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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倾情讴歌充满阳光的生活
    发表时间:2019-01-08 来源:《党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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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吕 远

      吕远,当代著名音乐家,海军政治部歌舞团原艺术指导。曾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外事委员会顾问等职。在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吕远创作了1000多首歌曲,近100部歌剧、舞台剧和影视剧的音乐及器乐曲,其中《克拉玛依之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泉水叮咚响》《八月十五月儿明》《西沙,我可爱的家乡》《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等脍炙人口的佳作流传至今。

      一直以来,经常有人问我是怎样走上音乐道路的,怎样成为作曲家的,我总觉得不太好回答,不是因为故事精彩情节曲折,而是因为我一生都是在音乐与文学、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冲突中跌跌撞撞走过来,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回顾自己参加革命工作70多年的历程,就是一个跟着革命队伍走过来的普通音乐工作者的一生,没当过官,也没干过什么大事,一直按照党和社会的需要,想方设法完成各种宣传任务。如果说我有什么成绩、有多少流传的作品,我心里清楚,那些事和作品,本质上都是根据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的需要来完成的,并不完全是我的功劳。如果群众不认可,我一个作品也留不下。我只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在社会的实践中,边干边学(包括上大学),边改造边提高,一直走到现在的。

      1929年9月,我出生于辽宁安东(现丹东),祖籍山东海阳(现划归乳山),读书是在吉林的临江。父亲是逃荒到东北的农民,我出生的时候家里还有点钱,可以供我们兄弟读书。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的一位朋友送给我们弟兄三人每人一把口琴,我喜欢得不得了,每天学着吹。从四年级起我就胡乱写词编歌。13岁我考进了矿山学校(伪满“临江国民高等学校”),在那里开始学习西洋音乐,并学习曼德琳和小提琴,学的都是西洋曲子,而且很着迷,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

      1945年秋天,八路军接收了我们学校。当时我并不喜欢他们带来的革命音乐,感觉那些歌曲很“土”,但没想到,八路军战士和老百姓对我演奏的洋曲子并不报以掌声,却很喜欢那些“土”的歌曲。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音乐里的“洋”“土”冲突,于是出现了我白天给《兄妹开荒》伴奏,夜里却跑到没人的地方拉外国小提琴名曲的怪事。后来回想起来,我才意识到那是一段人生迷惘的时期,虽然我有音乐志向和钻研精神,但还不懂得音乐艺术对民族和大众的意义。

      真正让我从“小我”的音乐天地里走出来,还是在参加革命工作以后。1948年我在辽东省(共产党在解放区划的省份)林务局搞职工文艺工作,除了演奏外还写些乐曲,群众的需要迫使我必须选择民歌小调的素材,于是“土”成了我的方向,开始逐渐理解音乐的民族性和大众性。要让群众接受我的音乐,我必须演奏他们喜欢的曲调和形式。在火热生活中,我找到了情感的归宿,逐渐认识到民族音乐、大众音乐的情感美和形式美。我慢慢懂得,音乐作为一门艺术,它不是为音乐家而存在的,而是为接受它、喜欢它、欣赏它的人民大众而存在的。

      随着认识的提高,我深感自己的音乐知识太少,理论水平太低,迫切希望能到大学深造。当时解放区只有华北联大和东北大学。1950年,我请假去长春的东北大学找到哥哥吕元明,他带我见吴伯箫老师。吴老师让我去报考学校的文工组。等领导批准我去东北大学学习时,学校已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设立了音乐系。于是我就在音乐系完成了系统的音乐基础理论和文艺学理论学习,特别是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以及联共党史等课,这对我的世界观、艺术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那时东北师大的校长是张如心,不久又换成了成仿吾,我很敬佩他们,那么大的学者,却那么朴素。我们音乐系的音乐教育也贯彻了延安鲁艺的许多理念,系主任李鹰航也是延安来的干部,还聘请延安鲁艺的瞿维、庄映,还有不少民间艺人来教课。蹦蹦(二人转)、落子(评戏)、京剧、民歌都学,我还在课余去找朝鲜族老人学朝鲜民歌。从这时开始,我真正树立了为人民、为大众、为民族而从事音乐创作的“大志”。

      1954年5月,我被分配到在“652工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代号)的中央建筑工程部政治部文工团。这个团的任务就是为全国建筑工人演出,我创作的第一个作品是颂扬一个工程连连长模范事迹的大合唱。我还写过歌唱木工、瓦工、挖土机手、汽车司机等各工种的歌曲,都是自己作词作曲,如《马车夫之歌》《推土机手之歌》《木工合唱》《架子工之歌》等等,深受工人喜爱。我的第一首在全国传唱的歌曲《建设者之歌》就是那时创作的,这首歌原名叫《建筑工人之歌》(《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时改成《建设者之歌》),歌词是:“从那海滨走到边疆,我们一生走遍四方,辽阔的祖国万里山河,都是我们的家乡……面前总是无尽的原野,身后总是崭新的楼房,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战斗着奔向远方……”这首歌现在早已不唱了,但我们不能忘了那些辛勤的建设者。

    2009年6月22日,吕远在“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吕远八十回响长春音乐会”上致辞。

      1956年的中国大地像是花期三月的沃土,原野上人人都在挥汗如雨。几万转业军人在四面八方寻找石油,包括杨虎城将军的女儿杨拯陆,也为寻找石油冻死在戈壁滩上。有一天,我在建工部的内部小报上看到一则报道:新疆的一个叫克拉玛依的地方打出了一眼高产油井。尽管这个题材不属于我们团(应属于石油文工团的创作任务),但我还是决定写一首赞美克拉玛依的歌,可是我找不到任何资料,地图上也找不到这个名字。1958年我被“发配”到甘肃,我带着全部行李、资料和乐器去了兰州。我被安排到一个工地上劳动,那儿刚开始建设炼油厂,去了后才知道就是为炼克拉玛依的原油建的炼油厂,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我在那里边劳动边向人们打听克拉玛依的情况,还看过一部苏联拍的纪录片,叫《阿拉木图—兰州》,其中有许多戈壁滩和克拉玛依的镜头,让我很受启发。每天一边劳动一边哼哼那些我没写成的各种歌曲素材,后来一位木工陈师傅把自行车借给我,让我每天夜里去他家里写作,而他住到我那个尘土飞扬的工棚里。我白天劳动夜里创作,虽苦犹乐,一个月就完成了《克拉玛依之歌》和长诗《一个共产党员的手》的创作。我兴致正高时,突然一纸调令又把我调回到在北京的中央建政文工团。我把《克拉玛依之歌》交给了歌唱家朱崇懋和吕文科,这首由吕文科演唱的《克拉玛依之歌》第二年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很快就传遍全国,至今已整整传唱了60年。

      那几年我创作的歌曲题材很多,如《哪儿来了这么一个老货郎》,好多文工团都演过。也有和建筑文工团的任务沾边的,如《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在也门的晚霞中》《祁连山的回声》《建筑号子》等等。

      1963年3月,中央建政文工团合并到海政歌舞团,我穿上军装,成为海政歌舞团的艺术指导,主要还是创作。海政歌舞团给了我很大的创作空间,我经常下部队、下基层,到舰艇上、海岛上体验生活,与官兵们同吃同住同训练。我在海军创作的许多作品获得过军委总政治部或国家的嘉奖,如《毛主席来到军舰上》《海岸炮兵之歌》《俺的海岛好》《水兵最爱什么花》《八月十五月儿明》等等。

      1974年1月17日,南越吴庭艳政权派舰入侵我西沙群岛,打死打伤我国渔民,1月19日西沙自卫反击战打响,我英勇的海军官兵取得了重大胜利。海军政治部命令文工团立即派创作组到西沙群岛慰问及进行创作。我和朱祖怡等十位同志奔赴西沙,在那里体验生活并收集素材。我在琛航岛的岛礁上捡到一枚我国古代渔民用的铜钱,更坚定了我对南海诸岛是祖国神圣领土的信念。在永兴岛上遇到陆军榆林要塞的词作家苏圻雄同志,相约共同为西沙创作歌曲。随后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南海风云》,我又去海南邀苏圻雄创作影片的歌词。这是一次难忘的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的过程。我还顺道去通什了解黎族民歌,去儋州研究调声,去临高采集渔歌,收获颇丰。1976年完成了影片主题曲《西沙,我可爱的家乡》的创作,由青年歌唱家卞小贞和梁长喜演唱。随着电影的播放,迅速在大江南北流传开来。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对南海广大海域神圣领土的关注,这首歌曲传唱多年。几年前,国家成立三沙市,海南群众把它改成三沙市歌,我觉得内容有点过时,便在三沙市领导的支持下,和苏圻雄一起创作了《我爱三沙》,由青年歌唱家司红军、伊泓远演唱,又和肖杰合作创作了《三沙祖宗海》,由杨洪基演唱。这两首歌曲正在南海的上空飘扬着。

      “文革”期间,爱情题材已被“砸烂”,在文艺作品里是禁区。上世纪70年代末,人民群众热切盼望轻松的爱情歌曲。1978年海政歌舞团领导大胆地提出要搞一台轻音乐音乐会。海政文工团的词作家马金星在没有人敢突破禁区的情况下,第一个把《泉水叮咚响》的歌词放在我面前,我眼前一亮,却又有点犹豫,因为歌词描写的恰恰就是海军战士与故乡恋人间的纯洁爱情。这一时期,虽然新的思潮已经萌动,但爱情题材仍然是个“雷区”,歌曲能否被通过,我很有顾虑。但我被这动人的歌词打动了,在马金星的鼓励下,非常投入地创作了这个曲子。《泉水叮咚响》开创了改革开放前的爱情歌曲的先河,卞小贞在工人体育馆的冰上音乐会上一唱,很快便风行全国。但我清醒地认识到,歌曲的流传与否,不取决于我们作者,也不取决于歌唱家,而是人民群众,他们需要这样的歌曲。

      1978年初,北影领导决定由谢添导演将广西壮族自治区进京会演的话剧《甜蜜的事业》搬上银幕。我和唐诃同志在1962年同谢添合作过喜剧片《锦上添花》,那部影片很成功,这次北影厂又通过海政宣传部给我下达了作曲任务,于是我们就住进了北影招待所,开始研究剧本。影片内容很好,但里边的两首插曲有一首是纯爱情内容,为强化影片的主旋律风格,我们把歌词给改了几句,加上了“迎着那长征路上战斗的风雨,为祖国贡献出青春和力量”以及“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等,主旋律一下子就昂扬起来了。对我们搞的音乐伴奏,谢添也嫌我们保守,他要求和当时的音乐完全不一样,对我说:“就那个那个什么,蹦嚓嚓,蹦嚓嚓……”,我知道他是想要舞曲风格。经过反复研究,我和唐诃决定写成三拍圆舞曲节奏,去找会弹夏威夷吉它的人来录音,可当时“文革”刚结束,这种人很难找,后来又把中央乐团外国刚送来的电子琴用上了,创作了一首非常清新、优美的电声音乐伴奏的抒情乐曲,这就是大家后来听到的由于淑珍演唱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首歌直到现在还在传唱,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成了亚太地区音乐教材。

      上世纪80年代,已经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接连完成了《红牡丹》《R4之谜》《玉色蝴蝶》等许多电影作曲,以及《夜幕下的哈尔滨》《爱新觉罗·浩》《木鱼石的传说》等不少电视剧的音乐创作。《牡丹之歌》表现了我们民族不畏严寒、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品格,蒋大为的歌声充满昂扬的激情,很快风靡一时。《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是电视剧《木鱼石的传说》的主题歌,这个电视剧只有几集,表现满清皇帝的老师王尔烈“亲民作风”的故事,让我意外的是,电视剧刚播完,歌唱家柳石明演唱的这首歌就“火”了起来,风行了30多年,不少男高音歌唱家都唱过这首歌,如蒋大为、阎维文、王宏伟等,就连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等都作过各具特色的演绎和创新。

      在长期的民族音乐创作中,我还积极参加中外音乐交流,特别是与日本音乐界的创作交流活动。我和中国音协副主席孙慎第一次去日本考察,打开了中日音乐界友好交流的渠道。后来,由日方出资,在中国和日本,由中央歌剧院、海政歌舞团和日本青年艺术团的艺术家合作,在两国公演了由我作词作曲的反封建题材歌剧《歌仙——小野小町》,彭冲、程思远、贺敬之、曹禺等领导同志出席观看并给予很高评价。在中日建交15周年、20周年、25周年、30周年纪念时,又重新公演或由中央电视台播出。我还创作了歌唱中日友好的歌曲,如《世界之爱》《人生之路》等,由中日歌唱家在两国歌唱。我翻译的《北国之春》和《永远要憧憬》也在中国和日本广为流传。从1996年起,我在北京、秦皇岛、丹东等地策划、举办了10届“长城之春国际友好音乐会”,邀请中国、日本、美国的艺术家到长城下的舞台上演出音乐和舞蹈节目,日本的喜纳昌吉(周华健的《花心》的原作者)还到八达岭上与吕薇一起演唱了他原作的环保歌曲《花》。

      作为一个参加革命70多年、今年已经90岁的老文艺战士,我的党龄快40年了。我一直觉得党员是先进分子,党员的要求和标准很高,自己离党的要求还有差距。我的党龄不是很长,但我始终认为入党早晚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在工作和生活中时时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刻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多年来,我从不参加商业演出,因为我认为有些事情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我经常想,吕远是很渺小的,而党、祖国和人民的事业是伟大的,只要能为党的事业、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尽到一份责任,人生就是有意义的。

      (慈爱民、刘文韬根据吕远同志口述整理)

    网站编辑:王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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