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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第27期 抵近经典作品的精神世界
    发表时间:2018-07-03 来源:学习活页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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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绍振

      一般读者对于文学经典,光凭直觉也能欣赏玩味,但是直觉并不一定可靠,修养不足造成误读,不仅在一般读者,就是专家也在所难免。近日,对于杜牧的《山行》诗,就有专家解曰:中国诗人对时令的转换很是敏感,秋气萧森,遂引发诗人“悲秋”之感。其实,“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明明是说秋天的枫叶比春天的花还要鲜艳,哪里有什么悲凉之感?这不是悲秋,而是颂秋。为什么专家对明摆在眼前的颂秋视而不见?因为人的心理不是一张白纸,并不像美国行为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对外界一切信息刺激皆有反应。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指出,只有与主体心理图式相应者才能同化而有所反应。我国悲秋诗歌母题源远流长,学养不足者,容易以为这就是一切。其实,古典诗歌中颂秋亦有经典之作,如刘禹锡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可惜,这种误读还比较普遍,如有老师讲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一开头,便在秋下加一心,是为“愁”,说是“逢秋即愁”,实际上这只是汉字构成初期的历史痕迹,至于论断《天净沙·秋思》乃中国古典诗歌写秋最佳者,则更是无视古代诗话家几乎一致认同杜甫《秋兴》八首乃唐诗七律“压卷”之作的事实。

      并不全面甚或粗浅的积累,会形成某种强制同化模式,导致自我蒙蔽。还可举一例,即对木兰诗的解读。有专家出于英雄的现成观念,乃论断木兰英勇善战。有专家还考证,北方兄弟民族,耕战合一,英勇强悍,置生死于度外。然而细读文本,几无诗句正面描写木兰征战:与战事有关者,只有“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然而严格说来,这是行军宿营。正面写到战事的是“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乃是写他人战死,木兰凯旋。所以“英勇善战”并不出于文本,而是出于读者(包括专家)内心固有的男性英雄文化观念。其实,木兰形象之价值,在其以女儿之身取代男性履行保家卫国之天职。故写沉吟代父从军时叹息八句,买马四句,宿营思念双亲八句,归来受到父母姐弟欢迎六句,恢复女儿妆六句。其策勋十二,功绩辉煌,只取侧写,仅一句。与男性建功立业、衣锦还乡不同,木兰只为回家享受亲情之和平生活。其最突出价值,在于以女性之“英雌”对于男性“英雄”成见之挑战。

     

      阅读的第一障碍是经验的狭隘预期

      阅读并非一望而知,而是有可能自以为是,其实是没有读懂。这是因为心理同化机制虽狭隘,然有预期性,预期之外容易视而不见,感而不觉。西方“读者中心论”之偏颇,乃是预设读者于文本一目了然。殊不知,阅读本欲读出经典之新意,而心理预期却常常涉及读者内心之旧意,结果往往以主体现成观念强加于文本。这种倾向具有规律性,自古多有例证。我国诗话中,早就诟病“附会”之论。如韦应物《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有论者这样解读:“草生涧边,喻君子不遇时。鹂鸣深树,讥小人谗佞而在位。春水本急,遇雨而涨,又当晚潮之时,其急更甚,喻时之将乱也。野渡有舟而无人运济,喻君子隐居山林,无人举而用之也。”明代唐汝询就批评其“穿凿太甚”。

      故阅读的第一障碍,乃是经验的狭隘预期。预期的狭隘性与经典文本的无限性是永恒矛盾。《周易》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后人就发挥说,仁者不能见智,智者不能见仁。此乃“所秉之偏也”(李光地)。有的时候,人的心理局限性,相当顽固。读者看到的往往并不是文本,而是自己。鲁迅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故欲参透经典奥秘,避免误读,第一要务,不但要御防心理封闭性对文本创新特征的视而不见,而且要御防将预期强加于文本,牵强附会地扭曲文本。

      对于此等弊端,不能像西方“读者中心论”那样,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将其合理化。相反,当审慎对待,必要时与之顽强“搏斗”。此等“搏斗”任务相当艰巨,常常非一代读者所能完成。

      正是因为自发、直觉的阅读有如此之难度,五四以降,人们乃求诸西方理论,意在纠正直觉的片面性和表面性。但是用西方文论解读中国古典诗歌,难免有凿枘难通之处,一味拘泥,导致误读的历史教训良多。故李欧梵先生有言:西方文论不能不学,但不能以之“挂帅”。

      对唐人贺知章《咏柳》,有学者说:“碧玉妆成一树高”写出对柳树之总体印象,“万条垂下绿丝绦”则更进一步具体到柳丝茂密,其妙处在于最能反映“柳树的特征”。此论就与中国传统之“诗缘情”的基本原则相悖,与王国维《人间词话》“一切景语皆情语”亦不符。在中国古典诗话中,质疑机械唯物论之思想资源相当丰富。杜牧作《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几百年后,明人杨慎质疑:“‘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对此,清代何文焕作出很机智的回答:“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诗以情动人,而不是以写物之真动人。物之形由诗人情感决定。清代黄生《诗麈》说,诗贵在“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以假为真”,清代焦袁熹也说:“如梦如痴,诗家三昧。”“以假为真”“梦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想象境界。在古典诗话中,真和假是互补的,虚和实是相生的。故在《咏柳》中,柳树不是玉,柳条亦不是丝,却偏说是玉,是丝,春风不是剪刀,偏偏说它是剪刀。柳乃客观之物,情乃主体之情,欲将主体之情渗入客体之物,则须通过虚拟、假定、想象,以贵重之玉和丝承载贵重之情感,赋形于柳。这样柳树的形象就带上了玉和丝的性质。这最能反映“柳树的特征”之说拘泥于机械咏物之真,而不能以中国传统诗论之“以虚为实,以假为真”与之对话,结果难免是缘木求鱼。

     

      阅读经典需要“搏斗的勇气”

      我们坚持以“诗缘情”解读中国古典诗歌,前提还是要理性看待西方文论20世纪的所谓语言转化,如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诗是语词的陌生化,与情感无关。也需理性看待美国新批评以“反讽”“悖论”等修辞手段来解读诗歌的套路。这需要对中华文化传统有高度的自信。

      遗憾的是,即使诗词界学养极高者,也往往屈从于西方机械论。如解读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时说:“上篇即景写实,下篇因景生情。”其实,《赤壁怀古》一开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与其说是实写,不如说是虚写。登高望远是空间,而望及“千古风流人物”则为时间,时间不可见,是想象让无数英雄尽收眼底,纷纷消逝于波涛之中,以空间之广向时间之远自然拓展,使之成为精神宏大的载体,这从唐代以来,就是诗家想象的重要法门。陈子昂登幽州台,看到的如果只是遥远的空间,那就没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那样视接千载的悲怆了。“念天地之悠悠”,情怀深沉就在视觉不可及的无限时间之中,悲哀不仅仅是因为看不见燕昭王的黄金台,更重要的是“后不见来者”,悲怆还来自于时间无限与生命短促的反差。

      这里隐含着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情”与“感”的关系。从常识言之,真情必有实感;然而从科学观之,真情与实感又往往相矛盾,常常是真情所至,其感则虚,这即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月是故乡明”的原因。清代吴乔在《围炉诗话》中回答诗与文之区别时说:“二者意岂有异?唯是体制辞语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吴乔当年的散文,基本上都是实用文体,是不抒情的。在诗中一旦抒情,表现对象就像米变成酒一样“形质尽变”了。这个理论比之英国诗人雪莱在《为诗一辩》中所说的“诗使它触及的一切变形”要早100年。而且雪莱只注意到形变,吴乔的深刻之处,在于质变。这种质变之“感”乃诗人之“情”所决定的。所以同样是柳树,在李白笔下就不再如贺知章那样为一美好对象,而是一个有意志的生命:“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唐人有折柳相送的风俗,春风不让柳条发青,则不能送别,那么友人就不会分离。同样是枫叶,在杜牧则红于二月鲜花,在《西厢记》崔莺莺的眼中,则是“晓来谁遣霜林醉,都是离人泪”,在鲁迅《送增田涉君归国》中,则为“枫叶如丹照嫩寒”。

      所以,阅读并非“读者中心论”所想象的那样,任何观感都是合理的。作者创新艺术固然离不开对象之特征,但须经《诗品》所谓“万取一收”之提纯,将其化作形变质变的意象群落,并以起伏的情志意脉贯穿,遵循特殊形式规范,自由驾驭其开放性,构成有机统一之形象,以某种生活本来如此的虚拟状态呈现。此等艺术匠心,并不显露于形象表层,而是隐秘于深层,越是隐秘越是精绝,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作者匠心独运创造时是主动的,富有多方面的自由。但是,读者阅读文本时却没有同样的自由,读者会受到诗人隐秘的艺术匠心的制约。因而阅读首先不能不与自发的被动性作搏斗,如海德格尔所说,应该“深入领会艺术家的活动”才能“达到艺术作品的本源”。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不但看到诗人这样写了,而且读出诗人没有那样写。

      哲学家克罗齐有言:“要了解但丁,我们必须把自己提升到但丁的水准。”诚哉,斯言!阅读是一项提升精神价值和艺术品位的系统工程,是将自己从普通读者提高到艺术审美、审智的经典境界的过程,而绝对的读者中心论与无准则的多元解读则刚好相反,实质上是将但丁拉低到读者自发的、放任的原生状态。东吴弄珠客在《金瓶梅·序》中说:“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这其实是要求读者,不仅仅要提高到作者水准,而且要超越作者的局限性,读者无疑要与自己的原生精神品位作无声的搏斗。东吴弄珠客接着还说,读《金瓶梅》“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兽也。”如果没有搏斗,不去体会作者的本意,一味放任精神自流,则有可能走向相反的极端:堕落,与作品中的负面内容、精神糟粕同流合污。

      由此观之,阅读尤其是经典阅读,抵近作者的精神世界并非易事,它常常需要经历与诸多干扰因素的艰苦较量。在这个意义上说,经典阅读就是一场与自己的“搏斗”。

      (选自2018年6月19日《人民日报》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网站编辑:王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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