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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难忘一生“背篓情”
    发表时间:2019-07-12 来源:《党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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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砚香

      王砚香,1930年出生,1959年入党,1953年在京西门头沟矿区供销分社周口店供销社参加工作,1956年调任黄山店分销店,开创了背篓上山、方便乡村群众的“背篓送货”方式,在全国引领了“宁愿自己千辛万苦,不让群众一时为难”的“背篓精神”,曾经5次参加国庆观礼,受到过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的事迹被拍成电影《红色背篓》。

     

      当初背起背篓的时候,我就在想,将来一定能放下背篓;当初走在崎岖的羊肠小道的时候,我也在想,明天一定能走上宽敞的大道。我今年89岁了,入党也有60年了。从旧社会走向新中国,我亲身感受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伟大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看着马路纵横、高楼林立,看着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我有着说不出的高兴。今天,当年的背篓已经离我们远去。可是,我却舍不得卸下身上的背篓,因为,它陪了我一辈子,也用它为人民群众服务了一辈子。

     

      背篓送货上山,要给千家万户送方便

      我的家乡在京西周口店镇黄山店村。1949年10月1日,头天晚上我几乎彻夜难眠,一大早就和村民们一起,爬到村头最高的山顶上,朝着天安门广场望去,心里格外激动。听从城里回村的人说,今天要举行开国大典,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广播电视,我们只能爬上山去听,站得高才能听得远嘛!我不知道站了多久,也不知道望着山外有多久,但说实话,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听见,因为我们这座山离天安门广场实在太远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王砚香和“背篓商店”的同事们背篓上山送货,把农民兄弟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送到家门口。

      从山上返回时,我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在向我呐喊,到新社会了,人要有出息,要去上学,要学文化、学知识,没有能力本领,拿什么建设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我在大韩继完全小学完成了学业。毕业后,在乡政府推荐下,我回到老家周口店供销社当了一名售货员,后又调到黄山店分销店担任负责人。最初,同事们都纳闷,外面的世界那么大,你还回到山沟里,觉得不可思议。可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是新中国给了我们新生。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家乡的父老乡亲,我甘愿千辛万苦,用自己的知识和干劲,为农民生活送货,为农业生产服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距离北京城区60多公里远的黄山店公社,交通不便,背靠高山,群峰环抱,悬崖峭壁,都是羊肠小道,运输困难。全公社东西20公里、南北近10公里的山沟山坡上,仅有我们一个商业供应点。7个行政村、500多户人家、共计2800多口人,全靠这个分销店供应生产生活物资。1957年底,农业生产掀高潮,一到农忙时节,社员们根本没有时间下山买东西。这周边几十公里的地盘上就我们这一号买卖,老乡们早不来晚也得来,月初不来月底也得来,“坐商坐商,心里不慌”。话虽这么说,但我知道社员们生产很紧张,他们在跟时间赛跑呢,即便是缺少了油盐酱醋,也忍着困难不下山。因此,我提出背货上山,为乡亲们送货。起初,有人不同意,说是自古以来都是开店坐商,哪有送上门去的买卖。经过我几次据理力争,大家同意了,让我一个人上山试试看。

      第一次背篓上山的场景我至今难忘。我在背篓里装上了笤帚、鞋子、麻绳、顶针、垫肩、铲子、煤油等二三十种生产生活物品。天刚亮,我就背起背篓去往山上的长流水村。黄山店山靠山,看着不太远,一走老半天。而背篓一到村头,社员们就纷纷围了上来,所有货物被抢购一空,大家等待太久了。当时,我还询问和统计了大家的购物需求,收购了一篮子鸡蛋,我答应乡亲们,明天还要背背篓上山。

     

      宁可自己苦,不让群众一时难

      背在肩上的背篓,三四十公斤的货物,去时不见日,回来星满天,没日没夜没空闲,真是累极了,但是,身子累,心里却甜。

      我记得,当年我读过一本书,是吴运铎同志的《把一切献给党》,这本书对我的启发很大。吴运铎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一位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每当遇到想不通的事情,我就看看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学习张思德同志的革命精神,这让我认识到,背背篓上山为乡亲们送货,不就是实实在在的为人民服务吗?我背背篓目的不是为了赚钱,绝不能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背篓就是把群众的炕头变成服务的柜台,我“宁愿自己千辛万苦,不让群众一时为难”。

      货物不分大小,锤子、剪刀、针头线脑、食盐、农药等,只要群众有需求,我们都一个个背上山去;后来,荆条、药材、鸡蛋、头发、山货等,群众用来换钱的,我们又一次次背下山来。买卖不分大小,只要群众获利。卖一尺布和半斤醋,哪个划算?从商店的角度考虑,肯定是一尺布划算,布的分量轻,背得多挣得多;醋的分量沉,还不挣钱。但是,只要对生产有利,对群众有利,哪怕是一分钱的买卖也要做。

      当时,我们背篓里的商品经常是费劲不小、卖钱不多。由于物质匮乏、群众经济能力有限,在不损害商品完整性的条件下,我们采取了“拆”“数”“裁”的供应方法:成盒成包的商品,可以拆零的就拆零供应;能论斤论两的商品,就数斤数两供应。对于收购的商品,农产品、药材、土特产、废电池、旧鞋、大姑娘的长辫子等,能收尽收,帮着群众以物换货。一次,我到山里送货,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向奶奶要钱买铅笔,奶奶身上没钱。我就跟着祖孙俩在院子里找到了几根羊骨头,给孩子换了一支铅笔和一块橡皮,孩子可高兴了。还有一回,有一个姓许的社员在山上住,吃水要到下边山谷去背,吃一桶背一桶,很不方便。我专门购进一口水缸,大家用绳索捆结实,翻山越岭,轮流背送到这个社员家。当把水缸安全地送到家门口时,乡亲们拉着我们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背篓精神”永不过时

      六七十年前的乡村,特别是大山深处很多地方,还是“买难卖难行路难,称盐灌油得下山”。“背篓商店”用一种全新的经营服务方式,成为联系工农、连接城乡的纽带,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树立起适应时代和群众需要的经营思想和经营作风。我还记得,当时社员们头发长了,还得请假下山理发,耽误工夫。我就自己花了4元钱,买了一个手推子,专门给大家免费理发,顺便送去提前约定的货物。久而久之,我成了村里最受欢迎的人。

      2018年,年近九旬的王砚香(左)重走“背篓路”,来到第一次上山送货的长流水村,和村民交谈。

      后来,同事们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了,群众对于“背篓商店”的服务越来越满意了,“背篓商店”从“一点红”变成了北京乃至全国很多地方的“一片红”,孕育出“背篓精神”。那个年代,北京有了推车走街串巷的“向阳商店”,东北有了送货上门的“新货郎”,江浙一带有了挑挑子的“扁担商店”。我们那一代新中国的商业职工,有一种翻身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感,就是要为新中国的大厦添砖加瓦,奉献青春。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和“背篓商店”的事迹被拍成了电影《红色背篓》。我被评为北京市劳模,5次参加了国庆观礼。1964年国庆观礼,我和李瑞环、倪志福、张百发、时传祥等劳模一同受到毛主席、少奇同志、朱德委员长和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65年国庆节期间,周总理邀请我们进中南海,跟大家合影留念,还和我们一起用餐,真是和蔼可亲。这是党和政府对于新中国普通建设者的褒奖勉励,更是对劳动精神的大力提倡。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祖国到处都是“换了人间”。几十年前的“背篓商店”已经变成大型购物商场;几十年前的定时、定点、定路线的送货上门经营模式,今天已被快递小哥们采用和取代,生活用品越来越丰富,老百姓的吃穿花用越来越方便,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关心关爱连接到“最后一公里”。

      我有5个女儿,孩子们很争气,个个都是共产党员,也都爱岗敬业。如今,第三代也有2个年轻党员,他们都是“背篓精神”的传人。党的十九大召开后,房山区委致力于传承红色基因,打造“背篓精神”教育基地,创作了歌曲《红色的背篓,红色的歌》,重走“背篓路”,不忘初心,牢记为人民服务宗旨。我跟着媒体记者去了当年第一次身背背篓上山送货的长流水村,看着村里的柏油马路,看着乡亲们的富裕生活,我情不自禁地作了一首小诗:“昔日浓浓背篓情,保障供给为百姓。今朝背篓依然红,造福人民乡村兴。”

      我想,我可以安心地卸下背了一辈子的背篓了,但红色“背篓精神”应该永远传下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不能忘。●

      (王砚香口述 赵锦平整理)

      (责任编辑:杨连元)

    网站编辑:王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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