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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把春光磨铁砚——读《罗荣渠文集之四 北大岁月》
发表时间:2017-11-10    来源:文汇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罗荣渠与学生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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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正华

    罗荣渠先生一贯重视史学的社会意义,认为“通”比“专”更有价值,因而不愿为自己专长的美洲史、中美关系史所拘,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世界历史重大理论课题的综合研究上,计划在一定时期以后,再把研究所获用于探索中国与西方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

    今年8月29日(农历八月初三)是先师罗荣渠教授90周年冥寿。先生在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刻入读西南联大历史社会系,在新中国建立的凯歌声中从北大史学系毕业,怀抱满腔热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愿望走上工作岗位,却不料半生坎坷。然而,先生仍负重前行,矢志不移于其道,学术上成就斐然,自成一家。1996年,先生因积劳成疾,突发心肌梗塞辞世,享年69岁。

    69岁的年龄,在古人是年近古稀,在今天则还是盛年。从罗先生留下的著作,特别是他最后十年近于火山喷发的大量著述可以看到,先生的学术思想已经成熟、完整,且独树一帜。如果再给他哪怕只是十年的学术生命,以他的勤奋和写作速度,别说每月一文(这是他1996年年初给自己的规定),就是双月一文、每季一文,其成就也可以跟更老一辈的文史大师比肩了。先生的突然去世,何止是史学界的巨大损失!聊可告慰的是,他的一系列不恤成说或发凡起例之作,如关于拉丁美洲史、关于美洲发现(为什么没有中国哥伦布)、关于中美人民友好交往、关于殖民主义史研究、关于对二次大战的再认识,他研究世界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理论方法和基本观点,特别是他一再阐发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已经普惠学林,正在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他在多年以前发出的“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如黄钟大吕,至今鸣响在人们耳畔。

    20多年过去了,先生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先生的著作更是长置学生案头。同时也有两个疑问常常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其一,上世纪20年代前后出生的一代学人,为什么没有像更早一代那样,形成众星灿烂彪炳史册的学术群体?

    其二,毫无疑问,成功的学者必须具备“才”和“学”,而且还需勤奋。读书时的罗荣渠已经被同学们不约而同地认定为同辈中的佼佼者,称赞他“天资聪慧,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多才多艺”(杨祖陶:《昆明 沙滩 燕园—莫逆之交五十载》)。在北大,罗老师的文字功夫是大家公认的,授课和演讲也极受欢迎。为文为师之外,他还能诗能书能画,大字行草笔力劲健而又圆转连绵、飘逸自如。他还是不错的男中音,不止一次登台放歌。用郝斌老师(1980年代曾任北大副校长)的话说,“他何止才学过人,简直是才气磅礴,才情纵横!”(郝斌:《“牛棚”内外忆老罗》)在历史系,罗老师的勤奋有目共睹。做过他的学生的人都记得怎样被他催着读书,也都亲领过他的身教。从他那里借来的中、外文书刊,几乎每一本都被他用红笔划得密密麻麻。他身后留下的牛皮纸文件袋堆积如小山,里面装满了他整理使用过的各种文献资料。

    当然,同时代人中也不乏像他那样天资聪明而且勤奋工作的人。但他们中许多人没有留下多少思想产品,带着遗憾默默地走了,像罗先生这样多年后仍然影响巨大的,其实为数不多。罗老师的学术成就,除了靠才华、才学,还有什么因素,甚至是更重要的、决定命运的东西在起作用?

    反复阅读收录了他日记和书信的《北大岁月》,答案渐渐清晰:那就是他过人的胆识,正因为有这样大智大勇的胆识,所以他能够锲而不舍地追求,即使身处逆境,也能不惧艰难,不畏人言,奋然前行。

    胆识,分开来是有胆有识,合起来是一种人生的气概和境界。青年时期的罗荣渠也有多次勇敢行动,如冒着危险投身“一二·一”运动(果然被特务殴打致伤),但他的主要精力始终用在追求学问上,风雨如晦而此志不移。他从罗尔纲所著《太平天国史纲》联想到做史家之不易。“所谓才、学、识,自然不能缺一,而且历史写作对于文学修养也是顶需要的;至于具有卓越的超时代眼光,更需要有不世之才了。”(《北大岁月》第54页,以下引本书只注页码)他首先关注中学,同时也致力于西学,为此在英、德、法、日等多种外语的学习上都狠下了些功夫。他阅读马克思、恩格斯、杜兰(Will Durant)、萧伯纳等人的著作,关注古今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对斯宾诺莎、对R.H.托尼关于现代社会弊病的论述等等,都表现出特别的兴趣。

    日记显示他大学时期就勇于质疑,读书绝不盲从。例如:

    借到一本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绪论写得很好。近来读到好几本近代史,都不太满意。(50页)

    读《尚书》,他比较孔氏传和蔡沈集传两种本子,既肯定蔡沈纠正孔安国的失误,又批评蔡全是从理学家而非史家的观点出发:

    蔡沈云“数纣也傲,学者无憾”,简直是一副奴隶的样子;所谓“学者”也者,竟至如此,实觉可怜!可怜!(48、58页)

    他对先秦思想特别是儒道两家的认识:

    诸子百家,大抵都是“圣人君子”们“躬行之余”的记录而已,其实并没有什么神奇处,所以颜习斋痛斥这些书的奴才。鸿儒以降,徒子徒孙们造反,孔子也被称“王”(素王)了。这是不为孔门争气,以后更是江河日下了。

    (老子)这套哲学无可否认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有人味的哲学。但是,……这个世界根本是一个傻子推动历史的世界,……所以我们敬慕那些真的聪明人(自然有好些只是假聪明而已),但是我们更热爱那些伟大的傻子。(51、52页)

    读《北大岁月》,我特别注意到他在日记里大段摘抄《新民说》“论进取冒险”一节,日记也多处表达了对梁任公的敬佩之情,一再惋惜其早逝;还有他给自己立下的“戒律”:“从今后不写无病呻吟、抄袭剽窃、摇旗呐喊的世界上无此不少的文章。”(70页)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隐隐看到一个具有强烈批判精神、涉猎广泛而又有独特见识的未来史学家的身影。尽管他此时还只是年龄不满20岁的大学低年级学生。他在日记里记录了当时阅读的部分中外文图书书目,许多至今仍是文史学者的必读书。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其数量之大,真让晚辈读书人如我者汗颜!

    大学时期的罗荣渠思想活跃。起初,他想以历史为工具研究哲学,不久后又曾着力于中西交通史、历史研究方法论;他写过《古代琉球问题之总清算》;计划利用假期写作《历史科学的价值批判》和《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比较》等三篇文章;曾经设想撰写《再疑录》,探讨比较悲观与悲剧、偶像与信仰、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自由与平等、中国古代“易道”与西洋辩证法、史学目的论与情景论等问题。他还有志于撰写一部学生运动史和一部历史哲学,最后,在向达先生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时期中西文化之初度冲突》。前面那些计划、设想看似庞杂,其实都没有离开他的志业历史学或历史社会学,反映出他初出夔门就勇于尝试、勇于进取。不难想象,能够做出这些计划,不仅需要在上课之余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需要多么敏锐的眼光和多么远大的志向!

    1949年夏,罗先生满怀“新中国前途一定乐观,新中国一定有办法”(470页)的信心和希望走上工作岗位。他主动要求并最后被指定负责带队前往哈尔滨外专,跟从延安来的老师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俄语,显然是察觉到中苏交流会越来越频繁。他想要为此做贡献。在此后不久的镇反运动中,他因为不能跟被错杀的“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而受到严厉批判,从那时起,他多次被审查,一次次被迫自查,几个弟弟纷纷落难,许多亲友断绝来往。这使他身心备受煎熬。正如他早年在给朋友的信中所说,“一个人可以忍受仇敌的攻击,却受不了亲友的责备。”(310页)“文革”中,据同被关进“牛棚”的郝斌老师回忆,即使在极端的困境下,他仍然认认真真做人做事,不打小报告,不操随机应变保存自己之术,对同“牛棚”难友从没有半点伤害。一旦境遇稍为好转,他又马上表现出乐观外向的性格:“走着走着,鼻子里竟哼出了歌……时间过去三十余年,我眼前还时时浮现出这个情景。”回忆里还谈到,从劳动改造地回到北京后,某一天他竟然翻箱倒柜,拿出张大千、徐悲鸿、谢稚柳(皆为他父亲的生前好友)的扇面、花鸟和父亲的书画作品给他看。这些在当时,保存已经极有风险,何况拿出来展示!1973年底,又一场以“反右倾回潮”为名的政治运动突袭而来,先生被定为历史系第一个批斗对象。残酷的打击几乎将他置于人生绝境。两年以后,先生仍未脱离困境,但他已经决计反抗,“考虑再三,决定不写检查”;“不能检查,……等我跳出来,我则根本不动。”(571页)

    罗先生的过人胆识,主要还是表现在学术思想上的见解和追求。还是1975年,当评《水浒》、批“投降派”的闹剧轰轰烈烈登场的时候,他已经尖锐地指出,“当前评论《水浒》的文章,没有一篇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按指农民起义为何失败)讲清楚,甚至根本回避这个关键问题,这是科学研究中极不正常的现象。”(574页)他对当时国内的思想状况有超出常人的认识。他一贯重视史学的社会意义,认为“通”比“专”更有价值,因而不愿为自己专长的美洲史、中美关系史所拘,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世界历史重大理论课题的综合研究上,计划在一定时期以后,再把研究所获用于探索中国与西方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他决心为此“倾毕生之力”,“成败利钝,非能逆睹,就置之度外了”;“马克思说过:‘为世界工作’;鲁迅说过:‘我们总要争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人。’这就是我自己在今后的学术生活中的座右铭”(608页)。

    1977年后,他的人生处境发生根本转变。父亲的冤案昭雪,母亲的地主成分改划,他自己所受批判也被平反,审查结论被推倒,并以新晋副教授身份当选校、系学术委员会委员。作为一个研究世界史的学者,他终于能跨出国门行走世界。这使他更加坚定“打通”的决心:“今后我所要从事的,不是一般的历史研究工作,即考证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真伪,而是要通观世界历史的全局,继承马恩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所开创的事业。”(625页)对此他一次次以诗、词言志——他回顾年轻时曾经“独把春光磨铁砚”;他现在更有信心“乘风觅险峰”;他还要“横游绝壑探幽奥”,而“羞将华发换闲情”(631,677,686,717页)。这些诗句,既是他豪情壮志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也是他半个世纪“北大岁月”不懈奋斗的真实写照。

    看到这里,对于后来先生致力于开创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和探索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当初,几乎没有人能理解他的这项工作。当时的历史系领导回忆,“曾经不止一次劝他放弃这个计划”。“当他提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时,我也曾警告他不要冒这个风险。”这是善意的劝阻。

    实际上,罗先生倾力研究现代化问题,不仅仅是出于史学家对凿通中外历史的责任心,还跟他对现实社会发展的深切关怀、跟他对中国与世界发展趋势的思虑判断密切相关。1990年代初他多次给旅居海外的女儿写信,反复讲到:“中国正处在一场真正的深刻革命之中。这大概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决定性大变革之开始,其势迅不可挡”。“(中国变革的)总趋势是好的,完全没有悲观的必要。要说悲观,世界的前景倒是令人悲观。现代化带来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与发展性危机,恐怕将日益增长”。(744,747页)在他看来,既然“现代化”是关乎中国和全人类命运的历史和现实进程,史学家自然不能置身事外或视而不见,对它进行记录和理论探讨是理所当然的事。

    然而,现代化研究确实从一开始就一直处在新时期史学论争的风口浪尖上。有人在“核心”刊物发表权威性述评文章,提出要对以“现代化”为现代史主线“理所当然”地予以否定;还有人著文点名批判《现代化新论》,强加给它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来访的外国学者也有对现代化研究不以为然者。一贯视“现代化”为反苏理论的苏联学者不用说了。笔者参与接待的一位西方教授就曾当面告诉我,现代化已经过时,不该再谈论它,还指点我一定要找来反现代化的论著仔细看看。他们不明白现代化在发展中国家方兴未艾。即使早期西方的现代化,作为一段历史进程也应纳入史家的视野。只有认真研究它才有资格批评它、超越它。对于现代化研究的价值、工作之艰巨和风险,罗老师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深知开拓之难,对各种非议早有思想准备”(717页)。他1990年致信二弟荣泉先生,说到自己“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非常艰苦,……我不准备苟活,就要冒一点风险”(724页)。他在复老友杨祖陶教授夫妇的书信里写道:“拙书(指《现代化新论》)之完成完全是在风口浪尖之作,盛世之危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祖师爷司马迁当年有言:‘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书成是福是祸,早置之度外。”(746页)这是何等的气魄!回过头来想想,难道一个有担当的史学家不应以继承司马迁为己任吗?时至今日,现代化研究已成显学,罗先生也被公推为中国内地学者研究现代化理论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开创者。他的世界现代化三次浪潮说、百年中国四种趋势说、东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密切关系说、“现代化”作为一段有始有终的历史过程说,等等,皆为不刊之论。然而,确定新研究方向和建立新理论体系时,他找不到人交流思想。他的心一定火热,却又是寂寞的。然则所有成一家之言者,当初不都是寂寞的吗?学林正需要这种既勇于开拓创新又能耐得住寂寞的人。别说是学者,即使是工匠,一天到晚热热闹闹的人,肯定做不出好东西来。

    从罗老师的《北大岁月》以及他的更多不见于文字的所作所为,我们还能看到:正所谓“功夫在诗外”,罗先生的胆识以及他工作的勤奋,恐怕还更多体现在论文著作之外的学术活动上,而这些大多不为人所知。他赤手空拳组建“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这个后来享誉国内外的“机构”,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经费、没有编制、开会和堆放图书资料只能借用教研室的“三无”虚体,更没有秘书或助理。除了让研究生帮忙管理一下图书借阅,其他事都是他亲力而为。年过半百的他还要自己脚蹬单车,从中关村到几十里以外的白家庄去选购外文图书。办理有关中外学术交流、研讨会申报、科研项目经费申请表格填写等各种繁杂手续,也需他亲手写、亲自跑。主编《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他亲自组稿,给外地撰稿人写一封封书信,提出修改建议甚至一遍遍帮作者修改文稿。主办大型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和小规模专题讨论会也都是这样。他以独到的眼光回顾20世纪上半叶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四次大论争,组织人手收集整理散见于各处的文献资料,编成厚厚的一本文集《从西化到现代化》。该书已有多种版本,受惠者及于海内外学界。他在国内最早察觉西方学者关于全球通史和现代世界体系的研究成果对于开拓和发展新时期中国史学和整个社会科学的意义,为此而邀请沃勒斯坦等一批史学家、社会学家前来讲学,并在事前要他的研究生分工研读他们的著作,以便讨论对话。笔者关于殖民主义长波理论的读书札记就是这样产生的。为了扩大影响,他还组织了专题研讨班,吸收校内外青年学人参加。他们中不少人后来成为知名的学者。他亲自组织翻译了《全球分裂》和多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后一种书今日已经风行全国,当初却没有出版商愿意接受。耽搁多年后好不容易求到一家出版社,前两次印刷还是尽量保守,生怕印多了卖不掉。

    尽管时时关注改革进程,关注校内外局势的变化,如他在60岁生日抒怀诗中所言,“文锥痛砭匡时弊,独胆横陈逆耳言”。但他没有稍停自己的专业研究工作。收入《罗荣渠文集》前三卷的大量论文,都是在1980年代写出的。他一再嘱咐他指导的硕、博研究生,术业要有专攻;作为史学从业者,应该老老实实扎扎实实做好历史学研究,做好现代化与现代发展基础理论和各国现代化模式、现代化道路的比较研究,不可荒废学业,不可舍己所长,急功近利。他自己曾谢绝了来自各方的此类邀约。他自己不为一时的风潮所左右,同时谆谆教导自己的学生甘于寂寞,耐心坐好史学的冷板凳。他在生活上处处关心体贴学生,但在学业上从来不讲情面,严格要求近于苛刻。我等一众及门弟子,甚至选过他的课的大学本科同学,对此都有切身体会。他真是一个肝胆照人的纯粹学者,一个真正的、可以大写的中国学人!(作者为香港珠海学院中文系暨文史所教授)

网站编辑:穆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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