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anner1-1.png
  • banner1-4.png
  • banner1-5.png
1.jpg
当前位置: 党建网首页 > 今天你读书了吗 > 图书推荐 > 书评
江城琐记——吴官正随笔集《闲来笔潭》
发表时间:2013-08-01    来源:北青网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吴官正

 

  1968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武汉市葛店化工厂工作,到1986年调任江西省省长,在武汉前后18年半,从一个普通的技术员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亲历了上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四十多年过去了,经历的许多事情逐渐淡忘,回想起来,脑中浮现的只是一些星星点点的记忆。

 

  工厂时光

  1968年4月下旬,我到葛店化工厂报到。工厂在武汉远郊,长江南岸,靠近鄂州,离市中心二十多公里。葛店化工厂生产烧碱、农药、电石、氯化苯、盐酸等产品,有几千人。我被分到维修车间仪表组,这个组一共才十几个人。厂里仪表很落后,没有自动控制系统。当时还在搞“文化大革命”,厂里乱哄哄的。我不参加“文革”活动,一心搞调查、看书。心想,生产总要恢复,仪表和自动化装置必不可少,今后还是有大量工作可做的。

  这年下半年,我找到分管技术的革委会副主任才大勇,要求拨些钱给我们搞生产过程的测量和控制。他说:“你搞出点儿名堂给我看看,再考虑给钱的事。”我在锅炉车间,看到操作工24小时眼睛盯着水位计,手不停地动给水阀,就想搞一套水位控制系统,既可以省掉操作工,又可以确保锅炉的安全。这样,我就开始自学DDZ-1型自动化装置,并设计测量及控制系统,但有一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一天中午睡觉时,在梦中想通了,我立即跑到车间,把一条线添上,这个三冲量复杂的控制系统,就从理论上打通了。水位、给水量和蒸汽流量的比例关系,通过计算和调试也解决了。经过几个月的设计、安装、调试,终于成功了,受到工人和厂领导的好评。在开始投入运行的过程中,我和蒋伯雄同学经常跟班。以后几年,在生产过程测量和控制方面,我与同志们一起解决了十多个技术上的难题,得到了当时化工部的肯定,还在厂里开了现场会。在葛化,我由技术员干到车间主任、厂党委委员,后来又担任了分管技术的厂革委会副主任,共在这里工作了八年。其间,许多人从不同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有些人成为我终生的朋友。

 

  “月光族”市长

  在市科委任副主任兼科协副主席时,我的月工资是72元,爱人的工资是38元,一家七口靠这点工资过日子,还要接济一些老家的亲戚,手头拮据得很。酷热的夏天我们也从没买过一个西瓜吃。市科委行政处有个小张,看到我儿子穿着旧衣服,背着破书包上学,而我长年穿着那几件褪了色的布衣,脚上穿解放鞋,十分感叹:“真没想到吴主任这么穷!”有年夏天,他给机关买西瓜,车过家门口,抱了两个给我的孩子们吃。看着孩子们高兴,我很感动,孩子们把西瓜吃了,剩下的西瓜皮,爱人用它做菜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全家总忘不了他这个情。

  1983年3月,我当了市长,家里还是很穷。爱人当时在学校教书,总是等下班回家时,到菜场去买便宜的菜。下午五点后去菜场,一角钱可以扒一堆,吃不完就用绳子挂在阳台上吹干做咸菜。我家的门从不上锁,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偷的东西,懒得防盗。

  用现在年轻人时髦的话说,我们那时是货真价实的“月光族”。夫妻俩的工资几乎每月都花光,一般在月末买一次肉吃。当时许多东西计划供应,发了不少票证,我家的票因缺钱总是用不完。爱人到店里去买制革厂从猪皮上刮下来的油炒菜。为了节约,儿子读书的灯是15瓦的,因此小孩眼睛高度近视,想到这事我至今仍感内疚。

  当时,孩子们很想看电视,又没钱买,于是凑钱买零部件,自己动手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虽质量不好,图像声音不稳,但总算有了一件“像样”的家电。这台电视机至今还放在老家,也算是一件“古董”吧。家里人一提起它就发笑。

  当市长后,我每天早晨骑自行车上班,在路边早点摊上买三两热干面吃,一年到头,几乎天天如此,所以有人背后叫我“热干面”、“三两”。我知道后笑一笑说:“热干面好,便宜,大众化,这个绰号不错。”

 

  “一行服一行,麻糍果里沾砂糖”

  有一天,我骑车到路边吃热干面时,右手中指被排队的一位男子碰伤了。手指一天天痛起来,实在难忍,只好到医院去看医生。一个年近五十岁的女医生看了后说:“要打麻药,把指甲拔了。”我说:“好。”她打了麻药,不到三分钟,就拔指甲,我大叫:“太痛了!”她声色俱厉地说:“不是打了麻药吗?怎么会痛?”还用眼睛狠狠地瞪着我。我的指甲血流不止,她用纱布简单地包扎了一下。过了些时间,手指才开始不痛了,我心想大概麻药刚开始发挥作用。女医生催着我:“走吧,我们忙。”那时,真是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岳母住院做手术,我早上五点多骑自行车去了医院。门口值班的是位女同志,硬是不让我进去。我央求说:“麻烦您让我进去看一眼,五分钟就出来,吃过早饭还要开会。”她对我这个又黑又瘦、说话又难懂的“外乡人”很是看不起,干脆不理睬。我一再恳求,也不起作用。这时周围有人认识我,说:“让他进去吧,他是市长。”她头也不抬地说:“莫骗人,市长是这个样子?”那几个人坚持打抱不平,她只好放我进去。出来后,她说:“市长,我确实不认识您,态度不好,请不要告诉我的领导。”我礼貌地对她说:“谢谢,打扰了。”离开医院,我边走边想,她态度不好,我当市长的也有责任。

  记得刚当市长不久,一大早我骑自行车查看完民众乐园场馆,返回政府机关途中,天突然下起大雨,我没带雨具,便躲进街旁的一家药店避雨。没想到,店里的售货员见我其貌不扬,黑不溜秋,一副乡下人打扮,硬是把我从店里赶了出来。我没有分辩,走在雨中,一阵心痛:没有善良和宽容,武汉能成为一个开放型、国际型的大都市吗?后来,还有好几次,我在不同的地方遭遇过类似的“礼遇”。那段时间,外地来客对武汉的服务态度也颇有微词,我感到压力很大。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城市,如此形象,何以面对世人!武汉市的服务工作没抓好,我这个当市长的挨骂也活该。这也让我下决心整治窗口行业的服务态度。我把自己在武汉港十五码头的“遭遇”,通过媒体曝光,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由此展开了一场全市人民参与的大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各行各业服务态度的整改和服务质量的提高,改善了武汉市的形象。

  这年7月,我牙根发炎,不停流脓流血,到医院治疗,不见好转,心里很着急。一天晚上,找到市委医务室,向值班的同志说明了病情,一个30岁出头的女护士热情地说:“可能是缺核黄素,你多服几粒试试。”我想,这个药多吃也不会死人,就一次吃了20粒,一连吃了几次,果然不到两天就好了。这真是“一行服一行,麻糍果里沾砂糖”。

 

  武汉的菜篮子

  上世纪80年代初,武汉的城市人口就有近400万,居民吃菜问题是历任市长的心病。“淡则断,旺则烂”,农民不高兴,市民不满意。我当了市长,这同样是一个摆在面前的难题。记得1983年3月全国人代会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我应邀参加,他说:“要改革,不然武汉是活鱼变死鱼,死鱼变臭鱼。”我说:“不会的。”

 

网站编辑:穆菁
>>
思想理论
>>
党建论坛
>>
党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