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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学军:我看塘约和《塘约道路》
发表时间:2016-12-14    来源:党建网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六月十九日,我在太湖的一个小岛上接到王宏甲从贵州安顺打来的电话,第一次知道了塘约。关于这个村庄的事情,宏甲只是讲了一个线条很粗的轮廓,却让我感觉到了一种很久没有过的兴奋。

  四十二天后,我读到了《塘约道路》初稿,约三万字,精神再一次被鼓舞。那个刚刚脱贫、在我的意识中相当偏远的山村,那个带领村民重新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的农村党支部书记,那些在家乡的土地上再次看到了生活出路的妇女、老人,以及揣着新希望从天南地北赶回家乡的老少男女……都在我的头脑里活跃起来。

  宏甲约我去塘约看看。八月初,坐在开往贵州高原的火车上,我的心情很特别——有一点激动,仿佛是要去拜访一个少年时代的梦想;还有些不安,是害怕失望吗?

  途中有父子二人上车,一问,知道是农民工。他们一行六人(一个湖北人,五个来自江苏徐州),年龄从二十几岁到五十几岁不等。六个人都是建筑工,从一个什么地方“转场”去贵阳。问了问他们打工的情况,我有意识地讲到了塘约,他们很有兴趣听。然后我问,假如在你们家乡,这么干,行不行?

  “弄不成。”他们的回答相当干脆,“人心都散了。干部私心重,光顾自己,哪儿有这么好的带头人呢!”

  对于这种回答,我也不觉得意外。我本人出生在农村,从记事起,父亲就是村党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被打倒,两三年后又“站出来工作”。直到我十八岁离开家乡去当兵,父亲仍然是村党支部书记,是一个在我们县里有些名气的“老支书”。我的很多亲人一直生活在农村,我在新华社工作期间当过两年农村记者……农村始终是我的根。不管我后来在什么地方,自身是一种什么样的处境,中国农村每一次惊天动地的变化,都是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对新中国农村的过去与现在,至少,我不陌生。

  事有凑巧,恰恰在最近这两年,我花了一点精力,搜集、阅读1949年前后从土改到互助组、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历史资料。配合这种兴趣,我还相当用心地重读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以及他那部饱受争议的《金光大道》,还看了网上找得到的相关老电影《三里湾》《李双双》……现在想来,这很像是在为我今天认识塘约预作功课。

  村寨被雨水洗刷得干干净净。在塘约村本部,我看到了很好的道路、很好的广场、看上去很好很新的村民住宅,以及一些人家停在门前空地上的小汽车、大汽车……我确实很难相信,仅仅两年前,这里还是一个二级贫困村,一个“空壳村”。

  我努力让自己展开想象——在漆黑的夜里呼啸而至的大洪水,被毁坏的房屋、田地、道路……瓢泼大雨中凄凉的呼喊,妇女孩子惶恐的哭声……自救和互救……村干部紧张、疲惫、忙乱的身影……然而这些,都只能是想象。只有被刻意保留下来的几栋简陋、破败的小房子,还能让我实实在在地看到塘约两年前的模样,那是它留给今天和未来的一个见证。

  组织起来的力量,真的这么大吗?

  我知道宏甲最早给这本小书起的名字叫《重建家园》。在灾后一贫如洗的废墟上,塘约的确得到了很好的重建。虽然他们只是刚刚走出贫困,远远说不上富裕,村里积累起来的一两百万元集体资金,可能还比不上一个个体小老板银行账上的余额,但是,说这个村庄已经焕然一新,一点都不夸张。那些在外地打工被召唤回来的男女村民,一定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白,自己的家园在哪里。

  不过,“重建家园”显然是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性的标题。需要重建的岂止是广大的乡村,岂止是道路、房舍。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理想……世道人心、公序良俗、民主法制……哪一个不需要重建?

  没有这种重建,我们可能就不知道自己的家园在哪里,找不到回家的路。

  在我的家乡,自从生产队解体,村党支部办公的地方就变得冷冷清清,一冷清就是几十年。两年前,塘约也是这样。

  可是今天,在塘约村委楼里出出进进的村民——他们的言谈举止,他们与村干部之间的对话,他们的建议与批评——都让我相信,这里是他们真心认可的“统帅部”,是他们全部生活的一个支撑点,一个依靠。

  宏甲深情地写道:“农民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

  刚刚摆脱贫困的塘约,的确已呈现出一种令人振奋的气象。这种气象不仅仅表现在村容村貌和农民的生活生计迅速得到改善,更表现在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表现为村风民风的健康清新。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一种主人翁的心态。他们以这种心态从事不同的劳动,关心村里、社里的集体事务,不拿一分钱也踊跃参与筑路、修桥、拓宽河道;同时相当用心地对所有的干部和党员行使自己的监督权、评价权、“罢免”权。比较很多地方的农民,他们拥有更多、更实际的民主权利。

  乡村是需要民主的。我不敢说塘约村民已经实现了当家作主,但我相信,这正是塘约道路最重要的目标和方向。要是真能实现中国农民当家作主的愿望,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壮丽景象!

  在亲眼看到了塘约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这些事情之后,我给这个村庄的党总支书、小我十五岁的左文学敬了一个礼,表面上像是开玩笑,内心里则十分庄重、真诚。

  我在安顺待了十天,跟着宏甲不止一次见了村、镇、区、市四级党的书记。还接触了不少机关干部和其他领导干部。扶贫帮困,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急迫感,那种真心实意,是假装不出来的;我想我还有这个判断力。

  跟周建琨书记的接触、交谈,还给了我一个相当深的印象——对于农民的脱贫,他和市长都不是简单地当作上级交下来的一个工作任务来完成,而是试图帮助农民找到一条长远的、靠得住的出路;给当地的农村、农业,找一条长远的、靠得住的出路。

  我不断地受教育、被感动。在心底不断滋长的温暖和尊敬,我自己都能感觉得到。

  宏甲正在撰写《孔子大传》,他放下了手里很重要的写作任务来写这个村庄正在跋涉的道路。这期间他还接受了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长征》的电视总撰稿任务,他仍然挤出时间飞到贵州补充采访,继续写这个村庄……他自己解释说:“看到了,不敢不写。”

  我可能比很多人都更理解宏甲一定要写这个的原因。少年、青年时代八年的插队生活,使他了解了农村,建立了对农民的感情。因此,许多年前,他就多次对我讲到,不了解中国的农村,就不能说了解中国。如果农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城市建得再漂亮,也不能说国家强大。

  最初,他到安顺是给当地干部讲“人民观”的,却在无意中看到了塘约,看到了,就放不下了。在安顺的那些日子,我看到他一次次与各级领导、各有关部门的领导,以及机关干部座谈、交流,一次次追着问人家:你们怎么看?这个有希望吗?能推广吗?要是推广,阻力在哪里?……这已经不是一个作家在采访,在写文章。他是在工作,在为改革开放几十年后的中国贫困农民寻找道路,寻找那种能让人们活下去,活得更好、更有尊严、更有希望的东西。

  不止一位当地干部说,他们是在与“王老师”讨论、交流之后,才真正认识了塘约。

  我熟悉宏甲的每一部著作。这篇《塘约道路》,宏甲修改过很多遍,每一稿都给我看过,和我讨论过。有一次我们甚至通过微信视频讨论了一个通宵。在这个过程中,我一再感觉到,他确实不只是在写一个文学作品,他是在做这样一项工作——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把塘约呈现出来。要是有更多的贫困乡村从这里得到启发,组织起来,把前途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太好了!因此与他从前的作品相比较,《塘约道路》的语言更朴素,更直接,更诚恳。我于是理解了,什么叫“豪华落尽见真淳”。

  2016年10月12日

网站编辑:穆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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