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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风善恶,根在用人——《群书治要》中的用人之道
发表时间:2013-08-12    来源:理论网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刘余莉

 

    《群书治要》将用人的重要性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治乱安危,皆由任人

    《毛诗》讲道:“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任用贤德、有能力之人是周室中兴的一个重要原因。《汉书》讲道:“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这是总结历史发展得出的一个经验教训。《典语》也讲道:“夫世之治乱,国之安危,非由他也。”社会治理得好坏,不是由其他什么原因所导致的,而关键是在用人的好坏。“俊乂在官,则治道清;奸佞干政,则祸乱作。”如果君主喜欢有才华、有德行的人,且贤能的人在领导的位置上,国家政治就会清明。如果君主喜欢逢迎巴结的人,且邪恶之人干预朝政,则祸乱不可避免。

    《墨子》提到,一般人对于治理国家、任贤使能并不重视。有个很形象的比喻:现在的王公大臣都想使他的国家富裕、人口增多;希望法令能够合理有序运转,但却不懂得尚贤使能。从这里可得出结论:士、君子只明于小术,而不明于大道。为什么这么说呢?

    假如现在的王公贵族,有一牛马不会杀,他一定会找个好的屠夫来屠宰牛羊;如果有套衣服不会裁制,他也一定会找好的裁缝来缝制;如果有一匹病马不能医治,也一定会找好的兽医来医治;如果有张破弓不能张开,也一定会找好的工匠来修补。虽然身边有骨肉至亲、无缘无故富贵起来的人和相貌俊美的人,但知道他们根本没有这个技能,他也一定不会让他们去做这些事,因为担心他们败坏自己的财物。

    由此可见,这些王公贵族对于这些事尚知道尚贤使能,但对于治理国家,却不任用贤能。真正治理国家政务时,王公贵族就不假思索地举荐、任用他的骨肉至亲,无缘无故富贵起来的人和面貌姣好的人。可见,王公贵族亲爱他的国家还不如亲爱坏弓、病马、衣服、牛羊此类财物。所以说,天下的士大夫、君子都是明于小术,而不明于大道的。这个比喻形象恰当,说明我们对于一般的财物都知道去爱护,但对于治理天下,却不是如此,都是任用自己的亲人,长得漂亮的人和富贵的人。

    《说苑》也说,没有恒常安定的国家,也没有恒常得以治理的百姓。如果得到贤德的人,国家就会安昌;失去贤德的人,国家就会危亡。从古至今无不如此。

    史书记载有魏文侯的一个故事。魏文侯非常重视贤才,每次路过段干木所居住的巷子门口时,一定会站起身来,扶着车前的横木对他表示敬意。他的仆人问:“君主您为什么要起身扶着这个车厢前的横木,来表示敬意呢?”魏文侯说:“这不是段干木所居住的巷子吗?段干木是一个贤德的人,我怎敢不对他伏轼致敬呢?而且段干木这个人是因为有德行而荣光,我只不过是因为土地广阔而荣光。段干木富有的是道义,而我富有的不过是财富。土地不如德行,财富不如道义,我应该任用这个人。”

    后来,魏文侯给了段干木百万的薪禄,而且经常去向他请教治国的道理。魏国的人知道后,都非常欢喜。没过多久,秦国想兴兵攻打魏国。司马唐且听到后,就劝谏秦国的君主说:“段干木是个贤德之士,而魏文侯对他礼遇有加,天下人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这时还不该去攻打魏国。”秦君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就按兵不动,不去攻打魏国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能够重用贤德的人,让天下人都为之叹服,不敢轻易对他有所企图。《孟子》提到,一个人一定是先侮辱了自己,然后才被别人侮辱;一个家庭一定是先自己毁灭了自己,才让别人看到这个家庭有机可乘;一个国家一定是自己内部先起了纷乱,别的国家看到这个国家不团结,才会打它的主意。所以,一个国家如果内部团结一致,特别是任用贤德的人,使上下都有公心,不自私自利,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别的国家也不敢对它另有企图。古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潜夫论》也说,国家为什么会乱?怎么能够判断出国家将要混乱呢?关键是看这个国家是否重视贤德的人。为什么有的国君重视贤德的人,有的国君不重视贤德的人?不重视贤德的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君喜欢财货。《六韬》上说,如果在上位的国君喜欢财货,群臣都喜欢获得利益;贤德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自私自利,欲望对他都没有诱惑。贤德的人一旦不被国君重用,就隐居起来。这个国家,因为没有兴起好的教导——伦理道德的教育,结果人的自私自利的心都生起来,国家的祸乱也就到来了。

    史书中还记载着一个典故。秦国要去讨伐楚国,先派使者去看一看楚国有什么宝器。楚王听到后,就把令尹子西召过来。问他:“秦国要观一观我们国家的宝器,我们国家的和氏璧、隋侯珠是不是可以拿出来给他们看呢?”令尹子西回答说:“我不知道。”楚王又召昭奚恤,询问他这件事。昭奚恤回答:“秦国想看一看我国政治的得失而别有企图。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宝器在于贤德的臣子,像珍珠、玉器等玩好之物,不是国家最宝贵的东西。”楚王听他回答得很有道理,就派昭奚恤来应对这件事。

    昭奚恤在东面设立一个高台,在南面建了四个高台,在西面建一个高台。等秦国的使者来时,昭奚恤对他说,您是我们国家的客人,请到东面的上位就座。令尹子西坐在南面的高台上,太宗子敖、叶公子高、司马子反依次坐在南面。昭奚恤自己坐在西面的高台上,对秦国的使者说:“你想看一看我们国家的宝器。楚国的宝器是贤德的臣子。能够治理百姓,充实仓库,使百姓各得其所,有令尹子西在这里;手里拿着珪璧出使诸侯,能够化解彼此之间的仇怨,结交两国之间的友谊,使彼此没有战争的忧患,有太宗子敖在这里;能够保卫国土、谨守边疆、不侵犯邻国,邻国也不能够侵犯我们国家,有叶公子高在这里;治理军队,整修军器装备抵御强敌,手里拿着战鼓激励百万民众,他所任用的人都可以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有司马子反在这里;缅怀先王霸业所成就的这些经验教训,能够吸取治理动乱的经验,有我昭奚恤在这里,请您尽情地观看吧。”秦国的使者听后,非常惊惧,无言以对。回去就向秦君禀告说:“楚国有很多贤德的臣子,这时出兵打它,还不是时候。”结果,秦国就没有去征伐楚国。

    可见,历史上贤明的君主都是以贤臣为宝,而不是以珍珠、宝玉为宝,因此国家得以安定。如果在位的人喜欢珍珠、宝玉这些财富,结果会怎么样呢?《孟子》讲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从上面的领导者到下面的老百姓,都去争相获取利益,这个国家就处于危险之中。《盐铁论》对这件事也做了一个评论:“隋和,世之名宝也,而不能安危存亡。”隋侯珠,虽然是世间最名贵的宝物,但是它有什么用呢?不能够使危亡的国家得以安存。所以,“故喻德示威,唯贤臣良相,不在戎马珍怪也”。你要显示自己的威德,只有靠贤臣良相,而不是这些珍禽、异兽、珠宝,等等。因此,圣王以贤臣为宝,不以珠玉为宝。

    二、民风善恶,根在用人

    《后汉书》讲道:“务进仁贤,以任时政,不过数人,则风俗自化矣。”一定要进举贤德的人,让他们来处理朝政。如果真正贤德的人在位,不过几个人,社会风俗自然能够得到转化,社会风气也会由恶变善。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有道德学问的皇帝把儒释道三家的大德选为国师,自己跟着国师学习,对国师礼遇有加。因为儒释道的大德们都能够身体力行,而皇帝又对他如此恭敬,通过“上行则下效”,整个社会就兴起了追求道德,爱好仁义的风气。因此,如果我们能够选拔那些德才兼备、对传统美德有认知的人,每天在中央电视台、地方电视台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相信不过两三年,社会就会更加和谐。

    广东一个县的电视台每天都选择最佳时段,在新闻联播前播放一小时蔡老师的“《细讲<弟子规>》 幸福人生讲座”,很受欢迎。不孝敬父母、兄弟争讼的人有所减少,离婚率也下降了。有一次,因为某种原因没有按时播放这个节目,出乎预料,有很多老百姓纷纷打电话到电视台咨询其中原因。这说明多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美德,有助于人们分辨是非善恶,从而做到扬善抑恶,达到一正压百邪的效果。所以说社会风气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任用的人是否贤德。

    《文子》指出了国家不任用贤德之人的原因。“上多欲则下多诈,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不治其本,而救之于末,无以异于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 自康乾盛世直至慈禧专政的历史恰反映出贤德的人得不到重用的原因。康乾盛世时,有请儒释道的大德到宫廷里讲经的传统。皇帝带着群臣、妃嫔一起学习,结果上下思想高度一致,连自私自利的心都不会萌发。但慈禧太后当政后,她每天听讲经,总感觉这些大德在讲她,她就废弃了宫廷讲经的传统。此后,再无人讲圣贤文化,进行圣贤教育,于是自私自利的心又开始生起。最后,西方列强看到中国有机可乘,就挑起鸦片战争。

    因此,领导者之所以不能任用贤德的人,没有兴起教化的原因是他自己欲望太多。自己欲望太多,就不愿意听圣贤教诲。因为听后他也做不到。他知道民众学后,就能分辨是非善恶,如果民主选举,也不会投自己的票,所以他不任用贤德的人,唯恐民众明了一切。

    《文子》说,社会上层的人欲望很多,底层百姓就会兴起欺诈之风;上面的法令非常地繁多,而且经常没有条理,下面的百姓就不安定;上面的人有很多欲求,下面的人就会交相争夺利益。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只在枝叶上解决问题,就如同是想止住水,却开凿河渠;想要救火,却往火里放木柴一样的道理。

    这就告诉我们,要想任用贤德的人,必须有圣王出现。《文子》提到:“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人经,非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刑措而不用,礼义修而任贤德也。”圣明的君主在世,他会把他喜好的和厌恶的明确地宣告天下,让人们有正确的行为规范;通过非议、称誉来引导舆论;通过亲近、进用贤德之人,鄙视并罢退不肖之徒来治理国家。刑罚虽已颁布,却能放置不用。礼仪、道德都可建立起来并重用贤德之人。也就是说,如果有贤德的君主出现,而且能够重用贤德之人,兴起伦理教化之风,那么,社会风气要转好也不是一件难事。

网站编辑:穆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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