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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新:人类新型文明的中国探索
发表时间:2017-03-16    来源:解放日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马克思曾明确提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作为一个佐证,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还要多得多的生产力。这一举世公认的成就也呈现了现代文明的典型特征:有史以来最为繁华丰裕的物质生活。

  立足于人类历史的宏大视野,可以发现,现代文明的确立及其开展,与资本上升为社会生活之主导原则的历史性变局有着关联,毋宁说资本原则乃是现代文明赖以形成和发展须臾不可失却的物质支柱。资本原则不可阻挡地渗透到现代社会日常生活建制之中,为现代生活营造着始终处在活动状态的动因,让现代社会充满了活力。

  然而,正如很多思想家所洞察到的,现代社会生活的现象实情是进步与颓废并存,现代文明蕴涵着自身难以克服的悖论。马克思独具匠心地挑明,现代这个“文明时代”犯了一个相反的错误,“它使人的对象性本质作为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同人分离”。

  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皆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对象性本质”作为人之为人的基本配置,蕴涵着人的创造性冲动,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力量之源。它本来并不神秘,也不是停留在美妙文字所编织的话语世界之中,而是通过人的“对象性的活动”所创设的“对象性形式”表现出来。“对象性形式”是经常变化的,与“对象性本质”并不总是保持一致或同步,适当的差距则是两者之间关联的常态。

  然而,在资本降临世间之后的“文明时代”,这种差距却演变为“对象性形式”对于“对象性本质”的背离,以至于生活世界到处充斥着“对象性本质的异化”。究其原因,全在于以资本为原则导向的现代生活,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式。现代社会建构了“人的独立性”,即“自由”和“平等”,但“人的独立性”是在“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活动中形成的,毫无例外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又倚靠这一基础而发展,并在服务这个基础中与之结成了巩固的“同谋”关系。也就是说,以资本原则为导向的现代文明,制造了人的片面发展,把人锻造为“物性”的人,包含着自身摆脱不了的局限性。也因此,社会生活变革势在必行。

  真正说来,现代生活变革的核心,一定是社会生活之根本原则的变更,也就是资本原则让位于劳动原则。如果说现代文明培育“人的独立性”,实质上是“以物为本”,那么,以劳动原则为导向的社会生活,一定属于超越现代文明的新型文明,实则弘扬“以人为本”。毛泽东曾经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及其成就证明,中国有条件、有能力为探索人类新型文明作出贡献。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所以,以劳动原则为社会生活导向的新型文明,毫无例外需要面对资本与劳动在现实生活中相互作用这一现实。

  着眼于参照现代文明的困境,新型文明要真正践行“以人为本”的要求,首先就要推动劳动转化为自主的活动,促进劳动活力的充分迸发,实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达到劳动对于资本的引领。这是因为,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构成人的本质以及人的现实存在。就此而言,当下中国社会所倡行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正是贯彻以人为本的典范,是人类探索更美好社会制度的一种可贵的尝试。这对于人类开启新型的文明,是值得期待的。(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点评人:陈新汉

  (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

  马克思把“人体解剖”理解为社会自我批判,并且说社会历史“很少并在特定条件下才能进行自我批判”。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正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自我批判”。

  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社会转型远远没有完成。从社会自我批判的角度来审视,社会转型带来高速发展所积累的深层问题也在不断显露:其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远没有完善。其二,反腐任务依然巨大。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中,既存在着与自然经济社会形态联系的“权力拜物教”,又存在着与商品经济社会形态联系的“货币拜物教”。二者相互作用,于是产生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斗争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反腐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其三,社会存在贫富分化。

  对于这三大社会现象,“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社会自我批判必须在已有的基础上深化,以解决社会深层的结构问题。从2014年到2015年,习近平多次阐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战略思想,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是作为全面完成十八大提出的任务而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提出来的,也是“什么叫社会主义”的社会自我批判深化的必然。

  从社会自我批判的角度来审视,必须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把扶贫开发作为当前亟待解决的任务,必须把国强与民富共进作为目标;“全面深化改革”,要把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作为核心,要制定权力清单,用负面清单来放开市场,用正面清单来管住政府,使市场经济真正成为规则经济;“全面依法治国”,要把处理好党与法治的关系作为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防止权力僭越法律;“全面从严治党”,在当前尤其要依靠健全法规制度来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在“四个全面”实施过程中,还要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做到习近平所说的,“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通过创新制度安排,“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责任编辑:翁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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