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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推动中国文学理论“走出去”:“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发表时间:2019-02-13    来源:光明日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不论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德国的海德格尔、本雅明,法国的萨特、福柯、德里达,以至苏联的普洛普、巴赫金,提起这些鼎鼎大名的西方学者,中国文学界早就耳熟能详,不仅对他们的文学理论有了很多深入研究,就是用他们的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作品,也已是司空见惯。

  然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米歇尔·艾斯巴涅却从另一个角度进行着观察:在欧洲,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研究,没有走出过专业汉学家的小圈子,对欧洲文学研究的影响甚微。

  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对欧洲文学毫无借鉴价值吗?显然不是。如果将中国传统文学核心概念系统介绍到欧洲,会是什么效果?由此,艾斯巴涅提出了中国、欧洲学者联合编写《中欧批评理论辞典》的设想。日前,“字与词:跨文化视野中的中西文艺概念与术语”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举办,《中欧批评理论辞典》的编纂由此开启。

  1.“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最晚到20世纪初,中国便开始学习西方理论。近几十年来,更是加快了引进的速度。而在欧洲,除了汉学家以外,还把‘中国’局限在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空间里。”艾斯巴涅把王国维视作一个典型的案例。

  “19世纪中,德意志之哲学界有二大伟人焉,曰叔本华,曰尼采。二人者,以旷世之文才,鼓吹其学说也同;其说之风靡一世,而毁誉各半也同……”1904年,王国维写出了这篇《叔本华与尼采》。在此前后,他还有多篇介绍康德、叔本华、尼采的文章问世。但王国维的文学理论代表作《人间词话》,并没有在欧洲引起注意。在艾斯巴涅看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对汉语独有的一些概念进行了集中阐述,其中“境界”“隔”“不隔”等概念都可以启发学者重新看待欧洲诗歌。

  对艾斯巴涅来说,南朝学者刘勰撰写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包含着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无疑更具吸引力。

  “尽管《文心雕龙》的概念和欧洲批评理论体系中的概念不完全相同,也并非陌生到没有任何应用的空间。”艾斯巴涅认为,虽然《文心雕龙》的写作背景是1000多年前的古代中国,但很多观点有助于解读欧洲的文学作品,其对文学与社会、政治关系的阐释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当然,《文心雕龙》的很多篇章,比如第一篇《原道》、第三篇《宗经》,都和中国历史紧密相连,难以迅速找到适用于欧洲文学史的具体领域。不过,终有一天,这些概念中的大部分都会走出国门,变成可供全世界学者使用的工具。”这正应了钱钟书的那句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除了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专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骆冬青特别看重中国传统语言学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借鉴意义。

  “传统的中国语言学研究被称为‘小学’,包括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训诂学与柏拉图的词源学传统相近;音韵学是受外来影响,于魏晋南北朝时发展起来的;与西方语言学区别最大的,是文字学。”骆冬青认为,中国文学理论概念的生成土壤是具有图像性的汉字,而西方文学理论产生于拼音文字,通过中西语言学的比较研究,或许能为彼此的文学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小学’这一中国独有的语言学传统,实在是一门重要的、极其根本的学问。中西文化的不同,理应从这个根本处着眼。”

  2.不只为了缩小“逆差”

  陈寅恪有一句反复被人征引的名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从这个意义上讲,编纂一部《中欧批评理论辞典》,就不仅仅是撰写数十个乃至数百个词条,而是意味着需要花费编写数十部乃至上百部文化史的功夫。

  许多中国学者意识到,这部辞典的编纂,其意义既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缩小中西文化交流的“逆差”,让外国学者更好地读懂中国、理解中国,也是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一次彻底、全面的重读。

  什么是“美”?什么是“象”?什么是“兴”?什么是“道”?什么是“经”?与西方纷繁复杂的文学风格、理论流派相比,这些中国概念,我们似乎已经非常熟悉、无须多言了,而当学者们重新审视这些词语时,一切又显得不那么简单了。

  关于“美”,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甘也。从羊从大。”宋代学者徐铉对此的解释是:“羊大则美,故从大。”有学者认为,这说明“美”源自味觉体验。还有学者提出“美”字取象于图腾巫术扮演仪式以及“美”为“人头戴羽饰”等说法。

  通过对考古资料、传统文献等进行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建平修正了“人头戴羽饰”说,得出新的结论:“美”取象于装饰起来的人。

  “把‘美’字看成是像人头戴冠、笄等头饰似乎证据更充分一些。”高建平查阅了殷墟发掘资料,没有发现明显的羽饰的痕迹,“也许是年代久远未保存下遗迹来。不过既然没有证据,那就不好硬说。历史上,汉民族用羽毛做头饰的情况很少。元代蒙古武将插羽饰,到了明代作元人戏剧剧本插图,特地在帽子上画一雉尾,以表示是异族人。”

  高建平指出,“美”字取象于人戴有头饰,并不等于说古人认为美就是戴有头饰,“可以想见,一个人皮肤白皙、眼睛明亮、口鼻大小位置适宜,以及颈饰、腕饰、腰饰、服饰等等,是很难用文字笔画来表现的。最易表现的当然是头饰。因此,用笔画来表现头饰,实际上是以此来代表盛装的、美丽的人。”

  骆冬青对“象”的分析,更具哲学意味。《说文解字》对“象”字本义的解读非常明确:“长鼻牙,南越大兽,三年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它就是我们熟悉的大象。然而,在汉语里除了动物的大象,“象”字又常常与“意象”“象征”“形象”以及“大象无形”“象外之象”“境生象外”等词语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概念。

  “‘形’是确定的、感性丰富如图画、如容貌的完成体,而‘象’则有其不确定性。‘形象’二字合成一个词,则包含着复杂的含义。与‘形’‘象’相关的,还有‘图’‘画’‘文’‘书’‘写’等字,这些字都与‘象’或隐或显地相关,从中可以判断‘象’在中国文化中的‘默会含义’。”骆冬青说,“字,可以拆解、分析。但综合的‘象’,实在是不可分析的。”

  经过一番追根溯源,抽丝剥茧,一个个汉语字词的演变脉络逐渐清晰起来。骆冬青介绍,编纂《中欧批评理论辞典》,就是要选出像“美”“象”这样一些中国文学理论的独特概念、术语,与欧洲文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并列在一起,使中国与欧洲学界实现真正的沟通与联系,并且相互阐发、丰富和影响。

  目前,中国、欧洲均已有多位人文领域的重要学者参与到该辞典的编纂之中。

  (光明日报记者 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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