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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40年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历程
    发表时间:2018-07-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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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建平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风云变幻,40年砥砺奋进,国家和社会发展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也实现了进步性变迁。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40年,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可分别概括为“新时期”“新世纪”和“新时代”三个阶段,有着各自的特点。

     

      40年文论是从“新时期”文论开始的

      我们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并将发生在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重要的时间节点。然而,如果给这40年文论确立一个起点,应该从更早的一个事件开始。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这封谈诗的信,原本确定刊登在《诗刊》1978年第1期上,《人民日报》提前发表,以示重视。在这封写于1965年的信中,毛主席提到“诗要用形象思维”。

      此前,在20世纪的50年代到60年代,理论界围绕艺术创作是否要用“形象思维”,曾展开热烈的讨论。这一讨论终止于1966年。这一年的5月,一位名叫郑季翘的文化工作干部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批判“形象思维”的文章。据说,该文在1966年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表扬。此后,整整11年的时间,“形象思维”的观点就无人提起。在这个时候,重提“形象思维”,并发表毛主席肯定“形象思维”的信,具有特殊意义。在一个“两个凡是”与“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两种观点激烈交锋的关键时刻,毛主席书信手迹的发表,摘去了套在人们头上的紧箍咒。

      在那个特定的背景下,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成了“新时期”文艺的进军号角。在同一期的《诗刊》上,刊登了一个座谈会记要,题目是《毛主席仍在指挥我们战斗》,取这样一个标题,就将“形象思维”的讨论纳入到当时正在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战略部署之中。

      这封信的发表,在文学艺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同一期的《诗刊》上,发表署名文章的有林默涵、臧克家、李瑛这些著名的理论家和诗人。此后,文艺界、美学界和其他人文社科界的许多人士都加入进来。在这场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起了重要的作用。文学研究所的蔡仪、哲学研究所的李泽厚都连续写了多篇文章。由钱钟书、杨绛、柳鸣九、刘若端、叶水夫、杨汉池、吴元迈等许多重要学者倾全力参与编译的《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一书,共50万字,并于1979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推出。

      “形象思维”的讨论,启动了上世纪80年代初年的“美学热”,也推动了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以及种种创作方法和手法的新探索,造就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繁荣。文艺是时代的报春花,文艺上的新观念、新运动、新思潮,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起到了引领潮流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理论界出现了一系列的讨论,如:马克思《19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讨论、“人性与人道主义”的讨论、“新方法论”的讨论。此后,结构主义、新批评、读者反应批评,以及哲学上的一些新的流派,陆续被引入并运用到文艺理论与批评实践中。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国外人文社会科学,其中包括国外美学著作和文论著作的翻译大潮,有不少译丛问世,许多国外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著作被译成了中文,对中国文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引进的意义,当然是积极的。众多的翻译著作,给国内的文论界带来了新的知识和视野,使国内的学人大开眼界。这些理论热潮,与当时蓬勃发展、硕果累累的新时期文学相互呼应,推动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今天重新思考这一段历史时,我们常常会这样形容:这是一个充满着青春朝气的时代,有着青春期所特有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有着对新的学术观念和方法的渴求,也有着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青涩、躁动和粗放。在新的热潮不断出现的同时,一个又一个曾经风行一时的流派、观点和人物也在被不断宣布过时。

      新理论像走马灯一样的转换。这种状况的积极意义是,中国文论界开了眼界,思维活跃,突破了过去僵化的体系;而不足的一面是,新理论、新名词层出不穷,不断地追新,让人无所适从。更严重的是,这种只引进,不消化,不断追逐时尚学术思潮与生涩的新名词术语的做法,促成了理论与文学实践加速脱离的倾向。

      当然,任何脱离文学活动实际的理论,都不可能产生实在的效果。如果要问这一段时间的学术引进,所形成的最深远的影响是什么,那么仍然是集中在语言学之上。语言学方法的使用、文本中心主义,成为那个时代的主导理论。由此形成声势浩大的“向内转”潮流:过去的文学研究偏重于时代、政治、意识形态,而此时一种回到文学本身的趋势,通过各种方式体现出来。

      (责任编辑:赵丹阳)

    网站编辑:王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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