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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云雷:优秀通俗文艺可成经典
    发表时间:2018-07-24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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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既有文学类型敢破敢立、锻造通俗文学历史厚度、高扬精神价值,这或是金庸小说对当前通俗文艺的启迪——通俗不是借口,通俗一样可以成为经典。

      前不久,《射雕英雄传》三部曲英文版第一卷面向全球出版发行,年届94岁的金庸又一次引发关注。经过这么多年,金庸作品在赢得几代人捧读同时,在国外亦有众多读者,其原因值得我们深思。特别是对方兴未艾的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通俗文艺来说,金庸作品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具有重要启示。

      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一个古老类型,从《史记·刺客列传》到《虬髯客传》再到《水浒传》《三侠五义》,中国武侠根脉绵延不绝。近代以来涌现出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王度庐、赵焕亭、郑证因等众多武侠小说名家,香港新武侠小说正是在此脉络上别开新枝,出现了金庸、古龙、梁羽生等大家。金庸最重要的贡献是汲取古今中外文学滋养,对武侠小说这一传统文学类型进行现代改造,凭借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新武侠小说“集大成”。

      传统武侠小说大多篇幅短小,即使有长篇如《水浒传》《三侠五义》等,某种程度上也是短篇故事的连缀,在结构上不是很讲究,但从近代开始,武侠小说开始注重布局、结构与线索,这在金庸小说中达到一个高峰。我们读《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天龙八部》,会进入一个峰峦叠嶂的武侠世界,其构思之精巧、线索之众多、布局之严密,令人叹为观止。金庸不仅在形式上对武侠小说进行革新,也在小说主题上融入很多现代观念。传统武侠小说主题限于武侠精神、“替天行道”、江湖与庙堂等,但在金庸小说中出现现代个人观念(如郭靖的成长)、现代爱情观念(如杨过小龙女之恋)以及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如乔峰的家国意识),对于武侠精神,金庸也将之从个人武力、侠义拓展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做出新的理解与诠释——正是这种面对既有文学类型不循旧路、敢破敢立,用新观念和新视角激活更多可能性的艺术魄力,使金庸小说汇聚此前武侠小说历史脉络于笔下,汲取所长,自成传统,在武侠小说史上奇峰突起。此后的武侠小说或正面继承,或反向叛逆,或借鉴其一点而发扬光大,或学习其一处而自成风格,多受其影响。

      类型的“集大成”之外,金庸创作另一经验体现在锻造通俗文学的历史厚度上。虽然当下有不少网络文学写作者奉金庸为“祖师爷”,但他们或者一味架空历史、飘渺于九霄云外,或者打着虚构名义随意编造,恐怕不会为金庸所认同。与还珠楼主的仙侠、古龙的浪漫化叙述相比,金庸的小说更具现实感与历史感。无论是郭靖、杨过,还是乔峰、韦小宝,都生活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具有触手可及的真实感,他们的身世遭际也更能牵动读者。金庸调动起历史,同时不拘泥于历史真实,而是在历史素材基础上开拓出一片江湖天地,融入浪漫瑰丽的想象,创造出一个独属于他的武侠世界。可以说在历史与想象之间、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在技术与艺术之间,金庸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这条艰难的道路,金庸将之走成了通向经典之路,他那厚重而轻盈、现实而浪漫的艺术世界不因时间流逝而褪色。

      通俗文艺之所以吸引人,就在于它契合或唤起人们的潜在欲求。人的欲求有高下之别,通俗文艺也有高下之别。武侠小说中不乏渲染暴力、血腥、色情之作,金庸小说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他超越低层次的博人眼球之举,唤起并且提升读者心中的精神向往,因而雅俗共赏,赢得广大读者——金庸小说受到几代读者欢迎,这种欢迎不仅是文学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他小说中的精神文化气质深深吸引并且滋养着读者。比如侠义是中国人的理想人格之一,金庸小说就彰显这种侠义精神,并将这一民族无意识以现代方式呈现出来,塑造出众多风采各异的大侠,成为读者雅俗共赏、心向往之的文学符号。这种对精神价值的高扬、对文化意义的追求或许是金庸小说对当前通俗文艺的最大启迪。

      金庸作品好看却难学,因其通俗不是一味向下的“流俗”,而是穿透历史与现实、净化欲求与精神的“通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金庸的通俗以广博的学识做根底。他一直对治学充满兴趣,2010年以86岁的年龄于剑桥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其作品中深厚的人文学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方面来自孜孜不倦的求学态度,另一方面来自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金庸小说曾两度修订。自1955年于香港《新晚报》连载《书剑恩仇录》开始,至1977年于《明报》刊载完《鹿鼎记》为止,报上的连载或结集成册的金庸小说,统称为“旧版”,其后,金庸以10年时间细细修订旧版小说,出版“新版”金庸作品集。此后数十年尽管对外宣称封笔,金庸却没有停止检视自己的著作:从2000年至2006年,历经7年的再次修订,最新版金庸小说终于面世。这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亦值得今天的通俗文艺创作者学习——通俗不是借口,通俗一样可以成为经典。

      (责任编辑:赵丹阳)

    网站编辑:王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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