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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眼中的毛主席怎样过“紧日子”
    发表时间:2017-09-05 来源:党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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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在新的起点上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为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发扬老一辈革命家优良传统,本刊特开设“传承红色基因”专栏,开篇约请孙勇将军谈谈他眼中的毛主席是如何过“紧日子”的。

      孙勇将军是健在的为数不多的毛主席贴身警卫之一,今年已92岁高龄。从1947年1月到1967年2月,孙勇跟随毛主席从转战陕北到进驻西柏坡,从指挥三大战役到进京“赶考”,从入住中南海到视察大江南北,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20年,亲身经历了毛主席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感受了毛主席非同寻常的人格魅力。 ——编 者

     

      我眼中的毛主席怎样过“紧日子”

      中央警卫局原常务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 孙勇(中将)

     

      我在毛主席身边担任警卫工作20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不论是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和平建设时期,毛主席都始终严格要求自己,艰苦朴素,身体力行,坚持过苦日子、紧日子,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毛主席勤俭过日子的故事很多,我在这里只能挑几个比较典型的讲给大家。

      夜宵、冰窖和硬板床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常常安排在晚上开。会议经常开到很晚,凌晨一两点还没散会是常事。考虑到中央领导同志晚饭吃得早,到深夜会很饿,叶子龙和我商量后,就报请毛主席让食堂为大家准备了一点夜宵。所谓夜宵,也就是一碗手擀清汤面,再加几根青菜而已。即便如此简单,毛主席也不让随便吃。

      有天晚上,毛主席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叶子龙请示主席,问晚上几点吃夜宵?毛主席严肃地说:要订个规矩,今后不管是在颐年堂开常委会、政治局会或是在家开会和会客,不到晚上12点一律不准吃夜宵。此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正好在颐年堂开政治局会议,叶子龙请示毛主席:现在都11时45了,要准备夜宵吗?毛主席说,不用了,再有10分钟就散会了。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冬天的气温比现在要低很多,最冷时南海结冰四五十厘米厚。为了利用这些冰资源,中央警卫局在南海西岸地下修建了一个8米宽、20米长、10米深的冰窖。每年冬天,警卫团的官兵、职工用钢钎把冻冰切成1米宽、2米长的冰砖,用板车拉到冰窖内整齐摞好,用稻草棉被密封严实储存起来。

      夏天,中南海内各个食堂、各首长处都从这个冰窖取冰,作为降温和储藏肉食之用。毛主席怕热,那时中南海没有空调,用电扇降温噪音大,效果又不好,每到夏天我们就从冰窖里把冰块取出来,放在铝制和木制大盆内,在毛主席办公室和卧室里各放二三盆,用以降温。这天然的降温办法既有效,又省钱,毛主席很高兴,表扬我们会办事,“充分利用了大自然”。

      毛主席“会过日子”的故事很多,记得还有一次,那是1953年12月24日,毛主席乘专列离京外出,到上海、杭州视察。杨尚昆、罗瑞卿等陪同。外出前,主席专门指示我们说:你们把我日常用的东西,洗漱用具、衣服铺盖、书籍等都带上,到地方不要用公家的东西。我们按主席指示,把上述东西全部装箱打包。我还把留声机和京戏唱片也带上了。

      在火车上,只要主席吃饭时,我就把留声机打开,放他最喜欢听的京戏唱片,比如高庆奎唱的《逍遥津》,言菊朋唱的《捉放曹》,刘鸿声唱的《斩黄袍》,谭富英唱的《空城计》等等。主席一边吃饭一边听唱片,有时还同杨尚昆、罗瑞卿谈论京戏。

      27日凌晨l时专列快到上海时,杨尚昆召集罗瑞卿、叶子龙、汪东兴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开会研究确定: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和保密起见,不在上海火车站下车,提前在南翔车站下车。毛主席由柯庆施等陪同,乘汽车前往上海市区华东局领导同志住地励志社。到励志社时已凌晨两点钟。毛主席与华东局陈毅、饶漱石、柯庆施等领导同志见面,谈了一会儿就出来了,准备上床休息。

      毛主席走进卧室,看到床上铺着花床单、缎面被子、绣花枕头,非常生气,对李银桥说: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不要用公家的东西吗?把这些被褥统统拿走,用我自己的!李银桥对毛主席说:带来的被褥在火车上没有拿下来。毛主席更生气了,这时叶子龙说:我们马上到车站去取。主席到卫生间,看见台子上摆着大小花毛巾、香皂等,再次对李银桥说:把这些东西都拿走。

      1954年4月19日,毛主席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山海关、北戴河等地视察。20日凌晨1点,专列到达天津。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黄火青等人到车站迎接。当晚,主席入住天津市委大院宿舍。

      这晚,我值班。深夜两点半左右,毛主席突然打开房门叫我,说:我睡不惯软床,你给我把褥子、床单铺在地板上,我睡地铺。我说:这不行!马上找人来换个硬床。毛主席不同意,说:夜深了,不要兴师动众的,我睡地铺就很好。

      第二天早上,我向叶子龙、黄火青汇报了毛主席昨晚睡地铺的事。黄书记听了,非常歉疚:怎么能让主席睡地铺呢!怪我事先不了解情况,没有准备好。10点钟,毛主席起床后,黄火青急忙道歉。毛主席风趣地说:睡地铺比你那软床舒服多了!这句话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

      后来我们警卫人员都知道:毛主席到外地视察,我们一定要随身带上他的被褥、洗漱用具等东西。

      之后多年,毛主席到全国各地视察、巡视、调研,都是自带行李和生活用品。他老人家从来不睡钢丝床、席梦思,一辈子只睡坚实的硬板床。到任何地方,唯一离不开的就是满满几大箱子书籍,手不释卷是毛主席保持终生的习惯。为不给地方党委、政府和负责同志“添麻烦”,毛主席视察时,很少住当地宾馆,一般都会住在火车专列上,办公、找地方负责同志谈话,甚至会见外宾,也都在火车上。

      “好心办蠢事”

      1949年6月,毛主席从香山搬进中南海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

      丰泽园是一个三进院落,正门朝南开,靠近南海,视野开阔,从这里可看到瀛台、新华门及整个南海的景色。东边是勤政殿,也是袁世凯登基做皇帝的地方。西边是皇家园林“静谷”,精致幽雅。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常到静谷散步。

      丰泽园因年久失修,有些破烂不堪,雕梁彩画和大门、柱子上的油漆都脱落了。

      1950年底,叶子龙请示毛主席:丰泽园大门、院内东西厢房、颐年堂和走廊油漆彩画破破烂烂,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提议稍微修整一下。毛主席听了,严肃地说:全国刚解放,西南还在剿匪,几十万志愿军正赴朝鲜与美帝作战,国家经济困难,能用能住的,就先将就着用和住吧。我相信,外宾和民主人士也不会因为我住的房子破就不来见我。

      到了1953年,国民经济基本恢复过来,朝鲜战争也停了,这时,杨尚昆再次提出整修丰泽园,他还把这个想法向周总理作了汇报,请总理征求主席意见,周总理爽快地答应了。

      一天,毛主席和周总理在颐年堂会见完外宾后,周总理说:主席,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外宾越来越多,丰泽园应该修整一下了,一是工作需要,二是为了保护古建筑。毛主席这次同意了,说:既然你总理同意,那就修吧!

      周总理随后打电话告诉杨尚昆说:毛主席同意修整丰泽园了,请你抓紧时间办。

      杨尚昆立即召集叶子龙、汪东兴等布置,乘毛主席外出的时机,尽快施工。不久,修整后的丰泽园焕然一新,既不花哨而又整洁大气。毛主席看了,高兴地说,这么一修整确实比原来好看多了,你们要注意保护,不要碰坏了油漆。

      时间到了1954年。9月下旬的一天,叶子龙请毛主席到玉泉山去住,换个环境休息几天。

      就在此前不久,叶子龙、汪东兴商量,经杨尚昆同意,在玉泉山一号楼院内给毛主席修建了一个长8米、宽5米的小游泳池。叶子龙原想给主席一个惊喜,所以事先并未将此事报告给他。

      毛主席乘车来到玉泉山,一进大门,叶子龙就笑着说,请您参观一下新修的游泳池。

      毛主席听了一愣,停下脚步说:什么游泳池?

      叶子龙说:您喜欢游泳,冬天快到了,我们给您建了一个室内小游泳池。

      没想到刚才还满脸笑意的毛主席,顿时变了脸,他问叶子龙:这是谁的主意?给我修建游泳池,为什么不事先报告我?我知道,你们是好心,但办的是蠢事。你们游吧,我是不在这儿游的!另外,这个游泳池既然是以我的名义修的,那就应该由我来付钱,你们把修建的费用搞个清单给我,不管花多少钱,都从我的稿费里出。

      毛主席说到做到,后来他果然一次也没在这个游泳池游过泳,而修建的费用却是从他的稿费中报销的。后来,警卫局把这里改成了花房。

      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次,那是1958年春天,我们警卫局的副处长毛崇横向叶子龙、汪东兴建议,春耦斋年久失修,阴暗潮湿,地砖磨损严重,周末在这里为中央领导同志举办舞会,地面不平整,容易出意外,加之大厅只有一个公用卫生间,警卫值班人员和服务员合用一间小房不方便,乐队演奏员、舞伴无地方休息,都坐在走廊里,杂乱拥挤。因此,建议把春耦斋改建或扩建一下。

      叶子龙说:等我报告了杨主任后再定。没过几天,叶子龙、汪东兴召集开会,说:杨主任同意扩建春耦斋,我们要抓紧设计和尽快施工。

      这次扩建春耦斋,杨尚昆、叶子龙认为这里是公共场所,不是专门为毛主席扩建的,所以就没有向他报告。有一个周末,毛主席提出要去跳舞,叶子龙说,春耦斋正在修缮,舞会临时改在勤政殿了。听说是修缮,毛主席没说什么。

      1959年秋,春耦斋扩建工程完工,焕然一新,新建的大理石露天舞场与原来的室内舞场相连,汉白玉栏杆,房檐中挂着大匾“春耦斋”三个镏金大字,特别显眼,特别是露天舞场上悬挂五颜六色的彩灯、小旗,像过春节一样喜庆。

      在扩建工程完成后的第一个周末,欢快的舞曲再次奏响。晚上9点多,我们去报告正在办公的毛主席,今晚春耦斋有舞会。

      说话之间,我们和主席一起来到春耦斋。叶子龙边走边介绍说:这是新建的大理石露天舞场。毛主席非常震惊地问:什么?又往前走了几步,然后站定,看着舞场满脸不高兴地说:大理石柱子,汉白玉栏杆,还悬挂着彩旗、灯饰,可真是豪华呀!这哪里是修缮,分明是重新建了两个舞场!

      毛主席越说越生气,指着叶子龙问:这是谁的主意?谁批准的?为什么不事先报告我?当前国家经济这么困难,一个娱乐活动场所,建得这么豪华,这么富丽堂皇,你们是怎么想的?

      最后,毛主席说:你们去跳吧,我是不去的。说完,扭头就往回走,边走还边说:修了这么华丽、漂亮的舞场,这要花费多少钱?回到办公室,他又严肃地对叶子龙说:你们马上给我写检查。

      很长一段时间,毛主席只在勤政殿跳舞。有一次,杨尚昆送来一份急电请毛主席审阅,毛主席走到休息室批阅,杨尚昆趁机说:扩建春耦斋舞场,是我批准的,我犯了错误,向主席检讨。但舞场建好一年多了,老不用,也是浪费。叶子龙、汪东兴也都作了检查。毛主席听了,只是摇头,一句话也没说。直到三年后,在周总理的多次劝说下,毛主席才同意到春耦斋跳舞。

      在西安饭庄吃饭

      毛主席始终反对搞特殊化,反对身边人把自己与人民群众隔离开来。

      1956年10月6日一大早,毛主席到西苑机场,为应邀来华访问的印尼总统苏加诺送行。从西郊机场回中南海的路上,我随毛主席坐在车后座,叶子龙坐前座。9点多钟,当汽车开到北京展览馆附近时,毛主席突然对叶子龙说:我饿了,找个饭馆吃饭吧。我说:主席,家里做好饭了,回家吃吧?叶子龙也说,回家吃安全。毛主席不高兴了,说:怎么不安全?我今天就想在大街上吃顿饭。

      叶子龙只好叫司机周西林停车,下车后,他对坐在随卫车上的汪东兴说了这件事,汪东兴一听就急了:那不行!主席哪能随便在大街上吃饭?叶子龙说:“我与孙勇都劝了,主席根本不听,还是赶快找个地方吧。”这时北京市公安局警卫处张处长说:前面新街口南大街有个西安饭庄,条件还不错。叶子龙说那就去吧。

      到了西安饭庄,毛主席走进店内,里面还有不少顾客在吃饭,但因为主席戴着口罩,穿着灰色薄大衣,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毛主席坐下后,喝了几口茶、吸着烟,对叶子龙、汪东兴、李银桥和我说,你们阻止我,这儿不能去,那儿也危险,其实我看是你们不相信人民群众。今天我在饭馆里吃顿饭,有你们这么多人保护我,能出什么问题?别忘了我是人民选出来的主席,人民信任我,我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接近人民,不能把我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你们不要怕,人民群众不会害我,想害我的人有,那是极少数反革命分子、特务。但即使他们真的要害我,人民群众也会保护我的。你们这些人不都是农民出身吗?进了城吃好了、穿好了,都当官了,可是你们别忘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忘了他们就是忘本!毛主席特别提醒我:孙勇我告诉你,现在不能出去找人打电话,搞得警卫森严。

      我点头称是,问主席,吃羊肉还是牛肉泡馍?毛主席说,都可以,你去跟人家商量着办吧。

      我起身先去找饭庄老板,问他:贵姓?他说:姓孙。我说:孙老板,你知道是哪位首长在你这儿吃饭吗?孙老板不动声色地说:我已经看出来了。我说:那你马上去监督做饭,牛肉、羊肉泡馍都上。

      我交待完后,急忙跑到附近派出所找到市局警卫处张处长。张处长告诉我,他已布置好了饭庄周围的警卫,市局领导随后就到。我这才拿起电话急告中南海警卫值班室,说明情况。这是我第一次违心地没听毛主席的话,因为我的责任实在太重大了,不能不这么做。我叮嘱张处长说,一定要注意缓和警卫形势,你们不要进饭庄,不要在大门口活动,市局领导来了也别露面。

      我迅速赶回饭庄,先到厨房问孙老板:饭菜准备好了吗?他说:准备好了,喝什么酒?我说:不喝酒。

      饭菜摆上桌。毛主席吃了一些羊肉、牛肉泡馍,还吃了些青菜。他有说有笑,兴致很高,还举一些例子开导我们永远不要脱离群众,不要成为高高在上的“官老爷”。

      10点多,毛主席吃完饭,乘车离开饭庄,安全地回到中南海。罗瑞卿、汪东兴、叶子龙及我们警卫人员这才松了一口气。●

      (慈爱民、刘文韬根据孙勇将军口述和其所著《在毛主席身边二十年》一书摘编整理)

    网站编辑:马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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