来,毛泽东不会成为今天的毛泽东。周恩来最离不开的是毛泽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也不会成为今天的周恩来。毛泽东对周恩来得心应手,周恩来对毛泽东心领神会。他们之间虽然也有过波折、有过插曲,但这种肝胆相照、朴实真诚、和谐互补,堪称完美的合作关系,从来没有改变过,一直持续到他们相继走完人生里程。

  据黄火青回忆:长征中,打胜仗靠的是毛泽东的战略方针路线,周恩来则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忘我工作的精神,具体组织落实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保证了长征的胜利。解放战争中,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事实上成为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第一助手。

  据张清化回忆:周副主席在军事上是党中央、毛主席完全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军事组织者和指挥者。他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深得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和全军的拥戴。周副主席常常比其他同志都睡得更晚,起得更早。毛主席休息的时候,除了有特急电报,他总是不肯惊扰毛主席。他自己经常是睡上两三个小时,就会被秘书叫醒几次。前线发来的战况报告,如有新出现的情况和地名,他为了使毛主席能集中精力考虑战略决策,总是亲自加上注释,附上小图,再送给毛主席阅示。

  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很多是周恩来共同参与的。从陕北转战到河北的西柏坡,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的身份,协助毛泽东指挥了全国各个战场的解放战争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周恩来曾说过,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则说,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的战争。邓颖超说,恩来同志在陕北时实际上是总参谋长。许多作战方案,包括以后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了送给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请示谈好后,由他再来贯彻。

  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了解放战争的三大战略决战。从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人,基本歼灭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泽东是指挥三大战役的最高统帅。周恩来以代总参谋长身份任第一助手。许多重大决策是他们两人之间首先酝酿的,许多指挥文电是他们两人起草改定和签发的。三大战役是党中央集体领导的结晶,也是毛泽东、周恩来天作之合的结晶。

  周恩来在外交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科学技术工作等方面决策中的独特贡献,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在长时期的实践中,周恩来深深地认识到,毛泽东总是比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

  ······

  1960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一行视察长沙,工作之余,到江边散步。遥望橘子洲头,百舸争流,万帆竞发,毛泽东逸兴遄飞,口占一上联:“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此联动静相对,意境悠远,三个断句,两处“顶真”,“洲”和“舟”又是谐音,应对难度极大。毛泽东对身边的周恩来说:“恩来,我一时江郎才尽,请你来个锦上添花如何?”周恩来才思敏捷,熟谙地理,了解长沙,竟于瞬间思得佳句:“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天心阁系长沙市内一景,与橘子洲相对。既工整又流畅,整个对联浑然一体,两位伟人相对而笑。

  毛泽东历来主张实事求是,多谋善断,他又总能在关键时刻,及时抓住关键性问题,果断决策,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富有远见的。毛泽东在党内的崇高威望,从根本上说源于实践。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崇敬是发自内心的,来自于他对中国革命的深知深解,对毛泽东的深知深解。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着重专门阐述并号召全国青年学习毛泽东。他说:中国人民的大革命已经走向全国胜利,我们青年要加紧参加建设新中国的事业。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领我们前进。30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我们这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口号也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我们决心举着这面旗帜前进。

  1945年9月,毛泽东为争取抗战后实现国内和平,亲自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周恩来等的协助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斗争,终于签署了《双十协定》,毛泽东于10月11日乘飞机回延安。毛泽东来重庆时,是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陪同的。在毛泽东要返回前,赫尔利准备奉命回国,蒋介石又把张治中派去甘肃省当省主席。周恩来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去找赫尔利,一见面就严肃地对他说:“大使先生,你把我们的主席接出来了,你就必须把毛主席再送回延安。你现在想走,这是不行的,你这个时候走,将失信于天下人!”接着他又去找张治中,情绪激动地对张治中说:“文白兄,你不能失信于天下人,你不把主席送回延安,我们坚决不答应!”后来,周恩来又去见蒋介石,态度坚决强硬地同他交涉,并机智地提出,请张治中亲自护送毛主席回延安,然后再从延安乘飞机去兰州。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和政治影响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要求。就这样,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安全返回延安。

  在重庆谈判的40多天里,周恩来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毛泽东的安全,对每一件细小的事情都作了周密的安排。在延安上飞机前,周恩来派警卫人员登机检查毛泽东的座位和安全带。上飞机后,他趁毛泽东向欢送的人们挥手告别的时候,又亲自检查了一遍。并且还特别向随行的警卫人员交代:“到重庆后,要机警,要细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毛主席的安全,不能有任何一点疏忽。”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时候,戴了一顶浅灰色的太阳盔帽子。这也是周恩来建议毛泽东戴的。因为这顶帽子跟军帽相比,与谈判的气氛比较和谐,表示出对和平的诚意。同时又象征着对革命先驱孙中山的一种敬意,孙中山先生就经常戴着这样一顶太阳盔帽子。

  到重庆后,周恩来和毛泽东曾在林森公馆住了一夜。林森是国民党政府前主席。一到那里,周恩来就特别交代警卫人员仔细检查住宅及其周围的安全。警卫人员检查完毕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怕年轻人大意,不放心,自己又亲自仔细检查。除主要地方外,连床上床下,枕头被褥都看,在椅子上坐一坐,然后才让毛泽东进去。住下后,周恩来又叮嘱警卫人员房间不要亮着灯一直工作到天明。第二天,周恩来和毛泽东搬到了位于化龙桥红岩村十三号的八路军办事处。一切安排妥当后,他还要在毛泽东的床上坐一坐,看是不是摇晃,有没有声响。红岩村十三号是一幢不大的三层楼房,它位于重庆城郊嘉陵江畔的一个红土坡上。它的公开名称是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人们简称为“八路军办事处”。毛泽东住在这里,离市区较远,接见各界朋友不太方便。张治中主动提出把他在市区曾家岩的公馆“桂园”腾出来,给毛泽东使用。在重庆期间,桂园就成为毛泽东在市内的办公地点。每天早上8点左右,毛泽东从红岩村乘车到这里办公和会客。下午6点左右再从桂园乘车回红岩休息。每次毛泽东外出,周恩来总是亲自陪同,坐在一辆车里。

  在整个重庆谈判的40多天中,周恩来白天协助毛泽东处理繁重的工作,晚上,他继续召开会议,检查和布置第二天的工作,认真仔细地安排毛泽东的日程。他对主席的关心爱护,比警卫人员做得还细致,甚至连毛泽东喜欢吃红烧肉和炒辣子都反复交代。毛泽东在重庆应酬很多,但他不能喝酒,一杯酒下肚,就满脸通红。在宴会上,人们都争着向他敬酒,周恩来怕他的健康受影响,总是替毛泽东喝光那一杯又一杯盛情难却的酒。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尽管谈判紧张,社会活动频繁,但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和照料下连一次小感冒都没有患过,始终保持着良好的身体状态和旺盛的精力。

网站编辑:穆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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