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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一粒种子,一片收获
发表时间:2013-08-08    来源:中华读书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张爱民 

 

    一个工作了20多年的编辑,认识的作者、编辑的图书,如同老农积年播下的种子收获的稻谷,自然不可胜数,不可能一一深深记忆;但是,经慧眼识出从一开始就看准的作者,一辈子都会难以忘怀,也会一直记挂在心上。那是1997年春,我研究生毕业来出版社三四年,恰逢出版社借余秋雨《文化苦旅》大卖正在策划文化大散文书系之际,忝列人数不多、规模不大的出版社编辑之中,理应效力。那段时间,刚搬到淮海中路新址的上海图书馆是我每天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与一般读者不同的是,我在集中精力,广泛浏览各种报刊,专注寻找深具历史文化底蕴、最适合写作能够突破传统散文文体的作者。扫兴,扫兴,再扫兴。心灰意冷之时,随手翻阅的一本不为人注意的《大地》杂志(1997年第4期)上的一篇文章深深吸引了我的目光:《文天祥千秋祭》(卞毓方)。敢写这类大题材、大人物的作者,绝非凡人!洋洋洒洒,有点像文学剧,有点像小说,笔随气走,气随势转,采用了散文化的语言、评传体式截取人物某段历史来表现其伟大人格及崇高品行。很显然,写法独特,似传记,更是散文。这是“破了体”的大散文。

    再读下去,《文天祥千秋祭》文白嵌合,气韵生动,富有气势。主要着墨于文天祥被捕后的情形,通过他所遭遇到的攻心之术的诱降、物质生活的折磨以及他自己的志向思想行为。作品不仅仅在选择和陈述着文天祥被捕前后的客观事实本身,还以一个现时代的“我”去想象、理解、评说700多年前的古人,对文天祥的崇仰、敬重、对其意义价值的认识,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字里行间。作品还以文天祥的诗歌为线索,用文学性的想象和电影技法来塑造这一传主形象。多样化手法的巧妙运用,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文天祥最后的生命情形,鲜明地突出了文天祥的历史意义及其对现代人的启示。“写散文最重要的是高度。这比如我们走路和乘飞机,一个同样的事物,走路的时候看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乘飞机的时候俯瞰,平素高大的建筑物就成了火柴盒,雄峻的山峦也成了海上的“漂浮物”,人呢,这时却成了蚂蚁。因此,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文章有了气势仅仅是一个方面,要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广博的知识容量,才能耐看耐读。”卞毓方有次和朋友这样说道。一个地域,一个界别,要有一个标杆。有了标杆,才能静下心来,苦其心智,就有可能不断突破人的自身局限性。正是出版社的约稿,也是《十月》名刊的连载,更在于卞毓方洒脱而严谨,温和而倔强,三四年的“惨淡经营”(季羡林语),于是出现了有关毛泽东、陈独秀、胡适、鲁迅、张謇、郑成功等一系列名篇。2000年初,当卞毓方捧交给我《长歌当啸》书稿时,在其后记里我读到:“破了体的“千秋祭”,一直得不到青睐,她在多家刊物的编辑部转来转去,始终转不上版面。”“始终转不上版面”的苦恼,做编辑的都明白:一是作者当时的名气还不大,至多只能是个“散文新秀”,尽管已年届五十;二是这种文体篇幅较长,动辄七八千字,惜版面如金的大刊、大报,怎么能“大方”地予以刊载呢?尽管他是个资深的媒体人。原来,我看到的那篇雄文当初竟然为“发表”犯了不少愁。珍品总归会迎来无数的赏者。后来,“大气又悲壮”的《文天祥千秋祭》被选入多种语文必修教材,《长歌当啸》中的其他篇目被选入教材或者进入高考试卷不在少数。贾平凹在《读卞毓方散文》中也说:“卞家散文常常在文中揭示我们人生和人性中的困惑的东西,隐秘的东西,使作品有了另外的维度,实在是难能可贵。”一本书,一粒种子,一片收获。

网站编辑:穆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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