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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78期 削弱的财富创造机制正冲击社会治理递减的制度效用
发表时间:2016-12-14    来源:《学习活页文选》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郭树勇 程亚文

  今年6月英国出人意料的脱欧公投,刚刚结束的美国总统大选,都在改变着以往一些人对美国和西方的美好看法。这些现象也让人感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政治生活正在发生变化。在经济上,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西方世界传统财富创造机制的活力正在下降,其自我修复机制也没有发挥多大效能;在政治上,西方国家在全世界的扩张也受到限制,导致其霸权衰败。随着发展中国家取得群体性进步,全球力量对比正在改变,世界话语权正在部分地由西方向非西方转移。人们开始发现,西方国家用来解决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那些知识体系和制度方案如选举民主、多党制、福利制度等已出现效用递减甚至破产的兆头,试图用西方的文化、价值、制度、理论来做路灯的时代也渐渐走到尽头。

  西方国家目前面临的一个严峻危机,就是传统的财富创造机制正在衰弱。自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以来,先是欧洲,然后是美国、日本等,凭借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成为发达国家。工业生产及在此背后的科技实力,是西方国家过去两百多年来的主要财富来源,由此形成了西方国家的优势地位和霸权统治。最近二三十年来西方优势地位逐步丧失、霸权衰败,主要原因是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西方国家不断进行产业转移,虚拟经济发展过度,内部实体经济越来越空心化。支撑西方政治、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被严重抽空。

  西方世界以往用来解决经济、政治和社会诸多问题的知识体系和政策措施,已日益显示出局限性。对于这一点,近年来西方内部的反思也日益增多。美国历史学研究者尼尔·弗格森在《西方的衰落》一书中说,代议制政府、自由市场、法治和文明社会这传统上构成西欧和北美支柱的四大制度优势,曾使西方社会在公元16世纪前后独领风骚,但如今它们都已陷入衰败之途。民主制度和福利制度合在一起,打破了代际契约,将高额的债务转嫁给后世子孙;市场已被过于繁杂的监管政策扭曲,法治也沦为律师之治;公民社会日益变得不再文明,把问题一味推给政府去解决,体现出人们的一种惰性。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近年也频繁撰文谈论美国制度的衰败。他指出,近30年来放松管制的金融资本主义已走到尽头,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及福利制度也已疲态毕露。美国对外政策研究学者约翰·费弗也认为,资本主义已深陷危机,世界需要出现一位“现代马克思”。

  谈论当代西方在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的严重问题,并不是要否定西方文明的积极意义及其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西方文明的长处仍值得学习借鉴,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对西方文明不加辨别的盲从以及丧失批判与反思的能力。应当认识到,西方国家的知识和制度体系继续发挥效用的能力有限,不仅难以解决西方国家自身内部的困难,对全球性问题更是应对乏力。从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观察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状况。应当承认,在20世纪西方国家曾发展起对其自身有效的民主制度。然而,这些民主制度能够有效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当时西方国家良好的经济发展和财政能力,在失去后者保障的情况下,民主制度运行也会出现各种问题。当代西方在经济发展停滞、财政状况不佳的境况下,民主体制的退化也就显而易见了。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盲目照搬西式民主,那么,别人今日之困境,必将成为自己明日之难题。

  今天谈论西方文明的衰败,是不是对过往类似悲观看法的简单重复?百余年前,梁启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访问欧洲,在其根据所见所闻著述的《欧游心影录》一书中说到了欧洲文明的种种问题,并断言欧洲正走向没落。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梁启超的认识为什么错了?其实不难理解,两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破坏和颠覆西方国家的财富创造机制,其在工业上依然处于领先地位,因此能够再次发展起来。但今日西方国家的财富创造机制正在削弱,政治运行必然受到冲击。其文明衰落将如何化解,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选自2016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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