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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6岁老党员的心声
    发表时间:2018-02-06 来源:《党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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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岁老党员的心声

    □ 王定国

     

      王定国(106岁老红军),四川营山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曾任营山县妇女独立营营长,延安市妇联主任,内务部机要科长,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主任。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是“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同志夫人,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接见。

     

      今年,中国共产党诞生97周年了,中宣部《党建》杂志的同志说要我回忆自己参加革命的历程和对党的感情,我心潮起伏,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我这一辈子跟党走,对党的感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

      我自1933年参加红军后,就把自己的生命和党的事业连在一起了。入党85年了,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始终要求自己,努力为党和人民多做些事情。

      我出生在四川营山安化场,家中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全靠父母租种土地和干零活养家糊口。我六七岁就参加劳动,帮助母亲给人家推磨。一年到头全家人起早摸黑地干,拼死拼活也吃不饱肚子,吃了上顿没下顿,我的一个妹妹就是活活给饿死的。像我这样的人的命运,在旧社会与千千万万的贫苦妇女一样,处在整个社会的最底层。但是,共产党来了,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15岁那年(1928年),就到别人家去做童养媳了。这也是一个穷人家,但把封建礼教看得很重。我在这个家庭的地位是最低下的,干活在前,吃饭在后,只有服从,没有自由。我虽然不甘心这样不平的命运,但是却无力改变。就在这时候,我们家乡先后来了陈同生、杨俊、张敬波、肖德兴、杨克明等共产党人。他们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是四川省委派来的。他们都有各种职业做掩护,张敬波是团防局的教官,是来做白军策反工作的。陈同生是学生,杨克明卖布,杨俊卖盐,肖德兴是裁缝,他们的任务是来宣传、组织秘密农会。

      我的两个舅舅李忠胜、李忠斌都是青年农民,很喜欢听他们宣传,接受了反剥削压迫,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理,很快就被发展成他们的积极分子。我也因为舅舅的关系,和他们有了接触,对他们讲的一些新鲜事特别感兴趣。张敬波曾对我讲:“你不要蹲在家里,年纪小要读书,有个平民小学,上学不要钱,你去读书识字。”陈同生说:“女孩子不要包脚,包脚怎么下地干活。现在男女要平等,自己解放自己,把头发剪掉,不要再封建。”其他人也给我讲过这些道理,慢慢地就开窍了,认为这些话都很对,我也就再不怕婆家的人了。我剪了发、放了足,婆家的人拿绳子捆着我,我挣脱了就跑回娘家。

      重获自由后,陈同生介绍我到新店一家小吃店去做洗碗的差事,后来又到肖水河、柏林、老林等地去找事做,那些地方都很偏僻,但便于建立秘密农会。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细致的发动工作,秘密农会在这一带先后建立了起来,张敬波他们就派我和张兴仁、李金香等在这一带宣传妇女放足、剪发、男女平等三件大事,每天从这个场赶到那个场。我在外面做了一年多,虽然动荡不安,但心里觉得非常高兴。这时我婆家的人找来了,我硬是不回去,后来张敬波、肖德兴、杨俊和舅舅七拼八凑攒下来40多块银元给婆家,这才了结了我的婚姻关系。

      1933年,红四方面军向川北发展,张敬波、杨俊、杨克明都说红军快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要大力开展宣传工作迎接红军。这年7月我见到了盼望已久的红军队伍。8月,我们和红军一道向仪陇、营山一带出击,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到10月,营山县城也解放了,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我被选为代表,后又被任命为县苏维埃内务委员。12月,由徐做文和肖德兴二人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我正好20岁。

      我和这些革命引路人,后来都编入了红军队伍,成为生死与共、并肩战斗的战友,但我始终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良师,他们继续给予我许多帮助和教育。可惜的是,我的这些引路人,在严酷的革命战争中,年纪轻轻的都牺牲了。杨克明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西征时与军长董振堂等3000余将士一起血战高台城,几乎全部壮烈牺牲,敌人还砍下董军长和杨克明的头向蒋介石邀功。张敬波任红五军团的师参谋长,也在此次战斗中遇难。肖德兴任团长,也在西征的征途中战死。杨俊没有参加长征,留在了四川坚持斗争,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捕获枪杀了。只有陈同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与我重逢。这里还有一段故事:那是1953年,陈同生已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人事部长,他来北京开会,有次来家看望谢老时见到我,好像有点面熟,他就和我聊了起来,问我是不是四川人,越谈越熟悉,我也很快认出了他,相隔20多年变化很大,竟然一时没认出来。陈同生笑着对谢老说:“我和她是小老乡,我们那时一起搞工作,我还给她取了个名叫王大姑娘。”谢老也笑了说:“现在可是王老姑娘了。”

      1935年,我调到红四方面军前进剧团,随军参加长征。这年6月的一天,我在雪山脚下的河边洗衣服时,一位留着胡子的老同志走过来对我说:“小同志,请你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中间加些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我一口答应了他的请求。这位老同志就是谢觉哉。

      1936年底,我随红军西路军征战甘肃河西走廊。12月5日,剧团奉命慰问红九军,与马步芳的部队遭遇。我们30多人被抓入牢房。不叛变、不泄密、不出卖组织,千方百计营救战友,是我那时的坚定信念。

      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全力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当时任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就是谢觉哉。经过多方斗争和努力,被俘的同志脱险了。组织安排我留在办事处工作。经彭加伦介绍,毛泽东批准,1937年10月我和谢觉哉结为伴侣。

    王定国和谢觉哉

     

      风风雨雨数十年,如今我也百岁有余,每当我回忆往事,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的这些革命引路人,他们都是很有才干、很有能力的共产党人,是他们启蒙教育了我,把我引导到革命道路上来,改变了我的命运。1983年我到甘肃,还专门到高台烈士陵园凭吊了杨克明和我的良师益友们的英灵。

      1935年,正是我们党14岁的时候,也就是党的少年时期。然而,正是在这个时期,一个14岁的少年,面对着数十倍于自己的豺狼虎豹。是勇猛搏斗,争得生存权利?还是畏惧前行,最后被猛兽吃掉?我们的党,在北上抗日的长征路上,遇到过这样的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长征到达陕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新中国的成立,这一切事实都充分证明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等人的决策是正确的,而张国焘是错误的。

      2003年,亚旭(王定国的小儿子)向我提起:为了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想让我“重走长征路”。那一年,我都已经91岁了,但儿子的建议仍令我这个老红军心潮澎湃,我跟他说:“趁着身体还好,我一定要看看红军遗址,看看健在的老战友,看看老区百姓。”2004年6月,我到达天全县,开始了重走长征路的第一站。在瞻仰天全红军烈士陵园时,他们给我雇了顶滑竿要抬我上山,我生气了,“我是红军啊,我自己能上去!”在高海拔的二郎山、在泸定县的大渡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水和摇晃的铁索桥,我推开上前搀扶的人,在100多米的桥上走了个来回。

      多年以前,我就关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浴血奋战打下的江山,怎样才能永不变色、代代相传?毛主席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而青年又怎样才能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不负党的希望呢?除了学校对他们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外,我们这些亲历战争的老同志,也有责任给他们讲历史、讲传统。

      我今年106岁,身体还健康,头脑也还清晰。现在我每天写写,画画,了解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看到祖国的变化日新月异,看到我们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看到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和党的事业蒸蒸日上,我倍感欣慰。衷心祝愿我们党的事业更加兴旺!●

      (本文由作者小儿子谢亚旭和身边工作人员阳琼仙根据口述整理)

    网站编辑:唐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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