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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个大写的人
    发表时间:2018-01-04 来源:《党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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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周恩来总理晚年最后一任秘书,从1968年直至老人家逝世,纪东陪伴了周总理8年时间,亲历了“文革”中后期的一些重大事件,见证了敬爱的周总理在非常年代殚精竭虑、苦撑危局的桩桩往事,也领略了周总理非凡的人格力量。近日,纪东将军接受《党建》杂志记者专访,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编者

       

      一个大写的人

      ——回忆我亲历的周总理的故事

       

      □ 纪 东(武警指挥学院原副院长、少将)

      平凡小事映照出伟大

      我是1968年8月来到总理身边给他当秘书的,直到1976年1月他老人家逝世。长达8年的亲历亲闻,使我深深地感到,周总理是伟大的人,也是平凡的人。他是把伟大和平凡结合得完美的人。人们为他的伟大而骄傲,也为他的平凡而感动。

      周总理曾多次告诫国务院机关的同志:不要有衙门作风,要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并说:“封建王朝的衙门口还挂一面鼓,老百姓可以击鼓鸣冤,何况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呢!”他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对下边的同志态度要和蔼,不要盛气凌人。他曾用一个例子教育我们:“有一次,我到石家庄地区检查工作,看到一个地方的墙上写着‘书记出巡,地动山摇’的标语。”总理边说边比划着字的大小,“如果我们的干部作风都是这个样子,怎么得了啊!”我听总理说完,便笑着说:“按照这种逻辑,总理您出巡的时候就该‘天翻地覆’了。”这本来是我想让总理放松一下心情,随意说的玩笑话,可总理没有笑,他沉思了一下说:“干部一出门,就前呼后拥,怎么能不脱离群众?”

      总理是这样教育我们的,更是这样做的。

      在总理办公桌旁的茶几上,有一部直拨外线电话,经常有陌生人因为拨错号码打进来。总理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总是非常和蔼而且耐心地告诉对方:“你是不是把电话号码拨错了?……噢,也可能是串线了,请你重拨一下吧!”然后他轻轻地放下话机,又重新投入工作。

      在我们秘书值班室,也有一部外线直拨电话。在“文革”期间,这部电话一直畅通,号码是向社会公开的,因此经常有人打进电话来,让我们向总理反映情况,请求解决问题。为了减少对总理的干扰,我们就想换个号码。总理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并说:“改了号码,群众再有什么事怎么找到我啊?”于是,这部电话始终没有改号。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一起

      总理对群众的关心,也表现在对自己的具体要求上。一次我随总理从人民大会堂回中南海,那天正下着雨,总理对司机杨金明说:“车子别开得太快,行人看到会紧张。有的路段有积水,别溅到骑自行车的人身上,弄湿了他们的衣服。”

      1972年8月3日下午,我随总理坐车去人民大会堂。那天北京天气很热,正是穿衬衫的季节。汽车出了国务院西门向南拐,行驶到府右街南端的时候,突然,一名穿白色长袖衬衫,大约十七八岁的女孩子骑车从西侧略带下坡的太仆寺街东口冲了出来,司机杨金明眼疾脚快,一脚急刹车,汽车一下“钉”在了那里。女孩刹车不及,猛地撞在了总理座车车头,趴在了汽车右前盖上。卫士张树迎急忙开门下车,扶起女孩,问:“怎么样?”女孩回答:“没有事,没有事。”

      总理坐在车上关切地问道:“怎么回事?”张树迎说:“没事,没事!”汽车又向大会堂开去。

      随着车子前行,总理的心情越来越不安,不停念叨:“不知道那个孩子怎么样了?”

      到了人民大会堂,总理刚下车就说:“赶快问一下,孩子怎么样了?”那种着急,就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直到得知随卫人员已经陪着孩子到医院做了检查,孩子确实没有受伤,总理才放下心来。他执意要警卫人员去买一件新衬衣送给那个孩子,并说:“把人家的衬衫剐破了,总要赔偿嘛。从我的工资里出钱!”

      警卫人员按照总理交代,买了一件新衬衣,送到女孩家里。

      工作上,总理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生活上则对我们十分关心。总理两次等我吃饭的情景,至今难忘。

      一天,我跟随总理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到下午6点多钟时,会议还没有结束。我知道卫士高振普在大会堂给总理安排了晚饭。如果等会议结束,总理吃了饭,我们再回到西花厅,就会错过中南海食堂的开饭时间。因此,我便先去大会堂的食堂吃饭。

      没想到,我刚去食堂一会儿,总理的会议就结束了,而且总理今天不准备在大会堂吃饭了,他一边收拾文件,一边对高振普说:“准备回家。小纪呢?”

      高振普告诉总理说我吃饭去了。听到这话,本来想马上动身的总理说:“那我到房间休息一下,等小纪吃饭回来再回家。”总理还叮嘱:“不要叫他,让他把饭吃完。”

      另一次是一天上午,我随总理在国务院老会议室开会。这次会议时间长,下午要接着开。总理交代安排午饭,像往常一样,吃“大烩菜”。总理交代后,我就告诉张树迎,让他去办理。说来也巧,会议结束刚要就餐时,我接到一个电话。这次通话时间很长,等我回来时,大部分人已经吃完了。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正坐在那里聊天,他看到我,就说:“小纪,你还没吃饭吧!”接着,他像下命令似的说:“你就坐在这个桌上吃,我在这儿等着你。”本来我想到伙房随便吃几口就算了,可是接的那个电话与下午会议有关,需要马上向总理汇报,我只好坐下来先向他报告电话内容。说实在话,总理让我坐在他那个桌上看着我吃,我真有点不自在,但我的心里却是非常的温暖和激动。我知道,实际上总理是在为我考虑:他坐在那里,我就不用担心马上开会;他那一桌都是领导同志,大家饭量小,桌上还有不少菜。老人家想得多细致啊!

      

      我亲历总理处理“九一三”事件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在那惊心动魄的时刻,我亲眼目睹了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几天几夜没有休息,做了大量具体而富有成效的工作,机智、果断地处理了这一重大政治事件。

      1971年9月12日下午3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研究修改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晚9时20分左右,接到8341部队驻北戴河部队有关领导的电话,称据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报告:“林彪要出走,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情况很紧急。”过了一会儿,又接到报告说:“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乘专机从北京来,这架飞机就停在山海关机场。”

      这时,会议无法进行下去了。总理迅速查问北京飞去的这架专机的具体情况。8341部队领导很快回电话说,已经查问了山海关机场,的确有一架专机,机组人员正在休息。山海关机场隶属海军,总理马上向中央政治局委员、海军政委李作鹏查问。

      李作鹏了解情况之后,回电话打到了西花厅的秘书值班室,这个电话正是我接的。李作鹏说:“请报告总理,他查问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我立即通过总机找跟随总理在大会堂的张树迎,没想到接电话的却是总理本人。

      我报告了这一情况。“知道了。”总理只说了三个字,便放下了电话。我意识到总理没在会场,而是守在电话机旁边,这是很反常的。

      总理得知李作鹏报告的情况后,立即打电话问叶群,是不是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了?叶群说没有。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调一架飞机是不用别人批准的,问题是叶群不承认调动了,这就引起了总理的警觉。

      13日凌晨4时多,与我一同值班的总理秘书钱嘉东把我从熟睡中叫起来,说接到北京卫戍区报告,有一架直升机在怀柔沙峪迫降,被民兵包围了,并说已经报告总理。后来证实,林彪的大量罪证材料,包括林彪的手令,都是从这架直升机上缴获的。

      这时我俩心里犯了嘀咕,我们分析:一是总理在大会堂开会,一夜未回,研究四届人大的报告不至于这么长时间呀;再有,总理追查“256”号三叉戟飞机的事和这架直升机迫降的事,都很异常,但我们想不到这两件事之间会有什么联系。这时天已大亮了。大约7时半,电话响了,是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打来的。丁盛让我们报告总理:“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听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听了这个没头没脑的电话,我们更觉得不对劲儿了,但也不敢多想,更不敢耽误,立即电话报告了总理。不一会儿,张树迎来电话,总理让我带上丁盛的电话记录,立即去大会堂。我直奔总理所在的小厅。总理正在打电话,我把丁盛的电话记录递上,他仔细看了一遍,对我说:“你不要回去了,从现在开始,你跟着我处理事情。”后来才知道总理一夜没睡。

      周恩来手迹,这首词与他彼时压抑、无奈的心境十分吻合。手迹全文是:不公与不干(西厢记) 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于是,我在大会堂和张树迎、高振普,保健医生张佐良一起跟着总理,钱嘉东留在西花厅值班。

      我仔细观察大会堂的动静。北门不断有人进出,政治局成员除了被总理派出办事的人之外,其他的委员这时都集中在大会堂。工作人员也明显比以往多,但谁也不多说话,见面只相互点头打个招呼。

      总理还在不停地打电话。我把总理电话的内容和丁盛的电话联系起来,才知道是林彪坐飞机外逃了。

      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是13日凌晨1时50分从中蒙边界44号界桩上空消失的,已经6个多小时了。后来我才知道,12日午后,毛泽东南巡北返,专列一路不停回到北京,林彪一伙的政变阴谋计划被打乱了。当晚,周总理查问“256”号飞机去向,林彪等人感觉阴谋已经败露,于是放弃南去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决心向北外逃。

      周总理曾通过空军调度指挥员直接向“256”号飞机呼叫,希望飞机飞回来,不论在北京周围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机上没有任何回音。

      在“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出国界之前,吴法宪请示总理是否拦截。总理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李德生向总理请示处置办法时,总理转达了毛主席的意见。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了林彪叛逃的事件,研究部署了各种应变措施。

      从13日清晨到当天下午,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11个大军区和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通报林彪外逃情况。他使用的是经过斟酌的语言:“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会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周总理立即命令李德生坐镇空军司令部负责指挥空军,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工作,并派纪登奎去北京空军司令部,以便从多方面掌握情况。同时,他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9月13日下午,总理让我通知解放军五位副总参谋长张才干、阎仲川、王新亭、彭绍辉、陈继德到大会堂新疆厅,参加政治局召开的作战会议。会上,总理除通报林彪叛逃的情况外,还拟定了向全军发出的紧急战备指示和对北京地区的军队部署、京郊机场的军管,对机动兵力的安排也作了布置。

      9月14日中午,多项必要工作部署完毕,73岁高龄的周总理已连续工作50多个小时了,而且在那种形势下,也不可能安静下来吃一顿饭。我们多次劝总理稍微休息一会儿,总理终于同意了,医生给他服了安眠药,他就在小厅的床上睡下了。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和我四个人在小厅外面的地毯上和衣而卧。

      9月14日下午2点左右,我接到外交部王海容的电话,她说:“外交部收到一份我驻蒙使馆的特急报告,要马上送总理。”不一会儿,王海容就到了大会堂北门,我接了报告,急奔北小厅。总理已经起床了,我把报告递上。开始,总理眉头紧皱,双手在微微颤抖,随着目光在文字间移动,脸上的紧张神情逐渐舒展开来。突然,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我,兴奋地说:“好!好!你看,摔死了!摔死了!”我见总理这么兴奋,从他手里接过报告粗略地看了一遍,记住了如下内容: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左右坠毁在肯特省贝尔赫里县境内,机上共有9人,全部死亡……总理对我说:“我要到118号房间主席那里去报告,你也跟着我。”说完,总理换了衣服,带着高振普和我向大会堂118号毛主席住处走去。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布了林彪叛逃、折戟沉沙、机毁人亡的消息。至此,“九一三事件”这一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才算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

      

      生命的最后时光

      1974年6月1日上午,周总理离开西花厅,住进了305医院,直到1976年1月8日辞世,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共做大小手术14次,其中大手术5次。

      总理在住院治疗期间,并没有真正休息,而是仍然在不停地工作。批阅文件、召开会议、找人谈话、会见外宾。在此期间,围绕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总理与“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取得了四届人大“组阁”的胜利。

      1972年4月10日,周恩来和工作人员在飞机上。(左起:高振普、张树迎、王星明、张佐良、纪东、周恩来)

      1975年1月13日到17日,四届人大胜利召开,周恩来仍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并主持国务院工作。

      江青等“组阁”的失败,更加激起了他们对总理的仇恨,他们趁机掀起了批判“经验主义”的恶浪。正是在这个时候,总理的病情恶化,癌细胞扩散到其他器官。即便如此,他仍无法休息,也不能休息。总理的责任,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使他不得不拖着日益消瘦、虚弱的病体,忍受着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煎熬,顽强的工作和斗争。

      住院期间,总理曾多次打电话、写信,或让邓大姐给我们传话,让我们在家的同志为他查找电报、资料、报纸、书籍。我感受最深的是,总理每次大手术前,都会把钱嘉东和我叫到他的病床前,清理入院前和入院后积存的未批办文件。

      1975年3月26日,总理进行结肠癌治疗之前,又把我们叫去,对一些重要文件提出以下处理意见:对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写的信的原件“均暂保存”。将杨勇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送叶剑英处,并告:“对杨勇同志问题的复查是处理类似问题的第一件,从现在的口径看,严了一些。”将迟群1974年1月25日的检讨退纪登奎,并嘱我们写便条给纪登奎同志:迟的检讨空洞无物。

      我们离开病房时,祝愿他此次手术顺利,总理说:“不一定,有两种可能。”

      1975年9月3日下午,总理又把钱嘉东和我叫到医院。听我们报告了现有未批文件的情况后,嘱告我们:除“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有关材料和1972年江青会见美国学者罗克珊·维特克的材料外,其余文件退回。

      在林彪专案材料中,有一份材料反映:在“九一三”事件时,铁道兵的一位主要领导同志私自调动铁道兵一个营配合林彪政变。总理对这份材料作了特别交代,他说:“这份材料反映的情况,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当时调动铁道兵的一个营,我和汪东兴都清楚。”总理还对我说:“小纪,你记着,这件事情,等我出院后,要亲自处理。”

      我在总理身边工作8年,经手的文件成千上万。这份文件是总理交代我办理的最后一份。然而,总理没有从305医院出院,也没有再回到西花厅,他的嘱咐,成了遗言和遗憾。

      其实,每次总理叫我们去医院,我们都非常高兴和激动,但也都有顾虑和不安。一是我们去时,总是在总理做大手术之前。他虽然不说,但我们心里都清楚,能否顺利地度过手术这一关,总理在做着最坏的打算。另一个顾虑是,由于总理的病情日趋严重,面容日渐消瘦,满面胡须,想着他往日的风采,再看看眼前的老人家,我们真不愿意见到他如此令人心碎的仪容,真是想见又怕见。再有,见了总理说什么也十分犯难。在西花厅工作时,逢年过节,或是他外出回来,我们问候老人家的第一句话,也是最能包含我们所有感情的话,就是简单的那一句:“总理好!”现在却不能这样问候了,那个“好”字说不出来了。只能强忍着眼泪,轻轻地叫他一声:“总理!”

      我们没有总理坚强。而他老人家见了我们,仍然像往日那样亲切,忍着疼痛,带着微笑,向我们交代每一份文件的处理意见。那种强烈负责的精神,敏锐的反应,准确的记忆,慎重的决定,特别是那种乐观的态度,不知道实情的人,根本想象不到这是一位77岁的老人,一位即将进入手术室与死神进行较量的老人。

      ……

      1975年12月31日中午12时,钱嘉东、赵茂峰和我三人到医院看望总理时,老人家对我们说:“你们来了?问家里同志好,我累了。”这是周总理留给我们的最后话语。

      他躺在病床上,睁开那双睿智、慈祥的眼睛,微微招了招瘦弱无力的右手,用我们刚刚能听到的声音,一字一顿,用尽全身气力,给我们说出了这句话。说完,又闭上眼睛,陷入了昏迷之中……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个平凡的生命,一个伟大的生命,终止在了历史的时空中,而他那“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的理想至今仍在激励着为着民族复兴而勇往直前的后来者。

      (本刊记者刘文韬、慈爱民根据纪东口述整理)

    网站编辑:王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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