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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立胸怀沧波共白头——纪念张仃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发表时间:2017-05-19    来源:北京青年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哪吒闹海》(局部)
张仃和机场壁画工作组讨论
《洱海渔家》
《苍山牧歌》
《收复失地》

张仃与毕加索合影

 

    ◎丁东

    张仃生于农历丁巳年(1917年)5月19日,今年是他百年诞辰。张仃先生已经在七年前与世长辞,但他的精神还活着,在当代生活发挥着影响。因为他不仅是一位在漫画、新年画、现代装饰画、国画、壁画、工艺美术设计、书法等诸多领域都有成就的艺术家,还是一位曾经开启过艺术新潮的领军人物。他在1979年主持创作的首都机场壁画,引领了一代新风,推出了一代新人,已经成为改革开放的艺术旗帜。

    引领新风

    首都机场壁画以创新和突破“震惊”世界

    1979年的中国,寒冬刚过,坚冰解冻,出现了万物复苏的契机。这时,艺术领域冒出了新的萌芽。一些原来不出名的青年,聚在一起,推出了自己的无名画展、星星画展。这时,恰逢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新航站楼落成,需要壁画装饰。这个项目和一些青年艺术家的先锋性探索不同,它不是个人的独立行为,而是体制内的群体创作。

    身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的张仃,率领一个创作团队推陈出新,比个人艺术突破的难度更高。在立项之初,他就提出,由中国民航、中国美协和代表中央工艺美院的他组成三人审稿小组,作为终审机构,不再层层上报,层层审批。他把这作为承接壁画工程的先决条件,争取到自主创作的空间,他的团队才有突破清规戒律的可能性。

    张仃组织了50多位老中青画家和学生,夜以继日地工作了八个月,完成了《森林之歌》、《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科学的春天》、《巴山蜀水》、《白蛇传》等一批作品,其中包括他创作的《哪吒闹海》,总面积将近500平方米。机场壁画的艺术风格,既不同于人民大会堂,也不同于军事博物馆,更不同于“文革”以来流行的假大空的政治宣传画风,而是展现了一种开放的时代精神和浓郁的民族风格,表现出敢于追求形式美感的新风。

    该组壁画一亮相便惊动了国内和国际舆论,对中国美术界的精神解放,乃至整个文艺界的精神解放,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时,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壁画成为各界争相参观的热点。其中,袁运生创作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有傣族少女沐浴的画面,首次在公共场合展示了人体美,引起巨大争议。

    一位有关领导出面让张仃说服袁运生给傣家少女穿上衣裤,张仃说:艺术家有时也是十分脆弱的,否定一幅作品并不难,而肯定一幅作品却需要付出大得多的勇气和胆量。他还给这位领导讲了文艺复兴时期教皇指定两个画家给米开朗基罗的《末日审判》的男女裸体“着装”的故事,意在不要重蹈覆辙。后来邓小平到机场参观壁画,对这幅作品作了肯定性的表态,作品才保持了原貌,但十年后才面向社会开放。当时,舆论更多地围绕袁运生聚焦,其实,张仃为什么能够率领包括袁运生在内的团队,在诸多层面做出创新和突破,才是更有意味的问题。

    回顾张仃的经历,就会发现,他在那个历史的节点上率众开启艺术新潮,并非偶然。

    两进延安

    艾青评价:张仃到哪里,摩登到哪里

    张仃是辽宁黑山人。15岁考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中国画系,当时家乡东北三省已经沦入日寇之手。他性情刚烈,与两个同学组成“三C战地宣传队”向东北军宣传抗日。接着又开始漫画创作,参加左翼艺术家联盟。

    1934年,张仃被宪兵抓捕,以危害民国罪判刑三年半,因年龄不够18岁,改押苏州反省院。一年后,张仃被同学保释出来,居住南京,靠给杂志社画漫画谋生。他的漫画内容针砭时弊,艺术上受墨西哥里维拉、珂弗罗皮斯,德国格罗斯、美国格罗拜等画家影响,夸张变形,画风十分强烈。“卢沟桥事变”后,张仃画了一幅漫画《收复失地》,用木刻方式印出来,发表后影响很大,张仃在画坛已经崭露头角,自成一家。

    1938年,张仃来到延安,先在鲁艺担任美术教员,那里缺乏开明的空气。他五年前看过一本毕加索画册,为之震撼。美术系领导知道张仃喜欢毕加索,有一次故意杀一只鸡,指着地上的鸡血说:这就是毕加索!我一天能画几十幅。张仃买牛肉炖了请朋友们来吃,有人又说他是“拉拢人,和组织争人”。他和诗人塞克、歌唱家杜矢甲气味相投,三人的打扮与众不同,塞克自己拿粗土布做成套头立领的哈萨克衬衫,在山上弄个树枝,做成手杖,总拿在手里;张仃穿着一件皮夹克,一双高筒靴,打扮得像普希金;杜矢甲总穿着张仃拿破毛毯子给他做的一个披风,当时被称为“延安三大怪”。

    1940年,张仃到重庆,想创办《新美术》杂志,赶上皖南事变,计划泡汤。他带着艾青等艺术家,重回延安。他不想留在鲁艺,来到丁玲主持的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 “文抗”风气比较自由,他与萧军等人办起了作家俱乐部,设在半山上的一座破房子里。萧军到处化缘,中共领导人都给出了钱。他们用化缘的钱,买来土布、牛毛毡子、麻袋片和一些旧木头,由张仃设计,壁灯是用筛面的箩,切上一半,钉在墙上的,里面点上煤油灯,光线很柔和;用粗白土布围成一个圆形做酒吧台,帘子从中间分开。俱乐部的徽标是火苗中的一把钥匙,象征普罗米修斯盗来天火,给人间带来光明。俱乐部除了酒吧,也有舞池。张仃在俱乐部还办艺术展览,有复制的印象派、野兽派、抗战木刻、抗战漫画等。作家俱乐部很快成为延安的艺术中心。

    “文抗”解散后,张仃又到青年剧院担任美术设计。后来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每年冬季都要搞大生产成果展示会,张仃成了展示会总设计。他用好多张纸拼接起来,画一幅大生产运动的宣传画,沿着展示的路线挂起来,这可以看作张仃壁画的特殊尝试。张仃的设计大气、质朴,别具魅力。美军观察组和中外记者团参观后惊叹,边区竟然有如此别致的展示。艾青说:“张仃到哪里,摩登到哪里”。这句话成为大家的口头禅。

    张仃到延安多年,却没有入党。他说:“延安七年,我一直未入党,心里一直很矛盾。觉得自己是个散漫的艺术家,不够格,入了怕给党添麻烦。有一次华君武来找我,问我要不要入党,我就说,我宁做一个党的长期同情者,也不做短期的布尔什维克,我还举了鲁迅的例子。我不肯入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延安特别是鲁艺时,一直受到党内某些‘左’爷的打击,心里憋着一股气。”张仃是抗战胜利后才入的党。当时要撤离延安,组织上说,延安的干部要派到各地工作,不是党员,工作起来十分困难。他才要求入党。当时他在延安印刷厂,厂长和书记都是正派豪爽之人,支部立刻通过了他的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张仃承担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设计了政协会徽,还参与了国徽创意。作为党员艺术家,使他在中外文化相对隔绝的年代,有机会走出国门看世界。1950年代,他多次担任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不但去了苏联和东德、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也去了法国、瑞士、意大利。他的设计,展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让外国人刮目相看。他也趁工作之便,接触了大量欧洲古典和现代的艺术原作,亲身感受了世界艺术潮流的变化,这让国内那些美术同行羡慕不已。董希文就对他说:“张仃,我真想给你当助手,去趟法国,看看世界名画。”在那个时代,董希文即使创作了《开国大典》,也没有出国机会。

    毕加索之缘

    华君武概括张仃为“毕加索加城隍庙”

    张仃年轻时就喜欢毕加索。1956年赴法国主持巴黎国际博览会中国馆设计,这时正好有一个侯德榜率领的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到法国访问,文化部让他加入该团,他主动提出,增加拜访毕加索的内容。毕加索比张仃年长36岁,他开创了立体主义绘画运动,在雕塑、舞台设计、文学、音乐、舞蹈等领域均有创造,当时的影响在全球首屈一指。他是西班牙人,因反对佛朗哥独裁政权,一直旅居法国。毕加索是法国共产党员,法共与中共关系正常,所以张仃的建议得到采纳。

    张仃在法国坎城的海滨别墅和毕加索见了面。虽然由于翻译水平所限,无法充分交流,但艺术可以超越语言。张仃想送毕加索两张门神木版年画,被同行的政工干部阻拦,只同意他送给毕加索一本木版水印的《齐白石画集》,画集引起了毕加索极大的兴趣。毕加索回赠张仃一本刚出版的画册,拿起红蓝铅笔,照着张仃的名片,在扉页写上“张仃”两个中文字,其中“张”是蓝色,“仃”是红色,又画了一只衔着橄榄枝的和平鸽,签了自己的名字。张仃还邀请毕加索到中国看看。毕加索回答说:“年纪太大了,怕到了中国后,又有一个大变化,自己会受不了。”当时中国政治上可以接受毕加索,在艺术上则排斥现代派。直到八十年代,现代派艺术姓资姓社,还引起过巨大争议。但张仃在1960年代到云南采风后,就尝试创作了《苍山牧歌》、《洱海渔家》、《哈尼族女民兵》等具有现代派倾向的绘画,展出时引起了一场风波。

    华君武曾把张仃概括为“毕加索加城隍庙”。前者指现代派,后者指民间艺术。张仃长期钟情的现代派艺术和民间艺术,多年被视为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的糟粕,受到压制。在首都机场壁画创作中,这两种被排斥多年的元素都被时代的主题激活,重新登堂入室,自然让人耳目一新。中央工艺美院是1957年成立的,建院时张仃就是副院长。“文革”中他受到冲击,九死一生,这时已经重返领导岗位。他受命主持壁画的总体设计,便重招旧部,让失散在各地的学生重聚他的麾下。没有长长的革命资历,当时难有资格担任这样的领军角色;但有同样资历的老人,又未必有张仃的创新冲动和包容精神。张仃领衔机场壁画,可谓历史的机缘遇到了早有准备的人。

    张仃晚年的创作转向焦墨山水。焦墨是中国画的一种特殊笔法。墨比较干,只有很少的一点水分,又叫枯墨。焦墨的意境古朴苍凉,高贵绝俗。这种画法发端于明代程邃,近代有黄宾虹继承,留下一批焦墨册页。“文革”后期,张仃经历了人生的绝境,觉得焦墨特别适合表达自己的心境和思考,开始尝试以焦墨画山水。进入1980年代,他的焦墨由小品而巨制,超迈前人,独步画坛。《巨木赞》、《昆仑颂》等杰作,大气深邃,历史的沧桑感和深刻的悲剧意蕴令人震撼。

    结识张仃

    一部鲁迅全集,永远在他手边

    我认识张仃先生很晚。进入新千年,中国争议现代派艺术是是非非的硝烟早已散去。当代世界的各种艺术流派已经纷纷在中国内地亮相。张仃也离开了工艺美院的领导岗位,告别了都市的喧嚣。

    2003年秋,北方工业大学胡作群教授来电话,说张仃夫人灰娃和他是北大俄罗斯文学系的老同学。张仃、灰娃夫妇对我编著的一些书很感兴趣,想和我认识一下。能够结识张老夫妇当然是一件乐事。于是,我们夫妇和胡作群教授一起到张仃家做客。

    张仃家位于北京门头沟区一处林场的半山上,是一座二层小楼。进门后,张老和我们热情握手。灰娃介绍,张老原来在城里的房子只有80多平米。方毅曾批条子,让他住进南沙沟副部级的公寓楼。张仃说,还得找人联系,我也不知道到哪儿找人?工艺美院说,你把条子给我们,我们给你要去。张仃说,条子丢了。

    张仃喜欢山,当时有一群美术学院教授和这家林场联系在这里建房。于是张仃也在山间林场为自己设计了一处新居。建房过程中,张仃手里也没有什么积蓄。有人看中了张仃字画的价值,让他以作品作为建房的费用。

    张老当时已经87岁,听力有很大障碍。他不愿意戴助听器,却十分专注地看我们谈话。夫人灰娃时而在他耳边扼要地转述。从他的表情中,可以感受到他对各种思想文化动态的浓厚兴趣。张老的座位前面放着一个小桌,堆满了他正在阅读的书。灰娃说,现在思想界关注的书他都看,比如顾准、李慎之。还有从网上下载的文章。当然,还有一部鲁迅全集,永远在手边。

    张老夫妇留我们吃饭后,还送给我们两件珍贵的礼物:一是刚刚出版的画册型传记《大山之子》。二是张老为我们写的篆字横幅:“冰轮横海”。冰轮,就是月亮,每当看到这幅字,我们就想起,那天是农历癸未年的中秋。

    以后,我们每年都要去看望张仃夫妇二老,有时吃了午饭又谈,一直到吃晚饭。和张老接触的几年中,总共也没有听到他说几句话。他就像一座沉默的大山,安详地立在那里。然而,我们却能感受到他内心的热度。他十几岁就坐过国民党当局的反省院,从抢救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他都受过伤害。“文革”初期,儿子张郎郎因为议论江青,和遇罗克关进同一牢房,遇罗克遇难,张郎郎幸存。面对坚硬的石头,大江健三郎说他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张仃也是这样的人。他总是怀着一颗同情心,爱才惜才,帮助那些受到伤害的人。

    有一位中年艺术评论家,因为参与一部电视片失去了公职。这时中央工艺美院已经并入清华大学,张老出面与校方多次交涉,希望校方接受这位中年评论家到工艺美院任教。当时我和李锐做口述历史。李锐家客人多,门庭若市。张仃和李锐同龄,又同为老延安。他说,李锐如果需要安静的环境,欢迎到自己家里来口述历史。张仃夫妇很欢迎我们去做客。灰娃说,他的学生都不敢向他要字,他是真的喜欢你们。有一次我帮助一位老先生出书遇到非难。张老专门手书两幅篆体字:“万象立胸怀”和“滄波共白头”,落款“辽西八十九叟”,灰娃老师特意裱好送给我们,以示安慰,使我们非常感动。

    当年设计国徽的时候,以天安门形象为主体是张仃的创意。媒体提到国徽设计的往事,一度只提梁思成、林徽因,而不提张仃。有人劝他出面争一争。他却表示,我争它干什么。他那沉默的身影,像一座大山,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供图/丁东

网站编辑:穆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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