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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79期 欧阳淞:永恒的生命之歌——关于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思考
发表时间:2016-12-26    来源:《学习活页文选》2016年第79期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永恒的生命之歌

——关于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思考

欧阳淞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宏伟壮举,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骄傲。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80年前那段苦难和辉煌,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长征在我们党、国家、军队发展史上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于我们“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和第25军共20万余将士,前后历时两年,途经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青海、河南、湖北、甘肃、陕西等十余个省份,总行程六万五千余里(其中,红一方面军行程二万五千里),以损失十多万将士的巨大代价,最终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革命也由此转危为安。亲历长征的张闻天曾说:“生命如流水,只有在他的急流与奔向前去的时候,才美丽,才有意义……在奋斗的中间,在与最大的障碍物战争的中间,在为了一种理想或是一种幻想供献一切的中间,生命才达到最高潮,人生才有意义!”① 红军这个巨大的生命体就是这样,红军亲历的长征就是这样!长征是一次伟大的生命之流、一首永恒的生命之歌。这一生命之流和生命之歌,将80年前那场跌宕起伏的逐梦之旅,永远定格在历史的星空,照亮漫漫征程,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一、生命之流:红军长征的历史过程

  红军长征经历了无数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是战胜强大对手的生命之流,战胜恶劣自然环境的生命之流,战胜自我的生命之流。

  长征是战胜强大对手的生命之流。红军长征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组织的围追堵截。面对数倍、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红军通过血战湘江、强渡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激战嘉陵江、突破天险腊子口等众多惊险战役战斗,最终击退了百万敌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其中,以中央红军的大转折之战“四渡赤水”最为经典。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的指挥下,与蜂拥而至的川、湘、桂、滇、黔地方军阀及国民党中央军40多万人周旋,先后以一渡赤水摆脱被动,二渡赤水取得遵义大捷,三渡赤水调敌西进,四渡赤水跳出重围,“四渡”与“一渡”仅相隔51天。接着虚北实南、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不仅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还把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垮”,牢牢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四渡赤水从此成为我军运动战的典范。面对敌军的重重包围,各路红军相互策应。红二、红六军团1934年10月至12月发动湘西攻势,先后击溃歼灭国民党军15个团,初步建成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红四方面军1935年3月至4月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共歼敌1万余人,攻克县城9座,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到北川、南起梓潼、北到川甘边界的广大地区,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在云、贵、川边的作战。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西北红军,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等,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艰苦卓绝的斗争,直接或间接地配合、策应了主力红军的长征,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长征是战胜恶劣自然环境的生命之流。红军长征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就是陌生而艰险的自然环境。红军长征,“整个旅程都是步行的”,先后跨越贡水、挑江、章水、钟水、潇水、灌江、湘江、清水江、余庆河、翁安江、乌江、赤水河、北盘江、牛栏江、普渡河、金沙江、大渡河、嘉陵江、小金川、梭磨河、黑河、白龙江、渭河等100余条滔滔激流。先后征服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仓德山、打古山、雅哈雪山、大雪山、小雪山、茨布腊山、扎拉牙卡山、藏巴拉雪山、东隆山、米拉山、虹桥山、鹧鸪山、格达梁子、党岭山、折多山、罗锅梁子、剪子湾山、卡子拉山等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山上空气稀薄,人迹罕至,山高谷深,气候变幻无常。经过长途跋涉和多次战斗的红军指战员疲惫不堪,缺衣少食,缺医少药,很多都累倒、冻僵、长眠在雪山上。红军还先后穿越了红原、松潘、阿坝、若尔盖和壤塘等茫茫草原和湿地,这些地方大都渺无人烟,水草盘根错节,雨雪冰雹无常,许多红军指战员因疾病、饥饿、中毒或陷入泥潭而失去生命。面对人类生存极限的挑战,红军将士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最终征服高山、大河、雪岭、草地,彰显出无比顽强的生命力。

  长征是战胜自我的生命之流。如同人的一生难免会生病一样,一个政党、一个武装集团,在成长的过程中,也需要适时解决一些自身肌体上存在的问题。红军长征不仅要战胜对手、战胜自然,还要战胜内部各种错误倾向的挑战。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受严重挫折,被迫长征。在长征初期,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红军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后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然而,“左”倾教条主义者仍无视敌情,坚持执行原定的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再度处于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在这一紧要关头,党中央采纳毛泽东转兵贵州的建议,先后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进而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过去的军事指挥“三人团”,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此后,又召开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等,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成果。关于遵义会议前后的变化,刘伯承曾经有过一段十分传神的描写:“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②英勇的红军在遵义会议精神指引下,跳出敌人重兵包围,实现了中国革命从挫折到胜利的伟大转折。从遵义会议开始走向成熟的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北上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先后召开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尔盖会议、俄界会议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终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维护了党的统一和红军的团结,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原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后共同北上,于1936年10月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宁夏将台堡实现三军大会师,形成了北上抗日的战略力量,历时两年的红军长征即告胜利结束。刘伯承后来写道:“回顾长征的全部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长征是彻底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领导,才取得胜利的;长征是在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他的分裂阴谋作了坚决斗争,并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才取得胜利的。”③朱德也曾就此赋诗曰:“群龙得首自腾翻,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④

 

  二、生命之力:红军长征的历史作用

  红军长征无疑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⑤。长征用铁的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旺盛生命力,是国内外任何反动势力所不可战胜的。

  长征是宣言书。1937年冬,年仅32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中曾对红一方面军长征作过这样的概略描述:“红军一共爬过18座山脉,其中5座是终年盖雪的,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大小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包围,此外还打败、躲过战胜过派来追击他们的中央军各部队。他们开进和顺利地穿过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方,有些地方是中国军队几十年所没有去过的地方。”“这是一次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远征。”“这些千千万万的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象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却绝不承认失败”,“红军说到它时,一般都叫二万五千里长征”。⑥ 限于当时的条件,斯诺在这里列举的数据未必都是准确的,但他对红军长征历程的大致描绘是符合实际的,对长征红军的赞美更是由衷的。对于长征,毛泽东则有更为精当的评价。他说:“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⑦当年,为了消灭长征中的红军,蒋介石曾调集中央军、粤军、湘军、桂军、黔军、滇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及少数民族中反动土司、头人的部队,总数不下100万,企图将各路红军逐次歼灭。红军在数万里转战中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但终于在陕甘胜利大会师。它以铁的事实向全世界宣告,国民党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彻底破产,红军不愧是一支英雄的队伍!

  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一次最广泛最深入的宣传。1935年1月12日,刚刚进入遵义城才三天的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参加在贵州省立第三中学举行的民众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演说,阐述共产党与红军的各项政策,指出共产党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强调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⑧ 红军长征到达川西地区之后,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和平通过彝区,朱德曾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以诗歌的形式发布过一则“布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⑨ 除此之外,红军更多的是通过成千上万的指战员的实际行动来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每逢占领新的区城,我们就动员了群众去没收地方军阀和地方豪绅的财产与粮食,分给地方贫民享用。”“每个红军兵士都晓得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⑩ 红军长征所经过的西南、西北地区,大部分群众过去从没见过共产党,没见过红军。通过长征,他们不仅接触到了共产党,见到了红军,还了解了他们的政策主张和所作所为,知道工农红军是真正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从而使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扩大到了广袤的中国西部地区。不仅如此,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还传到了国民党统治的其他地区,鼓舞了那些地方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专制的斗志。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在谈到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意义时曾说:“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11

  长征是播种机。毛泽东说:“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12 红军在所经过的地区,一面通过标语、广告、集会、演讲等多种形式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和丑恶嘴脸,播下革命思想的种子;一面帮助人民群众成立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政权,组织革命武装,并留下许多红军干部和战士,与当地群众一起战斗。其中,仅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红色政权,就有川黔边南腰界土家、苗、汉各族苏维埃,大凉山彝、汉人民联合政权——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川边藏区的中华苏维埃波巴(藏人)自治政府,陕甘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等。这些民族自治政权有许多都建立了革命武装,在红军走后仍然坚持斗争。

  除此之外,综合有关研究成果,我认为红军长征“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还有三个方面的重大历史作用:

  其一,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了中国革命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的被动局面,为土地革命战争这一历史时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农村的共产党人,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使红色政权“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建立了若干个横跨几省的革命根据地,全国红军已发展到30余万人。然而,就在这时,国民党军阀混战的结束,使得蒋介石有可能集中多路军队发动对根据地的多次“围剿”。中央红军执行正确的作战方针,粉碎了敌人连续四次的“围剿”。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排斥党内正确意见和主张,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红军长征的胜利,把党、红军、中国革命从危境中挽救出来,从此,摆脱了被动局面的红军,以全新姿态迎接抗日战争时期的到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因为红军长征的胜利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其二,红军长征的胜利,使全国革命的重心转移到了靠近抗日前线的大西北,为抗日战争的顺利推进和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条件。

  长征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背景下进行的。党和红军虽屡屡身陷绝境,但仍高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有效地进行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抗击日寇的“武装宣传”。而长征的胜利,则使中国革命的重心转移到了陕甘宁根据地。陕甘根据地是当时国内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及时停止和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错误,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使陕甘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此后,随着红一方面军东征和西征的完成,陕甘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形成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陕甘宁根据地不仅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而且为八路军后来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全东北并向华北步步进逼的情况下,各路红军集中到离抗日前线较近的西北地区,符合抗击日寇的需要。毛泽东后来谈到此事时说:“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13红军长征的胜利,还推动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到达陕北的红军积极声援“一二·九”运动,受鼓舞的许多青年学生冲破国民党政府的封锁,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经过党和红军的争取,国民党驻守在西北地区的张学良、杨虎城部队与红军停止了敌对行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没有红军长征到达西北,就不会有后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不会有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因此,长征为抗日战争的顺利推进和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条件,“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其三,通过长征血与火的洗礼,党和红军更加坚强、更加成熟,红军长征的胜利为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在长征出发前,共有20.6万余人,到达陕甘地区时,只剩下了5.7万余人。但是,红军的骨干还是基本上保留下来了。“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陈毅曾有感而发,就此赋诗道:“大军西去气如虹,一局南天战又重。半壁河山沉血海,几多知友化沙虫。日搜夜剿人犹在,万死千伤鬼亦雄。物到极时终必变,天翻地覆五洲红。”14 长征造就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批党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牢固树立起党指挥枪的原则,形成强有力的领导集体。红军长征还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极为重要、极为独特的实践基础。而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则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不仅如此,各路红军在出发前,一直分散在不同的革命根据地。大会师后,各路红军汇聚到一起,全部纳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直接指挥之下,这就为红军部队间的交流和学习提供了可能,使红军各方面建设大大加强。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正确的领导核心和一批优秀的领导干部,党和红军变得更加坚强。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迅速地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红军长征胜利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长征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

 

  三、生命之魂:红军长征的内在动力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六万五千里的漫漫征程,前有敌重兵堵截,后有敌顽师跟进。红军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有真正英勇不怕牺牲的红军战士”15。在那种艰险无比的日子里,广大红军指战员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却没有一丝抱怨,有的只是不灭的信念之火、不散的生命之魂。他们在炮火连天中,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敢于藐视苦难和死亡的威胁,从容踏五岭、走乌蒙、爬雪山、过草地,粉碎了敌人的一次次罪恶图谋,创造了自身的一个个生命奇迹,将生命的潜能发挥到了极致。而这些奇迹之所以能够出现,从内部原因看,是因为长征红军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成熟坚强的领导核心和伟大的革命精神,这些是长征红军的生命之魂,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内在动力。

  坚定的理想信念,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共产主义为自己最高理想的政党,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自然也是一支坚定不移朝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前行的队伍。自从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之后,英勇的红军就做到了任何时候都坚定不移跟党走。红军长征中,经常处于数倍、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之中,为提高部队士气,增强必胜信念,1934年10月29日,总政治部发出《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克服任何困难,反对任何悲观动摇的情绪,百倍团结与巩固部队,发挥红军固有之吃苦耐劳、坚决勇敢、顽强抗战的牺牲与革命热情,在政治上保障每一个战术任务的完成”16。正是因为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面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党中央和红军没有动摇过;经历湘江惨败之时,党中央和红军也没有退缩过。就是在山穷水尽、生死一线之时,党的领导人和广大红军指战员还在思考着怎么改变当时的被动局面,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行军期间,我们无时不注重兵士中的政治和教育工作。”“我们的红军,过去在江西明白他们的使命是要拥护土地革命。现在他们又知道目前中心任务就是争取民族解放,并准备在全中国完成革命。红军不但养成了为中国革命胜利而斗争的精神,而且养成了为世界革命而斗争的精神。”17 正是信仰,使他们在黑暗的时候看到光明,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希望,始终保持着有我无敌的英雄气概、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和乐观向上的良好情绪。正如遵义会议决议指出的那样,虽然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使红军遭受到挫折,然而英勇的红军主力仍然存在着,中央红军有着优良的群众条件,有着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有着与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配合,再加上党的正确领导和正确的作战指挥,我们相信,在全体同志和红军指战员的努力下,革命的“挫折丝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前途表示张惶失措”,各种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战胜的。”18 邓小平也总结说:“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19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党和红军的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但他们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并不时时把共产主义挂在嘴上,而是通过适时提出一些阶段性的奋斗目标和区域性的工作要求,作为更具体的“最低纲领”,如“北上抗日”“平分土地”“赤化全川”等,来激励红军指战员,并宣传群众。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长征前后特别是长征之中一直有着对理想的坚守,才能有效而又持久地凝聚起广大党员和红军战士的力量,创造出起死回生的奇迹;才能完成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使星星之火再成燎原之势,取得令世人惊叹的胜利。红军长征的胜利,是革命的理想信念的胜利。

  成熟坚强的领导核心,困境绝境中的领路人。“我们的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成长起来了,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正确领导树立起来了,它真有本领来领导像这样光荣西征的大事业。”这是陈云总结的“这次西征成功的第二个保证”20。的确,长征取得胜利,离不开一个领导核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正确领导,离不开一个灵魂人物,这就是毛泽东。我们说党的领导是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首先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为红军长征确定了正确的战略目标,这就是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靠着这个目标,红军对内凝聚军心,对外发动群众,取得了良好效果。其次,中国共产党还为红军长征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通过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党确定了正确的军事路线,使红军走出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阴影,从挫折走向胜利。“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第三,加强了党的建设,坚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红军加强党的领导和支部建设。红军各部队认真落实这些指示精神。中央红军各军团和各师分别召开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具有党委性质的党务委员会,团一级普遍建立健全了党的总支部委员会,同时,大力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党的集体领导在红军中得到体现。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中共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是一场维护党对红军绝对领导原则的政治斗争,在总结这场斗争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21 第四,“红军内部有很大的党员成分”,“红军内面的共产党员,无论指导人员或下级兵士,其勇敢及其对党对无产阶级之忠实,真正可做模范”。“每逢战斗开始,一连之内必先从党员中选好四五个后备连长。如果连长在前线受伤或阵亡,立刻就以第一后备连长担任指挥,全连依旧继续作战,如遇不幸,又有第二个来代替他,依次继续。”22 我们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灵魂人物,这是因为,长征路上,是毛泽东通过努力,积极促成了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重要会议的胜利召开,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使党和红军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以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率领中央红军实行高度机动灵活的作战方针,跳出了敌人重兵包围,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卓越的政治智慧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路线,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并提出了继续北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为红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红军长征的胜利,是党的领导的胜利。

  伟大的革命精神,一往无前的不竭动力。长征取得胜利,需要广大红军官兵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在同强大的敌人和恶劣的自然条件的殊死搏斗中,红军将士政治上同心同德,战斗中同仇敌忾,生活上相濡以沫,在危急的时刻,总是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团结战斗的光辉篇章,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促进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伟大的革命精神的胜利。

 

  四、生命之源:红军长征胜利的客观条件

  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说过:“生命在闪耀中现出绚烂,在平凡中现出真实。”红军长征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的绚烂奇迹,这些奇迹并非是红军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平凡的战斗生活中真实发生的。它发生的条件就蕴藏于千千万万平凡的人民群众之中。是红军给了人民群众以温暖、以希望;是人民给了红军生命的动力、力量的源泉。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攻占遵义城后,总政治部即于8日发出通知,宣布“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等八项规定。红一军团还对在城内宿营的部队提出要求,要求“一律不准进驻商店;严禁在城内和城郊随地大小便”。为克服语言不通困难,各部队还从川滇黔地区入伍的新战士中挑选一批积极分子,作为群众工作的骨干。同时,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和取消各种苛捐杂税,使群众真正认清红军是为自己谋利益的部队。23 可以说,“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没有红军的为民爱民行动,就不会有人民群众的真正支持;而没有人民群众的舍命支持,就不可能有红军长征的胜利。

  各族群众踊跃参加红军,为红军补充了新鲜血液。长征期间,红军遭受很大减员,但各族群众积极踊跃参加红军,为支撑红军夺取长征胜利补充了可贵的有生力量。长征开始前,面对遭遇困境的红军队伍,中央苏区的人民群众纷纷参加红军队伍,表现出了无私的奉献精神。通过长征前的扩红,使中央红军的兵力增长一倍以上。兴国模范师、少共国际师、工人师,瑞金、于都、石城团等分别补充到中央红军的五个主力军团来。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的8.6万人中,赣南籍红军战士就有五六万人,还有5000余赣南挑夫组建的运输队、担架队随军出征。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突围长征前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扩红近万人,转战贵州期间又扩红6000多人,到甘肃后再扩红2000多人,这些对人数本来就不多的红二方面军来说,更是难得的补充。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也扩红3000多人。“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长征期间,各地各族群众踊跃参加红军的情况,生动而又真实地反映出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

  各族群众全力资助红军,让红军度过了艰难岁月。红军长征期间,各族各地群众竭力在粮食、衣物等方面支援红军,让红军度过了长征路上物资最为短缺的岁月。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前,苏区人民筹集稻谷84万担、被毯2万多床、棉花8.6万斤、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多条,制造枪弹铜器8万多斤,筹集中西药品10万多元,军费150多万元。为确保中央红军长征渡河,于都人民捐助了大量食品、木料、器材,有的年已古稀的老人甚至还义献寿材。1935年1月,中央红军来到贵州桐梓,急需军粮,当地群众昼夜为红军碾米20多万斤。在贵州桐梓、大方和毕节,当地群众为红军赶制军衣2.3万多套。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对红军长征的贡献也很大。阿坝地区辖域不足6万平方公里,人口仅20余万,人年均粮600斤、畜2头。从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三大主力红军过境,驻留共16个月之久。阿坝藏、羌、回等各族群众共为红军筹粮2000万斤至3000万斤,大小牲畜20万头,土盐5000余斤,还有大量牛肉、食油、蔬菜等。各族人民节衣缩食支援红军,与红军共同度过了一段十分艰难的岁月。毛泽东到延安后曾说:“长征在川西北,我们是欠了藏民、羌人的债的。这是我们惟一的‘外债’”。24 中央红军初到陕北,仅吴起镇就送来军粮3万斤,延川县4天内赶制军衣3000套,赤源县筹款1600银元,经过长途跋涉和浴血奋战的中央红军立即感受到来自当地人民群众的温暖。

  各族群众舍命配合红军,使红军能一次次战胜强大敌人。红军长征期间,各族各地群众还积极配合红军作战,使红军能有效地战胜强敌、跳出重围。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四渡赤水期间,当地群众积极为红军渡河找渡船、献门板、砍毛竹、搭浮桥、送情报,仅贵州开阳县船工宋月钊,就先后三次在开阳县茶山关帮助红军渡过乌江。中央红军经过贵州镇宁县,当地少数民族首领陆瑞光杀猪备酒欢迎红军,亲自带兵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聚居的六马地区。中央红军从皎平渡抢渡金沙江,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都是当地船工冒着生命危险,将红军将士摆渡过江的。彝族首领小叶丹与刘伯承歃血结盟,帮助红军顺利通过彝区,更被传为佳话。

  各族群众冒险救助红军,为红军保存了有生力量。红军长征期间,安置伤员是一个极大难题,各族各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抢救、收留红军伤员,让红军保留下许多有生力量。红六军团西征和中央红军长征转战湖南郴州期间,仅郴县游击队和宜(章)乐(昌)工委就安置红军伤病员700多人。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仅遵义“贫民医院”就收治红军伤病员数百人,侗族诗人杨和钧因积极救助红军伤病员,最后被敌人发现并残忍地杀害于风雨桥下。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先后进入西康藏区,留下红军伤病员约3000余人,主要集中在甘孜、道孚、炉霍3县。各地各族群众救助红军伤病员的行动,彰显了党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同命运的鱼水深情。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

  除了人民群众的舍命支持外,红军之所以能创造出一系列生命奇迹,还在于充分利用了当时国内国际的客观条件。在国内,由于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中国封建军阀处于长期的分裂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之中。管理中央的大军阀和管理地方的小军阀难以实现真正的统一。陈济棠、李宗仁、白宗禧、何键、王家烈、刘湘、刘文辉、龙云等军阀,与蒋介石中央政府貌合神离,保持半独立状态。蒋介石对这些地方军阀时打时拉,恩威并用。当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时,蒋介石企图借消灭红军之机,削弱地方势力,以实现其“一石两鸟”“借刀杀人”的目的。地方军阀心知蒋介石的险恶用心,既怕红军入境动摇自己地位,又担心蒋介石染指他们的地盘,于是对红军长征采取了“保境守土,驱逐为上”的对策,实行“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的战略。红军巧妙地利用国民党中央势力与地方军阀的矛盾冲突,打破其围追堵截,取得了一系列胜利。长征初期,红军利用陈济棠、何键与蒋介石的矛盾,顺利通过了三道封锁线。长征中期,红军利用桂系李宗仁和白宗禧、贵州王家烈、川康地区刘文辉和杨森等西南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成功通过西南诸省北上。到了长征后期,党中央开展对张学良、杨虎城等国民党在西北的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实现了毛泽东以西北统一战线促成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伟大设想,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

  在国际方面,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逐步蚕食中国领土,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同时也使英美等国暴露了为维护自身利益不惜牺牲中国的真面目。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不断妥协退让,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高举全民族抗战旗帜,发起最早的全民族抗战号召。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而奋斗,得到国内各界的热烈响应,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责任担当,为党和红军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使更多的人关注红军、关注长征。这就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创造了一定条件。此外,长征开始后,由于残酷的战争环境影响,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这虽然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国际支援,但也因此减少了来自国际上的错误路线的干扰,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了独立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探索适合中国国情革命道路的难得机遇。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确保了红军长征取得最后胜利。

 

  五、生命之光:红军长征胜利的时代意义

  斗转星移。风云变幻的革命战争年代已经过去,“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已经到来。伟大的长征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和伟大精神,将在新的长征路上展现出新的更加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既是薪火相传的,又是历久弥新的,必将激励我们不断斩关夺隘,获取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长征永远在路上”,长征精神必将光照千秋。这正是红军长征的时代意义所在。

  第一,长征胜利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使党和红军的生命得以延续、得以壮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前提。

  长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陷入危急关头之时开始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导下的大搬家式转移,使红军长征出师即陷入危局。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描述当时的情景:“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一支奇特的队伍。”25 这种把作战部队与后勤部队编在一起的部署,是典型的逃跑行动,连博古自己都承认原定的长征战略转移计划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计划。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长征军事计划全错的,使军队有被消灭的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26 红军这场惊心动魄的远征,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对比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红军长征虽然付出了巨大牺牲,但避免了党和红军覆亡的危险,使党和红军由重压下的战略退却成功转变为开辟中国革命新局面的伟大进军,推动实现了中国革命由低谷向高潮、由被动向主动的历史转折。“几乎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一转移的成功,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此后走向成功的最主要的物质基础。”27 如果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所从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比作一个以磅礴之势奔腾向前的巨大水系的话,那么红军长征就是这个水系上靠近“三江源”的一段干流。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就不会有党和人民军队后来的发展壮大,不会有中国革命的重新兴起和最终胜利,不会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当然也就不会有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无可置疑地成为近现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特别精彩的组成部分。

  第二,长征培育了全党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为新形势下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提供了生动教材。

  邓小平晚年时,女儿曾问他长征是怎么过来的,回答只有三个字:“跟到走!”一路枪林弹雨中,几近山穷水尽时,坚定不移跟党走,步调一致不迟疑,党和红军就这样迎来柳暗花明,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跟到走”的精神,体现出来的是对党的绝对信赖、绝对忠诚,是坚定不移地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是强烈的、鲜活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毛泽东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28 而党要能实施有力的领导,就要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全党就要自觉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同一切企图分裂党、削弱和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胜利会师。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全面分析了形势,确定红一、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民族战争。然而,张国焘违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意愿,自恃人多枪多,向党闹独立性,反对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提出了南下的错误方针。党中央召开沙窝、毛儿盖等重要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一再强调北上方针的正确性,一再强调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一再强调维护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团结。但是,张国焘一意孤行,坚持其错误主张。在危急情况下,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于1935年10月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张国焘不顾党中央的决定和劝告,擅自率部南下,并宣布另立“中央”,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被裹挟南下的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同志,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实践中,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完全失败。1936年7月,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根据中革军委电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32军改编为红二方面军。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广大红军指战员强烈要求北上,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最终,在党中央的指挥下,红二、红四方面军并肩北上,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红军长征的生命奇迹再次表明,无论是局势平稳,还是环境艰险,全党都必须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都必须自觉坚持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具体到当前,我们弘扬红军长征的光荣传统,最为根本的,就是要坚决维护党中央作为全党的领导核心,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坚决维护领导核心的绝对权威,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就是要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我们就一定能无往而不胜。

  第三,长征铸就了彪炳千秋的长征精神,树立起永恒的精神丰碑,为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提供了经典范例。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向全党发出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号召。今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回顾长征历程,领导红军承担如此历史重担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政治力量,竟是刚刚成立不到15周年的中国共产党,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奇迹!创造这一奇迹的深层原因在哪里?就在共产党人的“初心”。红军进行的这场席卷大半个中国、历时两年的战略大转移,其规模的宏大性、内容的真实性、历程的曲折性,构成了一幕幕威武雄壮而又感人至深的历史活剧,生动而又集中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冲破百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与敌人进行了600余次重要战役战斗,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但始终打不倒、压不垮,表现出了压倒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面对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红军将士用顽强意志征服人类生存极限,用惊人毅力谱写出一曲曲悲壮的生命之歌。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人间奇迹,而且形成了豪情万丈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集中展示了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敢于胜利的革命风范”,是中国共产党人性质、宗旨、理论、理想、纲领、目标等“初心”的生动展现,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民族品格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好诠释。“现在,时代变了,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我们一定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征永远在路上”的重要嘱托,“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从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至今,80年过去了,革命先烈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已经实现。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正在世界东方崛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红军长征就是天将降大任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前兆。长征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精神丰碑,也必将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制胜法宝。“我们这一代人继承了前人的事业,进行着今天的奋斗,更要开辟明天的道路。”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扛大任于双肩,创奇迹于双手,为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光明美好的前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注:

  ①《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95页。

  ②刘伯承:《回顾长征》,《刘伯承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58页。

  ③刘伯承:《回顾长征》,《刘伯承军事文选》,第563页。

  ④《朱德诗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6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0页。

  ⑥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130、132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0页。

  ⑧《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41—442页。

  ⑨《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页。

  ⑩施平(陈云):《英勇的西征》,《红军长征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71、472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1页。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0页。

  13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

  14陈毅:《三十五岁生日寄怀》,《陈毅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17页。

  15施平(陈云):《英勇的西征》,《红军长征记》,第468页。

  16《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23页。

  17施平(陈云):《英勇的西征》,《红军长征记》,第469页。

  18《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73页。

  19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4页。

  20施平(陈云):《英勇的西征》,《红军长征记》,第470页。

  21《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421页。

  22施平(陈云):《英勇的西征》,《红军长征记》,第470、471页。

  2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424、429页。

  24石仲泉:《长征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420页。

  25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132页。

  26《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3页。

  27《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88页。

  28《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0页。

  (选自2016年第10期《中共党史研究》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本文为作者于2016年10月25日在“党史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研讨会”上的主旨讲话,发表前作者作了个别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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